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准自然实验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规制行政垄断,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推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建设的重要保障。本文从限制行政垄断型的竞争政策角度出发,分析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论文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11—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构造双重差分模型,结果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技术创新激励效应十分显著。机制分析显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够提升行业竞争水平、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和企业间信贷资源误配程度,从而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并且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民营大企业和受中低补贴程度的企业有显著的创新激励效应,一定程度上能够弱化行政垄断的所有制歧视和提高补贴政策的中性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创新效率增进效应显著,但创新资源配置效应整体不明显,分行业检验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产业集中度高、分工联系紧密和创新力较强行业的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显著。本文对我国统筹竞争政策与创新政策、协调政府与市场关系、改进企业创新激励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否促进企业创新？——基于规制行政垄断的视角

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作为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和规制行政垄断的重大制度安排,《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有助于优化市场竞争环境,破除妨碍要素和资源自由流动的障碍,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基于2012-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出台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该制度实施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可以显著提升行政垄断行业内企业的创新水平,且更多表现为实质性创新水平的提升。渠道检验表明,该制度主要通过政府补贴、信贷配给和市场竞争机制,促进企业创新水平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该制度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和融资约束较严重的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和非高科技行业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此外,产业政策会削弱《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创新促进作用。文章丰富了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效果提供了评价依据,而且对于深化垄断行业规制改革、推动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以及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公平竞争与企业生产率：配置优化还是竞争逃离？

政府对企业的过度干预及歧视性干预造成了竞争的缺失和竞争的不公平,严重损害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对政府规制行为的再规制,是竞争政策的具体化,可以发挥优化资源配置效应和竞争逃离效应提升企业生产率。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出台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模型,研究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对受冲击企业的平均生产率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随制度推行逐渐深化。这一正向影响在低初始生产率及国有企业等低效率企业中尤为显著,说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中显著提升了市场主体而非生产要素的公平竞争,以致竞争逃离效应显著而优化资源配置效应不足。而抑制企业寻租活动、破除地方保护和规制行政垄断是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提高市场竞争程度,进而激发低效率企业竞争逃离效应的重要渠道机制。研究结论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及强化公平竞争政策地位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是把握时代方向赋能企业战略转型与变革的必然选择。在数字经济迭代更新的背景下，本文引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理论视角，选取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第一，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这一结论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及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第二，外部知识产权保护、组织内部冗余资源和管理者能力会强化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正向关系；进一步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激励效应得益于企业创新能力与企业专业化分工效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国有和非高新技术企业样本中上述关系更加显著；最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能够提升企业市场价值。本研究助推了全要素生产率动因以及数字经济赋能企业创新高质量发展的效应、机制和企业性质差异的理解，为更好的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参考建议。     

政府数据开放何以赋能企业创新?

公共数据具有技术创新和公共资源的双重属性,政府数据开放是推进数字经济战略和数字政府建设的重大举措。以省级政府建立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政府数据开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数据开放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创新,其作用机制在于通过提升企业营运效率、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创新水平;政府数据开放对企业创新的积极作用在市场公平竞争环境较好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国有企业以及大规模企业中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政府开放数据质量维度中的政策保障力度与开放数据质量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创新,而平台建设质量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还未凸显。鉴于此,企业应该实时关注政府建设的开放数据平台,充分高效利用政府开放的公共数据提升企业创新水平;政府应该积极建设公共数据开放平台,重视公共数据开放对不同地区与不同企业的异质性影响,赋能企业开展高质量创新。     

行政垄断规制与企业投资水平——基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准自然实验

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是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统一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着力点。从微观企业的投资总量入手，使用2013—2019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以DID模型作为基本分析工具，探讨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区域层面行政垄断会通过推动企业投资而拉动本地经济增长，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将相对抑制高行政垄断地区的企业投资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这一相对抑制作用在过度投资水平越高、全要素生产率越低、市场集中度越高、市场化进程越低、利润越高、收入越稳定、政府补贴越多、融资约束越低、银行借款越多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这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高行政垄断地区企业投资的相对抑制作用在主体越受庇护、市场机制越完善、内外源融资来源越多的情况下呈现了更为显著的作用，进一步验证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通过抑制行政垄断的庇护渠道而影响企业投资的。     

