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区位因素体系的研究

区位因素理论是区位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迄今为止国内外系统研究服务业区位因素的成果并不多见。在简要总结国内外关于区位因素分类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区位因素的构成及其影响;基于系统综合的角度,根据区位因素的联系性及差异性,结合服务业的基本特性,初步构建了四大类服务业区位因素:经济因素、空间因素、信息因素和人文因素,并简要分析了各类区位因素对服务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根据四类因素中各个因子的动态性和主导性,提出影响服务业区位选择的四大动机机制。服务业区位因素体系的构建旨在为分析和解释各类服务业区位选择及区位特征提供一个理论工具,以促进服务业区位论的发展。     

日本向中国产业转移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

日本向中国的产业转移呈现出区位分布不均的特点,日本向中国的投资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文章建立了计量经济模型对影响日本对华产业转移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了探讨,得出地区经济开放度、工资水平、教育水平和政策因素是影响日本对华产业转移区位分布的重要因素。并鉴于此,对中西部地区吸引日本产业转移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河南省信息产业的发展思路

河南省近期应重点发展信息服务业：长期则以软件业为重点。信息设备制造业近期以发展计算机外部设备为主。建议放弃“把郑州建成我国中西部信息中心”的目标。在郑州等城市建设若干全国性专业信息中心。增大城市吸引力,近期以郑州、洛阳为主;远期应在河南南部规划开发一个适于信息产业,特别是软件业发展的轻型文化城市。     

基于区位熵的四川省产业集聚分析

本文以区位熵理论为基础,分行业分地区分析四川省产业聚集程度.分析发现,四川省第一产业中的牧业具有相对优势;第二产业中,以原材料供应为主的行业,与食品饮料等相关的行业以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具有相对优势;第三产业则餐饮住宿、金融业和批发零售业具有相对优势,有输出能力.在对地区分析中发现,大部分地区第一产业优势明显,第二产业具有一定的竞争能力而第三产业明显落后全国水平.据此,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     

云南省区域经济发展的区位因素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昔日的西南边疆将成为未来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作为地处中国西南边疆的省(区)之一,云南省拓展经济发展的新空间广阔.本文试从云南省所处的特殊区位着手分析其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认为区位因素为云南省区域经济奠定基础性物质条件,对云南省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广东省内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分析

对广东省内企业问卷调查的第一手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和直角转轴法方法进行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影响区际产业转移的因素可归结为投资软环境、原材料与市场、区域政策、集体行动与社会特征、产业关联与知识外溢、区位与基础设施等7个要素禀赋因子。同时,方差分析和T检验结果显示,区域政策、区位与基础设施、要素禀赋等3个因子的重要性因企业投资规模的不同存在差异;投资软环境、区位与基础设施、要素禀赋等3个因子的重要性因企业的产业类型不同存在差异;而区位与基础设施因素对主要出口和非出口企业的重要性也不一样。在上述发现的基础上,对各地如何有效推进产业转移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都市区生产者服务业企业区位因子分析——以北京为例

文章以北京为个案,通过问卷调查、企业访谈、模型验证等方法,从定性归纳和定量解释两个角度,探讨了我国都市区内部生产者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子。发现西方区位选择因子和区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我国都市区快速发展起来的生产者服务业企业,但是受到政府力量的影响,在具体的区位决策时必须进行适当的修正。     

信息时代区位论发展的新趋势

信息技术已经渗透到国民经济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导致现代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由传统模式向以信息技术支撑的网络化模式转变,这种信息化过程促进了各学科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作为研究人类活动空间场所选择及其空间组织优化的理论区位论也不例外。文章从区位因子、区位选择范围、行为区位理论、知识区位论、中心地理论等方面,分析了区位论发展的新动向,认为区位论正向区位因子软化、选择范围全球化、区位主体现实化、产业区位以信息知识产业为主以及中心地理论虚拟化的方向发展。     

广州信息产业发展水平的区际差异分析

本文用总和差异方法和区位商法,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广州信息产业发展水平的区际差异,揭示了信息密集服务业和信息技术产业的区位要求,为探寻信息产业的地域运动规律提供了初步基础。     

大学城区位因素研究

区位研究一直是经济地理学的重要课题，大学城的区位研究也不例外。本文在分析了各类大学城特点的基础上，认为影响大学城市局的一般区位因素有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聚集，文化、规划、自然环境运作体制等六种。     

中美物流业的产业关联效应动态比较分析

基于中美1997、2002、2007年投入产出表和相关指标,比较分析了两国物流业与制造业、其他服务业的产业关联关系及其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动态变化特征.结果表明,由于目前我国尚处于工业化中期,我国物流业的发展对制造业具有较强的中间依赖,而美国已进入服务经济社会,物流业逐渐与其母体制造业分离,对其他服务业的依赖更强,且两国物流业与其他服务业的融合对产业价值创造贡献均更大;影响产业发展的因素中,产业自身的作用均占据主导地位,但对中国来说,物流业与制造业之间的互动效应也较大,而美国其他服务业与物流业之间互动更为显著.     

中国东南沿海制造业集聚过度及其生产要素拥挤实证研究

采用产业区位基尼系数、空间分散度指数、MHHI系数、产业规模指数衡量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程度,计算结果表明1980—2007年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程度呈总体上升态势,并存在明显的"东倾"特征。通过生产要素投入—产出趋势分析研究,发现并非所有制造行业生产效率与产业聚集度成正相关,东南沿海一些制造业空间聚集过度,生产要素拥挤现象明显,生产要素配置存在输入剩余和输出亏空。数据包络分析结果显示:减少生产要素配置输入(剩余)、改进生产要素配置比例,不仅可降低生产成本,同时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改善生产效率,从而达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的目的。研究结果对当今中国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东南沿海产业转移等具有实践启示和理论指导作用。     

中国FDI地点选择的因素分析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20年中,政策优惠、产业结构、开放水平和市场化程度都对 FDI 的地区选择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各个因素的作用是随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变化的。优惠政策一直是吸引外资的最主要因素;而外商对产业结构的重视程度经历了一个由弱到强的过程;1992年以后,开放水平对外资的吸引力作用有所下降,相反,市场化程度对外资的吸引作用却有所增强,这些因素在地区间的差距是造成外资地区分布不平衡的重要原因。     

湖南金融产业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

加快湖南金融产业发展,是湖南社会经济发展和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的现实需要。目前,湖南金融产业发展"乏力",研究发现,这与缺乏合适的金融产业政策、金融机构资金外流、金融风险隐患凸显等因素有关。因此,湖南应制定金融产业发展政策、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健全完善金融产业组织体系和市场体系、推动金融创新以促进湖南金融产业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