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WTO上诉机构危机:基于仲裁解决贸易争端的角度

近年来逆全球化趋势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多边贸易体制遭遇多重困境。由于美国持续反对发起新成员选任程序,作为WTO争端解决机制重要组成部分的上诉机构面临史无前例的生存危机。本文基于利用仲裁方式解决贸易争端的角度,从三方面探讨如何应对WTO上诉机构危机:第一,将DSU第25条仲裁作为解决成员间贸易争端的替代性机制;第二,对DSU第25条进行适当设计变通,将其作为专家组报告的上诉替代机制;第三,在具有相同意愿的WTO成员间谈判订立诸边《仲裁协定》,使仲裁解决贸易争端系统化和机制化。我国作为进出口双向贸易大国和WTO多边贸易体制的积极维护者,应尽快研究利用DSU第25条"仲裁"进行贸易争端解决,并倡导和引领诸边谈判,发挥在WTO改革和应对上诉机构危机中的积极作用,对全球经贸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国际经贸争端解决路径的新实践及其时代价值——基于WTO上诉仲裁第一案的考察

国际经贸争端解决机制是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保障。然而，2019年年底WTO上诉机构停摆以来，国际经贸争端解决路径正呈现一种分化的趋势，这给争议解决结果带来了不确定性。未来两年将是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十分关键的阶段。2022年7月，“欧盟诉土耳其有关药品生产、进口和销售措施案”首次以临时上诉仲裁的方式成功解决双方经贸争端，是国际经贸争端解决路径的一大突破。一方面，该案首次将临时上诉仲裁争端解决路径应用于实践；另一方面，在审理期限、裁判效率等程序方面回应了此前一些WTO成员对上诉机构裁判实践的质疑。从中长期看，本案以及后续上诉仲裁实践将为部分成员间争端解决提供一种路径选择，关键还在于为WTO上诉机构最终改革方案提供实践测试和参考，这或比匆忙达成一份改革协议更有利于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在WTO争端解决进程中具有历史性意义。     

上诉机构“停摆”之后的WTO争端解决机制何去何从

WTO争端解决机制自生效以来,以其高效的纠纷解决和具有约束力的裁决一直被认为是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力量。尤其是争端解决中设立上诉机制,开创了国际争端解决两审终审的先例,这使得WTO体制下的争端解决与其他国际体制下的争端解决相比,更加凸显其公正性与有效性。然而,由于个别成员的阻挠,上诉机构于2019年12月10日因到期离任的成员不能够及时得到增补而陷于"停摆",无法继续受理上诉案件。上诉机构停止运作会给WTO的争端解决机制走向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不会停止工作,多边贸易体制也不会因此陷入崩溃。     

孰先孰后的困境--先判断是否执行,还是先授权报复?

对于WTO成员方之间诉诸争端解决机构的争端,一旦专家组或上诉机构的报告经WTO争端解决机构（以下简称DSB）通过后,其建议和裁决即对争端当事方有拘束力,争端当事方应无条件接受,然后争端解决就进入了执行程序.根据《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以下简称DSU）,执行所需要的时间可以由双方磋商决定,也可以通过仲裁确定,或者“败诉方”主动执行.然而,在一方声称已经执行,另一方对执行情况不满意的情况下,一方要求DSB授权报复,另一方则要求根据DSU第21条第5款由原先的专家组确定报告是否得到执行,这就发生了是先解决报告有没有执行还是先授权报复的问题.     

