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冲击对贫困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分析——以金融危机中贫困农村地区劳动力的就业为例

笔者使用3省6县24乡镇共计720户农户的入户调查资料,分析了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劳动力非农就业情况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非农就业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贫困农村地区仅有一半左右农村劳动力的主要工作是在非农行业就业,和我国其他地区相比偏低.教育程度低、未接受专业技术培训的非农就业劳动力受到危机的负面冲击要大干教育程度高和接受过培训的劳动力.研究发现,贫困农村地区劳动力不仅非农就业参与率低,而且在危机期间非农就业受到的负面冲击也显著地比非贫困农村地区大.这对政府今后扶贫和在危机环境下如何瞄准脆弱人群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效应——基于对重庆市137个自然村有无外出务工家庭的调查分析

本文运用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2010年初在重庆地区137个自然村有外出务工家庭和无外出务工家庭的问卷调查为研究样本,分析了重庆市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个体特征,劳动力流动对农民家庭收支、福利及农户农业生产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缓解农民家庭贫困、改善农民家庭福利状况及促进土地流转具有积极效应;对农村劳动力和土地等基本资源的合理配置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对农业产出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的作用不显著.     

劳动力转移、技术选择与农户收入不平等

本文基于收入相对剥夺理论,利用山东、河北、河南3省粮食种植户的抽样调查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分位数模型分析本地非农就业与外出务工两种劳动力转移类型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农业技术选择的中介机制。研究表明:劳动力本地非农就业、外出务工两种劳动力转移类型均显著降低了农户收入不平等状况;从作用逻辑来看,本地非农就业降低收入不平等的作用对低收入相对剥夺农户更为显著,外出务工对高收入不平等农户收入相对剥夺的改善效果更加明显;本地非农就业可以通过采用农业节水技术进而缩小农户收入不平等,而节水技术选择在外出务工和农户收入不平等之间起到遮掩效应,部分抑制了外出务工对收入不平等的改善效果。因此,降低本地非农就业的进入门槛,引导本地就业劳动力采用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继续鼓励劳动力外出务工是改善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关键。     

中国农户劳动力流动就业决策行为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湖北农户跟踪调查的研究

面对当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重要现象,本文在现有中国农村劳动者个体行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现阶段农户家庭劳动力流动决策行为的特征。以湖北农户跟踪调查为例,笔者具体从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的行业维度和空间维度上分析现阶段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决策行为的主要特点,然后分析农户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研究发现：第一,农村劳动力流动呈现出的一个基本行为取向是家庭整体理性经济决策。第二,当前农户家庭对农业和非农收入差异的预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外出劳动就业行为选择。第三,农村家庭抚养负担将会影响劳动力就业决策行为。合理地减轻家庭人口负担是持续促进农村劳动力外出流动、推进城市化的重要途径。第四,不同地域农村家庭劳动力的流动就业倾向各不相同,政府部门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各种合理的就业引导政策加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自组织化。     

农村公共品投资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控制农户家庭生计资本、经营结构和外部环境变量的基础上,基于四川省典型山区随机抽样农户调查数据,利用分位数回归探究农村公共品投资规模、综合效率和村落自筹资金比例对农户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的生计资本和经营结构会显著影响其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公共品投资规模对农户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影响均不显著;村落自筹资金比例对农户农业收入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农村公共品投资效率对农户农业收入影响显著(投资效率越高,农户农业收入越高),而对农户非农收入影响不显著。这给我们的启示是政府部门在加大贫困地区农村公共品投资规模的同时,要注重农户的实际需求,通过提高农村公共品投资资金的综合效率来带动农户收入的提升。     

人力资本对典型贫困地区农民收入的影响--对湖南西部的实证分析

以湖南西部贫困县为实证研究对象，分析了人力资本对典型贫困地区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改善贫困地区农民个人及其家庭的收入状况，证明了人力资本理论的一般性分析结论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在人力资本投资的几种主要形式中，教育和劳动力迁移对贫困地区农民收入产生着几乎同等重要的作用。技术培训对于增加农户经营性收入有效，而对增加外出务工收入的效果不明显。     

影子工资、影子收入与农户劳动供给——基于四川沐川县、安徽金寨县的调查分析

贫困地区就业的典型特征是自我雇佣,很少从事有酬劳动。如何在没有工资的情况下估计劳动供给行为就成为一个难题。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影子工资和影子收入来观察农户及其成员的劳动供给行为,为我们研究农户劳动力配置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分析工具。本文利用Translog和C—D生产函数对四川省沐川县、安徽金寨县农户在林业、种植业、畜牧业和非农业的影子工资率进行估算,并利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了影子工资率等因素对农户劳动供给的影响,结果表明该地区农户的影子工资与劳动时间之间是负向关系,闲暇对于男性和女性来说是劣质品,家庭劳动供给的联合决策特征非常明显,家庭劳动力存在主次之分,该结论对于说明家庭内劳动分工以及劳动力流动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收入风险与劳动力配置多元化:以陕西省为例

劳动力多元化程度直接影响到农户的生产发展以及消费平滑,但是收入风险冲击的增加使得农户劳动力分配呈现多元化趋势。本文通过Tobit模型对陕西省928户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计量分析,检验了风险冲击与风险预期对农户劳动力多元化配置的边际效应。经验分析表明,不同种类的风险冲击对农户劳动力多元化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技术冲击对劳动力多元化影响最大,自然冲击次之,市场冲击较小,健康或失业冲击对农户劳动力分配影响则不显著。这表明要提高劳动力的专业化程度,就必须降低技术冲击、自然冲击所带来的消费波动影响。     

双重不确定性下的流动劳动力储蓄行为--对“中国储蓄之谜”的另一种解读

基于2012年广东省调查数据,从收入不确定性和支出不确定性两个方面研究预防性储蓄对流动劳动力储蓄行为的影响,发现：（1）流动劳动力储蓄行为与收入水平显著相关,高储蓄率是通过“节衣缩食”、维持基本生存消费来实现;（2）流动劳动力储蓄行为与收入不确定性相关,技能程度、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限年限对流动劳动力储蓄率有显著影响;（3）流动劳动力储蓄行为与支出不确定性相关,在流入地购买社保、户口性质等对流动劳动力储蓄率有显著影响。研究结果拓展了“中国储蓄之谜”的研究领域,为加快实现流动人口城镇化、推动流动劳动力市民化融入提供了初步的经验证据。     

多种要素对农民收入增长影响的研究

农民利用土地、物质资本和自身人力资本等要素组合进行生产,与雇佣工人相比,其收入中不仅有劳动者报酬,还有资本性收入.有鉴于此,本文从上述视角实证研究了1985年-2008年间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发现人力资本要素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最明显,而物质资本与劳动力流动对农民收入增长也有显著的正影响,农业种植结构的变化对人均收入影响则不显著.进一步利用2000年和2007年的横截面数据研究发现,从全国范围内来讲,农村劳动力流动已经无法推动农民收入更快增长,这说明加快新农村建设,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是我国农民收入提高的关键所在.最后提出了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进而加速提高农民收入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