“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对沿线国家的贸易增长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务实合作已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早期成果。本文利用1996-2014年期间的中国海关数据库并结合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对"一带一路"倡议是否能促进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增长进行了考察。实证结果发现,"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显著地促进了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增长,且对出口数量增长的影响要大于对价格上升的影响,对异质性产品出口增长的影响要大于对同质性产品的影响,且对非邻国的出口促进效应大于对邻国的出口促进效应,对我国与"一路"国家出口的促进作用大于对"一带"国家的出口促进作用。利用微观数据实证说明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确实有助于提振我国的出口贸易,区分不同类型进行实证拓展更论证了这一倡议的政策针对性。     

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通投资现状及优化策略

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适用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通投资,还适用于海外国家或地区的交通投资研究。在海外投资中,对当地交通投资一般倾向交通硬件基础设施的前期投资,以换取该交通线路经营权的方式收回投资并获取一定收益,投资的方式与方向决定了海外相关交通投资中必然会遭遇一定的政治风险与经营风险,尤其是在政治局势不稳定的国家或地区,政治风险与经营风险的等级比较高。因此,中国企业“走出去”时,需要全面考虑将要面临的风险,并根据风险等级积极制定相应的规避措施,以将投资风险降到最低。     

中国与中亚交通基础设施合作的契机与挑战——基于“一带一路”背景下

中亚是"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重点投资对象,通过对中国与中亚五国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现状进行分析,寻求中国与中亚五国交通基础设施合作的契机,构建中亚交通基础设施的现代化体系。文章从通达度、科技投入、可持续性三个方面说明中亚五国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的前景,即建设高通达度、高技术投入、低能耗的交通网络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中国与中亚五国交通基础设施合作中存在的投资政策、政治风险等,针对风险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助推中国与中亚交通基础设施的密切合作。     

基础设施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

文章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背景,考察基础设施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作用以及传导路径。利用"一带一路"沿线37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采用静态面板OLS和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基础设施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结果显示,基础设施能够显著促进一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人力资本积累、物质资本积累、FDI技术扩散和中间品进口技术溢出的正向效应是基础设施促进一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的主要传导途径。进一步分析发现,基础设施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存在非线性关系,其影响效应呈现"倒U"型。虽然,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已具备一定的规模,但是还存在很大的缺口,总体上尚处在"倒U"型拐点值的左侧。因此,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该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提供外部保障。文章的研究结论为深化"一带一路"倡议,加速中国和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提供参考依据。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对出口结构的影响——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为了考察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本文基于引力模型,分析了2006—2015年中国对54个沿线国家OFDI的出口结构效应,得出OFDI出口商品结构优化效应有限的结论。为了发挥对外投资对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效应,提出加强国家间合作,推动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等政策措施。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与其沿线区域的经济合作日益密切,沿线国家日益成为我国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的重要目的地。为进一步提升我国出口规模和结构、畅通国际大循环,发挥直接投资的出口规模促进效应和出口结构优化效应显得尤为重要。采用57个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从我国直接投资对出口规模和出口结构的影响全面分析其出口效应,结果表明:第一,我国直接投资的出口促进效应和抑制效应并存,效应因国家不同而存在差异,同时在空间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共同特征。第二,我国对沿线相对欠发达国家和相对较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动机存在差异,并导致出口效应存在异质性;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出口结构的优化,而且对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拉动作用更为明显;整体来讲,对相对欠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带来的出口结构优化作用比相对发达国家更为显著。因此,我国未来要在充分考虑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的基础上,精准选择与优化投资方向,采取各种措施充分发挥直接投资的出口促进效应,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中的地位,有效实现内外循环相互促进。     

贸易便利化对双边贸易流量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72个国家2019年的横截面数据,运用贸易引力模型研究贸易便利化对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结果显示,贸易便利化水平每提高1%,双边贸易流量将增加3.634%。贸易便利化水平对双边贸易流量不仅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该指标对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最大。最后提出对策建议,为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增强地区之间的互联互通提供思路。     

续贷限制与出口企业创新——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的经验分析

探讨续贷限制对于出口企业的影响,对于全面认识融资约束的微观经济效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据此,文章立足2007年续贷标准改变这一政策事实,基于中国2000-2015年上市公司数据,就续贷限制对出口企业创新的影响展开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续贷限制不利于出口企业创新的提升,对企业专利申请总数、发明类专利申请数均产生了显著的负面效应。第二,这种抑制作用对不同企业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续贷标准紧缩对出口企业创新的抑制效应会因出口企业规模、所处行业、生产率水平以及要素密集度不同而有所差异。续贷限制对大规模出口企业、制造业出口企业、高生产率出口企业和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文章的研究拓展了融资约束对于企业出口行为影响的认识。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影响因素探究

在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影响因素的理论基础上,采用2006~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22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探讨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服务贸易格局。借助贸易引力模型实证分析经济发展水平、服务业发展水平、服务贸易开放度、地理距离、城市化水平和制度环境等因素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的影响。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关于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发展、提升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和推动中国服务出口的政策启示。     

“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国际经济规则创新

"一带一路"战略是推动亚洲区域经贸合作的顶层设计,也是中国主导、诸多发展中国家合力拓展南南合作的重要环节。"一带一路"战略下的经贸法治化对现有国际经济规则带来创新,包括国际经济规则理念的更新与内容的拓展。"一带一路"战略的国际经济规则创新需要涉及贸易、金融、能源、投资、争端解决等领域国际法路径的完善。同时,"一带一路"战略的国际经济规则创新还需要国内法的先行先试来推进。就中国而言,上海自贸区作为国内经贸法治改革的试验田,为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国际经济规则创新,形成投资、贸易与金融管理法律规则具有重要作用。     

