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效率——基于Malmquist指数和系统GMM的实证分析

文章首先采用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1999～2009年中国省际经济增长效率进行了测算,并运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分析了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显示,中国省际经济增长效率基本上处于低效率水平,但表现出逐渐改善的态势,技术效率是目前推动经济增长效率增长的主要源泉;当期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效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旅游发展滞后一期则对经济增长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效率影响呈现出非线性“U”形关系;基础设施和产业结构升级滞后一期在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效率影响过程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旅游发展会影响居民消费吗?——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文章构建了两个衡量旅游发展的代理指标,运用动态面板数据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旅游发展、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在中国整体层面上,旅游发展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关系,然而这种正向关系的影响效应较小;旅游发展滞后项并不显著,意味着旅游发展对居民消费促进作用的动态持续效应并不明显,导致在一定时间段内旅游发展对居民消费呈倒U型的影响关系.在区域层面上,东部地区旅游发展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关系;中部地区同样存在上述正向影响关系,但估计结果显示这种关系并不十分稳健;西部地区旅游发展对居民消费影响关系则不显著.针对上述问题,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四川省旅游产业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正>旅游业的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此背景下，文章通过构建四川省21个市2010—2020年的平衡面板数据，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四川省旅游业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四川省旅游产业发展可以在促进城乡居民增收的同时缩小城乡差距，同时旅游产业发展对于城乡收入的影响是多期的叠加结果，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此外，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和政府财政支出的扩大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改善有着积极作用。对此，文章在最后提出提高新型经营主体在发展旅游产业中的地位、加强政府旅游规划指导、推进文旅融合等建议。     

数字技术驱动下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系统梳理数字技术、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基础上,以2013—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综合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面板分位数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验证了“旅游导向型经济增长假说”,并随着经济增长,旅游发展的正向经济增长效应逐渐显著;数字技术同样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并随着经济增长,数字技术的经济增长效应呈现先抑后扬的U形关系;从技术赋能视角来看,数字技术显著正向调节旅游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此外,在不同旅游发展类型、不同地区,数字技术调节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异质性。     

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一直是旅游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研究目的旨在经验考察TLGH在中国的成立性以及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首先对国外相关研究文献与国内旅游发展特征事实进行了简单引述,并在此基础上,基于1999-2009年中国省际面板平衡数据,采用多种精细前沿性计量经济方法实证检验中国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过程.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效应,这一研究结论在经过4种敏感性分析之后依然稳健;未考虑内生性之前,中国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存在被低估现象,且最低影响效应大致处在0.0186～0.0354之间,当克服内生性之后,影响效应纠正为0.1519.     

收入与出境旅游率的非线性关系——基于门槛面板模型的实证证据

在各种有关出境旅游市场影响因素的研究中,收入水平与出境旅游的关系存在着显著的争议。文章判断二者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关系,且因国家而异。该研究引入门槛回归模型,以世界95个国家和地区为研究总样本,并按照面积大小划分为3组,利用其1995~2011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出境旅游率、年龄结构、教育水平和就业水平数据,对收入和出境旅游率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1)各样本中,收入与出境旅游率均呈显著非线性相关。(2)样本不同,收入门槛值的数量和位置不同,促使出境旅游快速发展的收入门槛值也不同。说明国土面积对收入与出境旅游的关系具有潜在影响。(3)各控制变量总体上对出境旅游率具有正面影响。(4)中国出境旅游实际表现超过理论基准,处于快速超前发展的阶段。以上研究结果可以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判定出境旅游的发展阶段及制定合适的旅游政策提供依据。     

人口特征对居民出境旅游目的地选择的影响——一个基于TPB模型的实证分析

2012年,中国已跃居世界出境旅游市场第一大国地位.中国居民出境旅游消费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但鲜有文献关注中国居民出境旅游目的地选择个体差异问题.该研究以西方经典的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创新性地将人口特征变量引入TPB模型,采用全国性大规模调查数据,对TPB模型在中国情境下居民出境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研究的适用性进行检验的基础上,重点对人口特征在行为意向与行为关系中所起的调节作用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TPB模型对中国情境下居民出境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问题具有很好的解释力;(2)以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为代表的人口特征在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意向与选择行为之间起显著调节作用;(3)居民对旅游目的地态度作为人口特征影响目的地选择意向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研究不仅为中国出境旅游组团社经营出境游产品提供理论依据,而且为旅游目的地国家针对中国市场制定营销策略提供决策参考.     