论中国如何运用和完善WTO仲裁

以WTO专家组程序及上诉机构上诉审查程序为主流的WTO争端解决机制被视为有史以来最完善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之一。但是在WTO争端解决机制越来越成熟的同时,其使用率却呈现下降趋势。中国作为既是发展中国家又是贸易大国的WTO成员,可以通过自我完善以及提出合理有效的措施来运用和改善WTO仲裁。     

资讯

WTO发布中国原材料出口限制案的裁决报告1月30日,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就美国、欧盟、墨西哥诉中国原材料出口限制措施世贸组织争端案发布裁决报告。商务部条约法律司负责人就此发表谈话表示,中方欢迎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在几个重要问题上支持中方的上诉请求,纠正了专家组此前的部分裁决,包括裁定起诉方专家组请求违反《关于争端解决规     

“WTO上诉机构发表咨询意见”否定论

美国将WTO上诉机构针对解决一项争端并无必要的问题做出的裁决,即不必要裁决,视为咨询意见并持续提出批评,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美国所谓的不必要裁决,既非咨询意见,大多数情况下也并非没有必要。上诉机构必须解决提起上诉的每一个法律问题,澄清WTO现有规则从而为多边贸易体制增加安全性和可预期性。一项裁决对解决争端是否必要,属于上诉机构司法裁量权的范围。上诉机构发表的大多数所谓咨询意见有重要的有效化解和预防争端的功能。     

排除台湾阻扰，张月姣顺利成为WTO上诉机构成员

<正>中国女律师张月姣2007年11月27日被世界贸易组织正式任命为上诉机构成员,这是中国内地律师首次出任世贸组织大法官这一重要职务。WTO上诉机构由7名成员组成,是该组织中负责裁决贸易争端的最高机构。根据WTO的要求,常设上诉机构的成员必须由通晓法     

“后报复”阶段的规则研究与多哈DSU改革方案——以US/Canada-Continued Suspension案为例

DSU规定了实施报复的条件和程序,但对报复实施后的监督和终止却疏于规范。US/Canada–Continued Suspension呈现了"后报复"阶段的各种问题。上诉机构报告对终止报复的条件、解决后报复执行异议的适当程序、有权且负有义务启动程序的争端方等的裁决和诠释,对完善WTO裁决执行机制具有正面的体制性意义,但也因突破了DSU案文和忽视进行中的DSU谈判,被指责为超越权限的造法。多哈回合DSU谈判对"后报复"问题形成的两种改革方案均未全然接受上诉机构报告的结论,而是各自采纳了互不相同的逻辑和解决思路。     

WTO上诉机构有关美国与日本就苹果进口措施争端裁决案述评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于2003年11月26日对日本苹果进口措施案作出裁决,维持专家组的所有结论,日本败诉。此案涉及《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即 SPS 协议)及《关于争端解决程序与规则的谅解》(即 DSU)的有关核心条款的解释和适用,上诉机构的许多分析具有普遍的意义,可能为今后类似案件引用参照。本文对上诉机构报告的法律分析进行了梳理,并以此为基础从在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下措施的维持、风险评估、临时措施、事实审查的客观评估四方面对上诉机构的裁决做了简要评析。     

知识产权国际组织内部争端解决机制述评──基于WIPO和WTO的理论和实践

知识产权国际争端是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和市场交易制度演化的结果。但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知识产权国际组织争端解决制度实际上是对传统国际公法争端解决机制的交叉援引,争端解决方式缺失国际仲裁和知识产权国际组织内部的争端解决程序。90年代后,国际商事仲裁范围的扩大、WIPO的机构改革和WTO的成立促成WIPO和WTO确立了内部争端解决机制,这是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重大发展。在国际争端解决实践中,WIPO和WTO的内部争端解决机制得到了成功的运用。     

非政府组织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制度构建

非政府组织以“法庭之友”身份参与WID争端解决是一种必然趋势。“法庭之友”问题的解决应在维护WTO成员国的主权和尊重司法独立间谋求平衡。对于“法庭之友”事项中的实质性问题的解决应采取契约的模式,各成员方通过谈判的方式协商各方的立场,对DSU规则进行修订,具体程序性的规则由上诉机构进行制定。     