经验、产业集聚与“一带一路”PPP项目的成功率

提高"一带一路"PPP项目的成功率,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意义重大。文章以"一带一路"沿线36个国家和地区的2131次PPP投资项目为样本,系统研究了东道国经验对PPP项目成功率的影响和产业集聚在其中的作用,基于排序模型实证发现:经验与PPP项目成功率间并非简单的线性或曲线关系,其中成功经验与项目成功率成负向线性关系,而总经验和失败经验则成U型非线性关系;产业集聚有助于降低失败经验对项目成功率的积极影响,但在总经验或成功经验的影响中无显著作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认证认可国际竞争力评价

认证认可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称为质量管理的"体检证"、市场经济的"信用证"、国际贸易的"通行证",在提升产品质量水平、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规避双边贸易壁垒、降低贸易通关成本和促进贸易合作与发展方面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选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样本,从服务竞争力、区域竞争力、国际影响力、创新竞争力、基础竞争力等五个维度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认证认可国际竞争力指标体系,考察沿线各国比较优势,研判"一带一路"认证认可格局。结果显示:"一带一路"认证认可格局涵盖卓越型竞争力、潜力型竞争力、成长型竞争力和沉寂型竞争力四个阵营,我国位于卓越型竞争力阵营,在区域竞争力、国际影响力和基础竞争力方面占据比较优势。"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间的经贸合作与双边互认,与蒙古、新加坡、哈萨克斯坦等签署了标准化合作协议,推进产品标准双边互认建设。中国认证认可的影响逐步深入至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其服务能力、服务效果仍具备较大的提升空间。     

“一带一路”数字经济产业聚集发展研究

近年来,合作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越来越多国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领域。数字经济产业聚集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形态,正在对“一带一路”沿线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根据数字经济产业范围的界定,运用空间经济学的思想和方法,围绕“一带一路”沿线67个主要国家和地区所构成的8个区域,以各区域的信息通信技术服务出口额和高科技出口额作为数字经济产业观测变量,从区域不平衡状况、区域空间相关性和局部分布特征三个维度,应用泰尔指数法和空间相关性检验分析沿线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区域不平衡程度以及总体和局部区域的聚集特征。结果显示,沿线数字经济产业发展长期极不平衡,且总体处于低聚集状态,而局部不同区域间的聚集程度差异较大。通过格兰杰检验和相关性分析进一步发现,沿线数字经济产业聚集程度的变化与沿线区域经济密度、区域人均GDP的增长之间存在“引致变化”关系,虽然这种变化关系总体呈正相关,但局部不同区域的相关性差异较大,表明“一带一路”数字经济产业目前已呈现出聚集发展趋势,但由于总体聚集程度较低,对沿线区域经济增长的正向推动作用不足。运用经典的OLS模型和空间SAR、SEM模型,对沿线各区域2007—201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计量分析发现,网络外部性对沿线数字经济产业聚集的影响并不显著,“本地市场效应”外部性仅对沿线信息通信产业聚集影响显著,而制约“一带一路”数字经济产业聚集发展的因素主要来自呈显著负效应的马歇尔外部性、雅各布斯外部性和自然禀赋外部性。“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和国家应进一步加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建设跨区域数字经济产业聚集区,构建高科技产业生态圈,提升国民“数字素养”。我国在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势下,应重视数字经济产业聚集对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国际大循环带来的影响,采取有效措施发挥数字经济产业聚集对沿线区域经济增长的正向推动作用,把区域数字经济产业的不平衡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让“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方共同获利。     

双边关系、制度环境与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的出口创造效应

在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文章通过引入制度环境与双边关系,构建了用于解释OFDI出口创造效应国家异质性表现的理论模型,并以2003～2018年我国对44个"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与出口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对沿线国家的OFDI出口创造效应虽存在,但较小;东道国制度环境对OFDI出口创造效应具有正向影响,但在2010年后则发生逆转;双边关系的改善能进一步提高制度环境对OFDI出口创造效应的调节力度; OFDI出口创造效应在制度环境、双边关系"双优"的国家上表现得最突出;双边关系对制度环境的逆向调节大于顺向调节。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与思考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沿线国家数字经济进入全新发展阶段。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建设,不但可以帮助中国制造走出去,还可以帮助国家国际贸易、经济发展。本文主要围绕“研究背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策略”“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安全保障”这几个方面展开论述,希望明确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方向与趋势,加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步伐。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思考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顺应了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历史潮流,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带来了新的机遇,中国企业也必将成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实施主体和中坚力量。本文结合"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分析了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在基建项目、制造业转移、境外经贸合作区和企业社会责任等方面的优势与经验,以及在营商环境、管理经验、高级人才和投资协调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与挑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The Eurasian Landbridge and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Demand,supply of services and public policy

Rail links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are typically analysed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ocusing on China's economic rise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a–Europe Landbridge predated the BRI and has been market‐driven, as service providers identified and responded to demand for efficient freight services along pre‐existing railway lines. Governments' role was trade facilitating, that is reducing delays and costs at border‐crossing points, rather than investing in hard infrastructure. Service providers responded by linking European and Asian value chains (e.g., in automobiles and electronic goods) and reducing costs for traders shipping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The Eurasian Landbridge provides a case study of servicification as a component of increased trad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