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对“刘易斯拐点”的争论引发的思考

面对近年来在一些地区出现的用工短缺现象,不少学者提出我国已临近"刘易斯拐点",由此引发了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讨论。由于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本身的局限性,文章认为在考虑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时应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探索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各种因素,动态地把握劳动力数量的变化趋势,从而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刘易斯拐点与中国的民工荒现象分析

2004年以来“民工荒”由东南沿海辐射至全国,有学者认为这标志着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但这无法解释我国劳动力市场劳动剩余与就业空位并存的矛盾现状。本文通过拉一费模型测算出刘易斯拐点尚未来临,劳动力市场处于相对短缺状态,并分析了这种结构性民工荒现象的成因,提出应从产业结构升级,加强职业教育,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等途径改善劳动力市场不均衡的现状。     

刘易斯拐点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应对策略探析

近年来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全国率先出现"民工荒"现象,许多学者担心刘易斯拐点过早来临对我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珠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经济发展已具规模,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产业体系,刘易斯拐点出现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一个重要契机,有利于珠江三角洲地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立创新型区域、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城市区域、为我国经济的后续发展提供宝贵经验。文章阐述了刘易斯拐点的内涵,论述了刘易斯拐点出现的必然性,提出了应对策略。     

刘易斯拐点后的中国农村空心化治理

中国现代部门的工资决定已经摆脱了传统部门保留工资的约束。依据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但中国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格局依然存在,刘易斯拐点之后,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过度吸纳导致的农村空心化成为二元经济的最主要表征。治理农村空心化就是逐步消除经济二元性,应剥离土地的社会功能,使农业转变成利润导向性产业,使再生产性资本能够在农业或农村寻找到足够的经济机会,改造传统农业,引入农业新技术和新的生产要素,培育农村经济组织,丰富农业经济和农村经济内涵,使农业劳动力配置摆脱耕作经验的硬约束,从而打破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的格局。     

中国劳动力市场用工荒与刘易斯拐点

2008年7-8月份间,美国和欧洲等西方国家爆发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导致美欧经济急速下滑,作为中国产品的主要出口地,美欧经济的衰退直接导致珠三角和长三角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订单减少,紧接着这些企业大幅裁员并缩小规模。     

刘易斯拐点、比较优势蝶化与中国外贸发展方式的选择

本文以刘易斯二元经济为切入点,在比较优势理论框架下,阐释了劳动力禀赋的阶段性变化对外贸发展转型升级的影响。标准结构法显示中国农村中仍然沉淀着15%左右的剩余劳动力,民工荒的实质是结构荒,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仍需时日。未来几年依靠劳动力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纾解就业难题的基本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正在由初级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向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转换,贸易品技术含量不断提升,出口商品结构较好地响应了包括劳动力要素在内的资源禀赋的蝶化。     

民工荒:是刘易斯拐点还是伊斯特林人口波谷

本文从人口波动的独特视角对"民工荒"现象作出了全新的解读。我国人口的波动使劳动年龄人口自身的结构发生剧烈的变动: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逐渐老化,年轻劳动力比例不断下降,而企业则坚持只使用劳动力最年轻时期的浪费型用工模式,导致年轻劳动力供需失衡;另一方面,每年新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迅速减少,破坏了企业每年劳动力更替的补给通道。高等教育的初次职业分流作用使本就日益减少的年轻劳动力中体力劳动者的数量进一步减少。所以"民工荒"问题并不主要是刘易斯拐点所描述的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减少的城乡间流动问题,而是由于人口波动和高等教育扩招造成年轻的体力劳动者规模整体减少的问题,是伊斯特林所描述的人口长波对经济社会影响的具体体现。     

二元经济、刘易斯拐点和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

中国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并非单向和线性的,而是由城乡相对实际收入导致的此消彼长过程。"民工荒"现象是在出口波动、农产品价格提高、城镇生活成本上升和城乡劳动力流动障碍等综合影响下出现的就业市场摩擦性现象,并不能说明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或中国剩余劳动力即将消失。理论测算表明,中国仍存在近1亿人的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其二元经济转型仍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格局并未改变。     

“隐形”刘易斯拐点现象对政府区域产业政策的启示

东部沿海部分省份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业产业的转移已经完成,但是由于中西部的劳动力的大量涌入,这些省份并没有进入刘易斯拐点,仍然保持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延缓了产业升级的速度。而在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的跨地区转移使之流失了宝贵的劳动力资源,而且由于户籍制度和相关配套制度的的制约,使得农民在地区间流动成本很高,也成为不得不考虑的社会效率的损失。中西部地区由于投资环境不佳和对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忽视,降低了对本地的劳动力吸纳能力。为此,政府一方面应大力促进东部企业进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应为中西部的中小企业发展铺平道路。     

刘易斯拐点下的我国税收体制思考

从"刘易斯拐点"的定义入手,并参考其它国家经历刘易斯拐点的经验,透过最近几年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上的一些明显变化来说明我国正面临刘易斯拐点。并结合我国当前一段时间内的税收体制,来说明我国政府应该如何在税收体制方面做出调整,来应对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从而使我国经济发展的劳动力供给得以保证。     

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供求与产业结构升级

随着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中国已出现刘易斯拐点。经验研究表明,劳动力成本上升可能伴随产业结构升级。对此,一个经典的解释是: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攀升,产业间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从而诱发产业升级。在当代背景下,产业升级涉及产业链的不同环节,需要上下游企业相互协调与配合,绝非单一企业所能完成。基于此,本文建构了一个带中间品的两商品模型,引入了上下游厂商之间的协调这一因素,在一个更加贴近现实的背景下,说明了劳动力成本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动态关系,并据此提出了政策建议。     

我国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拐点”争论研究

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围绕“中国无限劳动力供给时代是否结束”展开了激烈争论,争论的实质主要体现在对“拐点”概念认识、证明及数据选择上的分歧.判断“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关键在于考察“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和“城镇内部工资是否趋同”两大因素.沿着这一思路,我国呈现出农村劳动力过剩和城镇劳动力供给不足并存的特殊现象,这说明我国劳动力供给“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目前劳动力短缺现象主要是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作用的结果.     