政府信任、新冠风险感知与居民旅游支持度——以旅游地社会责任为调节变量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旅游地面临恢复旅游发展与疫情防控的双重压力。居民作为旅游地核心利益相关群体之一,其对旅游业的态度是影响旅游业恢复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以居民政府信任、新冠风险感知为前因变量,以旅游地社会责任为调节变量构建了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居民旅游支持度模型,并选取边境城市博乐市居民为调查对象,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对本研究所构建的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居民政府信任对旅游支持度有直接正向作用,也能通过降低居民的风险感知间接正向影响居民旅游支持度;（2）旅游地社会责任对居民政府信任和风险感知之间的关系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即居民旅游地社会责任感知会强化居民政府信任对风险感知的负向影响;（3）旅游地社会责任对居民政府信任和旅游支持度之间的关系调节作用不显著。研究表明,政府信任是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居民支持旅游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且旅游地社会责任会强化这一因素的重要性。     

旅游业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门槛效应——基于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旅游业会通过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产生非线性影响,但尚缺乏相关经验证据.文章基于1999-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以旅游业发展水平作为转换变量,采用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PSTR),对旅游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旅游业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效应,旅游导向型经济增长假说在中国真实有效;旅游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存在非线性的旅游业门槛效应,旅游业发展水平与旅游业经济影响效应显著负相关.随着旅游业发展水平的提高,旅游业经济影响效应处于高机制,当旅游业发展跨越门槛值之后,旅游业经济影响效应处于低机制,旅游业发展会弱化其对经济增长正向影响的边际效应.因此,可通过优化旅游产业结构和强化经济增长其他决定因素对旅游业的外部性效应,来保持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稳定持续贡献.     

旅游流量、旅游构成与西部地区贫困减缓

文章利用2000!2010年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从旅游流量及旅游构成两个方面对旅游发展与西部地区贫困减缓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旅游流量与贫困减缓之间呈"U"形曲线关系,存在门槛效应,只有越过门槛值,旅游流量对贫困减缓才会产生积极作用;游客平均停留天数及旅游收入对西部地区贫困减缓有显著正向影响;国内旅游比入境旅游对西部地区贫困减缓效果更显著;吃、住、行、游和娱乐对西部地区贫困减缓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旅游购物与当地贫困减缓之间却存在负向关联。(2)同时,实证数据也证实了持续的经济发展是西部地区贫困减缓最为稳健的动力和源泉。(3)最后对发现结果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民族村寨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对旅游支持行为的影响异质性研究

基于认知—情感—行为动态变化视角揭示旅游支持行为形成机制是新的研究探索。文章以不同旅游生命周期阶段的民族村寨居民为研究对象,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旅游影响感知、地方依恋对旅游支持行为的影响异质性。研究表明：不同旅游发展阶段旅游积极感知对旅游支持行为的正向影响无显著差异,但旅游消极感知对旅游支持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不同旅游发展阶段旅游积极感知和消极感知对地方依恋的影响均存在显著差异,地方依恋对旅游支持行为的正向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不同旅游发展阶段的地方依恋在旅游影响感知和旅游支持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存在显著差异。     

旅游业会影响城镇化经济增长效应吗?——基于中国的实证检验

城镇化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力,主要在释放需求和创造供给方面对中国经济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然而,传统城镇化模式由于面临诸多约束,已经逐渐开始不符合现代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与此同时,随着旅游业发展规模和方式的提升与转型,旅游业引导的城镇化建设模式,不仅可以有效挖掘城镇化建设潜力,并且也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型机制.因此,文章首次将旅游业纳入城镇化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框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旨在实证检验旅游业发展是否对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调节作用.文章采用中国1999—2014年的省际面板平衡数据,通过引入旅游业与城镇化变量的乘积项,运用多种面板数据计量方法实证检验了旅游业发展对城镇化作用中国经济增长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不仅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且旅游业对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还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旅游发展、空间溢出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针对传统经验研究文献忽视空间相关性而导致的研究结论偏颇问题,文章采用经济学较为前沿的空间面板计量方法,利用中国30个省份1999~2009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旅游发展呈现出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具有显著空间集聚特征,大部分省份处于高-高和低-低类型区;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传统面板回归模型没有考虑空间相关性,高估了这一作用;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并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中国旅游消费函数实证研究——兼与周文丽、李世平商榷