世贸组织争端解决实践中的条约目的解释

世贸组织争端解决实践中贸易规则的目的解释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争端解决机构否认在目的解释与其他条约解释方法之间存在位阶关系,主张各种条约解释方法之间应保持统一和整体性;二是通过目的解释明确了世贸组织法律规则与一般国际法之间的部分与整体关系,强调世贸组织规则与其他国际法部门规则间的相互协调;三是通过目的解释方法的运用,完善和发展了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的程序性规则,强化了争端解决机制的功能。目的解释的正当性决定于它能否被争端当事方及世贸组织成员普遍认同与接受。     

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律性质

WTO争端解决机制被誉为WTO皇冠上的明珠,自其运行以来,既以其专业高效广受赞誉,又因其程序设计的冲突和裁决执行的效果引发批评。将"就DSU的改进和澄清"列入正式议程的多哈回合至今未果。专家组的临时性、争端解决程序透明度不足、补偿和报复的不溯及既往、报复的效果不足等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不足到底仅仅属于技术性的缺陷还是根植于机制自身的法律性质,首先涉及到对WTO争端解决机制法律性质的廓清,同时该问题的解决也是我们进一步了解和更好地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基础。     

The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of the WTO: A Brief History and an Evaluation from Economic,Contractarian and Legal Perspectives

Any rule‐based system has to include a mechanism for the enforcement of its rules and a means for settlement of disputes about alleged violation of rules.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 concluded in 1947, and its successor the World Trade Organisation (WTO) that subsumed it in 1995, embody rules governing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 as specified in various agreements that their members have entered into over time. Naturally, both had a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DSM). It was a primarily political one in the GATT and was transformed into a largely legalistic one in the multilateral agreement that established the WTO. This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y and evaluation of the two DSMs and examines their efficiency based on appropriate criteria. It views them from three alternative and overlapping perspectives: political‐diplomatic, legal‐economic and social. It concludes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unresolved problems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WTO's DSM and the prospects of resolving them in the ongoing Doha Round of mult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s.     

WTO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的运行及中国面临的挑战

贸易政策审议机制是世界贸易组织的三大重要机制之一.中国加入WTO后,在过渡期内世界贸易组织将对中国贸易政策进行一年一审.因此,对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的研究引起了政府和企业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在系统论述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的主要内容及其作用的基础上,对不同发展程度的成员贸易政策审议情况进行了研究.最后,针对中国国情,提出中国应对贸易政策审议的策略.     

WTO贸易救济措施争端解决的绩效分析——基于动态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系统GMM检验

文章在回顾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考虑四阶段WTO争端解决程序,根据WTO争端案例结案时长不等的特点和多阶段策略选择难以量化的性质,建立WTO贸易救济措施争端解决绩效动态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运用系统GMM检验,对WTO贸易救济措施争端解决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积极援引WTO争端解决机制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挽回贸易损失的,尤其是双方在争端解决过程中达成的磋商解决、请求专家组中止工作、相互满意解决或者败诉方执行WTO决定等均对申诉方出口贸易具有促进作用;尽快结案将有利于申诉方,而WTO争端解决案件的持续时间越长,越不利于申诉方。     

加入WTO十周年:中国参与争端解决机制的宏观问题和应对之策概析

2011年是中国加入WTO十周年。在过去10年中,中国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逐步深入,当前已成为主要参与者,成绩来之不易。在此过程中,中国不仅需处理具体案件中的问题,还不断面临一些制度层面挑战。本文从认知态度、能力建设、政企互动三个方面考察了中国在加强参与和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方面所可能面临的一些内部宏观性问题、采取的应对之策、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     

试析WTO争端解决机制

WTO自建立以来,其争端解决机制为多边贸易体制的有效运转提供了重要保障,对国际贸易争端的顺利解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是在GATT争端解决机制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有着诸多不可比拟的优点,但同时不可避免地继承和包含GATT争端解决机制"先天性"的不足,其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从具体的规则程序到实际运行的效果和作用都还存在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