从“刘易斯拐点”看欠发达地区劳动力红利的释放——以贵州省为例

近年来"民工荒"现象在我国愈演愈烈,并且从沿海发达地区向内陆欠发达地区蔓延。"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来临,引起广泛热议和政策关注。虽然对我国"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仍存在争论,但部分地区已经开始积极思考如何应对拐点到来。文章以贵州省为例对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红利释放问题进行讨论。在对多项特征指标进行计算比对的基础上,文章推断了贵州省"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时间,并从劳动力数量和质量方面分析了劳动力红利现状。最后对欠发达地区如何顺利跨越拐点、打造"双型"劳动力红利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于中国民工荒问题的思考——基于对刘易斯模型的探究

针对中国近年来的民工荒问题,许多学者根据刘易斯模型提出了中国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人口红利结束的观点,另外一些学者则把刘易斯模型的特点与中国当前的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的特点相对应,从不同的角度反驳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观点,笔者则从微观的角度结合新一代农民工的特征来分析"刘易斯转折点到来"这一观点的不正确性,并针对当前的民工荒问题提出解决策略。     

从经济学角度解读我国近期“民工荒”现象

如何重新认识和理解我国丰富而有限的农村剩余劳力并对其进行充分合理调整和配置,并妥善解决好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暴露的诸多深层次的矛盾,成为我们当前最值得深思和研究的课题之一。文章通过对我国"民工荒"现象以及前人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和再认知的基础上,从经济学角度对我国"民工荒"这一课题进行分析和解释,并提出了一些参考性结论和意见。     

加快发展转型,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兼论“刘易斯拐点”伪证性

刘易斯拐点理论拘泥于上世纪战后50年代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作为一种抽象理论假设,不可能预测和解释以后几十年乃至更长远世界技术革命和经济供过于求的基本趋势,劳动力就业依然是当今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从生产力发展规律和市场供过于求基本特征分析,中国更现实的任务是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提高人口劳动素质,改善就业结构和形态,最大限度发挥人力资源潜在优势。     

刘易斯拐点与我国沿海地区传统产业集群转型升级

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中国出现“刘易斯拐点”的特征越来越明显。与大多数学者的担心不同,本文认为“刘易斯拐点”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一个重要契机,特别是对于我国沿海地区传统产业集群突破“低水平陷阱”、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一升级的顺利实现还需要其他条件的配合,包括资本市场的完善、企业销售渠道的升级等。     

人口拐点、刘易斯拐点和储蓄／投资拐点——关于中国经济前景的讨论

中国经济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造就了过度乐观和过度悲观的两种情绪。一方面,许多人认为中国经济还会有若干个十年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将人口老龄化和刘易斯拐点看成是中国经济陷入低速增长、甚至停滞的前兆。本文首先基于人口转变的视角回顾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机制,然后在一个简单的索洛模型框架下界定了“人口拐点”、“刘易斯拐点”和“储蓄／投资拐点”,指出单一的人口拐点或刘易斯拐点并不值得担忧,刘易斯（第二）拐点之后同时发生的人口拐点和储蓄／投资拐点才是经济减速、甚至人均产出水平下降的推手。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和若干国家的案例也表明,危机通常发生于刘易斯（第二）拐点之后的双重拐点重叠。对我国数据的分析发现,尽管我们已经或即将面临人口拐点,但仅从劳动力这一个生产要素的角度看,尚无法得出刘易斯（第二）拐点出现的结论;同时,在没有外部冲击的情况下,也没有迹象表明储蓄／投资拐点的到来。因此,过去三十多年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两大动力——劳动力供给效应和资本积累效应依然存在。不过,陷入危机国家的教训表明,信用膨胀伴随的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将会引发突然、剧烈的调整。所以,未来在通过改革继续推动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稳定信用和房地产市场,以防止刘易斯（第二）拐点和储蓄／投资拐点被提前触发。     

刘易斯“拐点”与我国初次分配格局——劳动力供给曲线对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

依据刘易斯"拐点"中对于保留收益的描述构建了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劳动力供给曲线。为了对新的理论进行验证,实证研究不仅提出了用以解决资本存量问题的二阶加权差分计量方法,还加入了用于衡量劳动力保留收益水平和差距的新变量。稳健的回归结果表明劳均资本、生活成本对劳动报酬份额存在正向影响,而劳动力群体内部收入差距以及劳动力数量对该份额存在负向影响,符合模型预期。与此同时,福利分析指出,对于初次分配是否有利于劳动者不能仅以劳动报酬份额为标准,否则会产生误判。     

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民工荒”与宏观经济影响

我国1990年至2011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的变化趋势表明,劳动力供给水平下降与劳动力需求水平上升在2003年交汇在一起,造成了我国从2003年开始的“民工荒”问题.通过建立影响我国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的宏观经济因素的多元回归模型,证实消费水平和出口水平的提高以及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能够显著降低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从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转向依靠技术进步实现经济发展是解决“民工荒”问题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