消费函数是决定消费行为的函数,即消费与其决定因素之间的关系的数学描述。近年来,很多学者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对中国消费函数进行了大量研究。然而,却少有针对旅游消费函数的研究。周文丽和李世平以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为支撑,应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构建我国的旅游消费函数模型,对我国城乡居民国内旅游消费与收入之间的数量关系进行较为深入的对比分析。但是,周文在实证检验的过程中误用了E-G两步法的临界值,得出的结论不能使人信服。对此,文章使用1994~2010年的年度数据重新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中国居民旅游消费和当期收入之间不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基于绝对收入假说构建的旅游消费函数不能解释中国居民的旅游消费行为。(2)农村居民的国内旅游消费行为通过了持久收入假说、合理预期的动态消费函数以及滞后调整的动态消费函数的实证检验,而这些消费模型的内在一致性说明,农村居民的旅游消费决策是由其持久收入决定,由于医疗、教育、养老等问题无法得到妥善解决,使得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和预期收入水平下降,从而导致其旅游消费偏低。(3)城镇居民的国内旅游消费行为无法满足西方经典消费函数模型,一个原因在于旅游消费行为依靠闲暇时间,而城镇居民的闲暇时间受到严格的制度约束,在带薪休假制度无法有效实施的前提下,更多依靠公共假期。文章将闲暇时间这一变量纳入旅游消费模型,发现闲暇时间的增加有助于城镇居民国内旅游消费的提高。在这些结论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乡村旅游景观认知对重游意愿的影响——基于目的地依恋和游客满意度的链式多重中介效应分析

<正>文章以广东省乡村旅游游客为研究对象，基于“认知—情感—行为”理论和自我调节态度理论，构建目的地依恋与游客满意度的链式多重中介模型，研究乡村景观认知对重游意愿的影响，使用自制量表收集数据，应用SPSS 26和AMOS 24软件对研究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乡村景观认知对重游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2)乡村景观认知正向影响目的地依恋，目的地依恋正向影响重游意愿；(3)乡村景观认知正向影响游客满意度，游客满意度正向影响重游意愿；(4)目的地依恋和游客满意度在乡村景观认知与重游意愿之间存在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文章深入探究游客旅游行为动机和心理机制，可以为制定乡村旅游营销策略提供理论基础，有利于提高乡村旅游服务质量。     

中国城市居民旅游需求差异分析

旅游需求分析是旅游开发的基础。旅游需求差异分析有利于认识旅游市场特征。本文认为差异问题可以转化为分类问题，于是利用人工神经网络的Kohonen网络对中国39个城市居民的旅游需求分类，然后考虑了收入、旅游消费占收入的比例、区域旅游供给强度和交通条件4个因素，对各个类型的城市居民旅游需求特征信息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得到的认识是：(1)从出游率和消费两方面衡量中国城市阃居民的旅游需求的确存在类型差别，并且在不同程度上与人均收入有相关关系。(2)人均收入与旅游需求存在相关性，但是不同地区(城市)的人均收入只影响其部分旅游需求。     

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检验

<正>数字经济为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对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作用。文章通过收集2011—2021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分别测度了数字经济和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水平,并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和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数字经济不仅直接促进旅游产业发展,还通过创新对产业增收产生积极影响;数字经济与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数字经济影响本地的旅游产业,同时对周边地区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旅游资源禀赋与旅游经济的空间错位及其时空演化——基于长三角的实证研究

旅游资源对旅游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在区域旅游发展中,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以长三角地区为例,结合旅游资源丰度指数、旅游经济指数等,分析旅游资源丰度与旅游经济空间错位情况。宏观层面上,重力模型揭示了旅游资源、国内旅游收入和入境旅游收入三者重心东南—西北—西北的偏移趋势。在微观层面上,在A级景区与国内旅游收入方面,上海为无明显错位,江苏为正错位,浙江由正错位转向负错位,安徽为负错位;A级景区与入境旅游收入方面,上海为正错位,其余三省为负错位。此外,通过旅游经济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揭示空间错位动态演化的内在影响要素。     

中国旅游全要素生产率差异与收敛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非参数DEA—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了2001～2009年中国省际旅游全要素生产率,并进行生产率指数分解,对中国旅游全要素生产率时序变化和区域差异进行了分析,之后又利用经济增长收敛理论对中国旅游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盯和口收敛性检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旅游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12．7％,其中,技术进步创新率为6．7％,技术效率增长5．6％,技术进步是中国旅游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中国旅游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时空差异性;中国旅游全要素生产率并不存在显著矿收敛和条件18收敛,但存在显著绝对卢收敛,说明中国各地区旅游全要素生产率差距正在逐步缩小,最终收敛于相同的稳态均衡水平,然而由于中国旅游业发展尚未达到成熟阶段,所以现阶段中国旅游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尚未找到自身合适的条件收敛路径。     

旅游企业员工收入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张家界市的旅游企业为例

本文基于人力资本理论框架,以张家界市的旅游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旅游企业员工收入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受教育程度、工作经历、性别、婚姻、职位、企业盈利状况等.其基本结论是:张家界市的旅游企业男性员工年度收入比女性员工的年度收入高20%左右,性别歧视严重;不同员工之间收入差距较大;员工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员工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其收入分配的最重要的因素,且对女性的影响大于男性;员工收入与工作经历呈现出倒"U"形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在男性员工中体现得更为明显;父母身份对男性的收入产生积极影响,而对女性的收入产生负面影响;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得张家界市旅游企业的员工平均收入水平在近几年有较大幅度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