融资结构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视角

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了市场主导的直接融资与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提高市场主导的直接融资占比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而提高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占比则显著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在不同企业所有制属性、行业属性、技术密集型属性和资本密集型属性中,提高直接融资占比与提高间接融资占比分别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和抑制作用。进一步机制分析显示,提高直接融资占比能够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提升企业利润率,从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但提高间接融资占比则会显著加剧企业融资约束、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降低企业利润率,从而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     

地区大数据发展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

随着数字经济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布局来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大数据作为推动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要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意义重大。本文将宏观地区大数据发展与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相结合，以2013—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地区大数据发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区大数据发展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而且主要是通过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增强企业治理能力、提高企业融资水平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时该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既为地区大数据发展提供参考，也为企业高效合理地利用大数据实现数字化转型战略目标提供有益启示。     

数据要素市场建设促进了产业数字化发展吗——基于数据交易平台的准自然实验

数据要素市场建设作为要素市场化配置的重要内容,是赋能产业数字化发展的重要途径,科学评估其政策效应对于促进“数字中国”建设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全局熵值法测度各地区的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分位数回归模型等探究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对产业数字化发展的影响及其传导路径。研究发现：从影响效果看,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有效提高了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和创新水平不同,其影响效果存在差异。从中介效应看,数据要素市场建设通过促进产业融合、提升创新效能进而有助于提高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从调节效应看,数据要素市场建设的城镇化驱动效应、外商投资驱动效应提升了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同时,劳动力价值越高、人力资本越丰富的地区,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对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的正向提升作用越明显。因此,要不断发挥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提升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的作用,提高数据交易平台的建设水平,促进数据要素自由流动,充分发挥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具有的多元溢出效应,推进区域间产业数字化协同发展。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基于专业化分工的视角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1—2021年企业层面数据并将专业化分工纳入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实证研究表明：第一，企业数字化会提高企业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第二，相较于民营企业，数字化对国有企业的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第三，相较于内部控制水平低的企业，数字化对内部控制水平位于前25%的企业的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此外，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通过提高专业化分工水平进一步促进了企业能源效率的提升。上述结论意味着，为了加快推进“双碳”目标的实现，政府应积极落实各项政策，大力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并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同时，应鼓励企业加强数字技术在生产运营等环节的应用，鼓励企业加强与行业龙头企业的协同创新，进一步提高企业自身的专业化能力和专业化水平。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基于文本分析方法的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已然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创新驱动发展的强劲引擎。本文以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使用文本识别方法在公司年报中提取关键词并手工整理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背后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和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进一步区分企业规模、产权性质及要素密集度后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规模较大的非国有企业及劳动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释放企业数字化转型红利离不开完善的制度环境,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在信息化水平、市场化水平及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为数字经济背景下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以提升创新能力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数据要素市场发展与生产率提升

本文从中国制造业迫切需要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这一现实出发，结合当前正在重点推进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着重关注了数据要素市场发展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本文以大数据发展反映数据要素市场发展状况，结合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大数据发展水平显著促进了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该结论在控制内生性问题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十三五”期间的政策支持改善了大数据发展水平的作用效果，而沿海城市、省会城市和数据法治建设更完善的地区大数据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大数据发展水平对智能化程度较高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地，大数据发展水平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优化要素资源配置、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管理效率等机制实现的；而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与技术市场等要素细分市场发展，增强了大数据发展水平的作用效果。本文验证了大数据发展水平在制造业企业生产率提升中的重要作用，为数据要素市场发展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依据。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会降低企业避税程度吗?

财税政策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常用方式,税收优惠政策对市场公平竞争具有重大影响。审查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平性,是在税收领域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务实之举。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公司的面板数据,将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作为分析工具,探讨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高行政垄断区域企业税收规避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可以显著降低高行政垄断地区企业的避税程度。机制检验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够促进税收扶持中性和市场竞争中性,从而抑制企业税收规避动机。进一步分析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税收规避抑制效应在地方政府问责制完善、地区营商环境差、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程度高以及公司内部治理差的样本中更为明显。文章丰富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等行政垄断规制的微观经济后果和企业避税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提供政策参考。     

非对称竞争与企业创新——来自《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的证据

“上游市场垄断、下游市场竞争”的非对称竞争格局，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产业链整体效率和创新水平的提升。随着竞争政策的深入开展，《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有助于规制地方政策制定行为，降低行业进入壁垒、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将深刻改变非对称竞争格局。本文基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对上下游制度性壁垒产生的差异化影响，以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构造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非对称竞争格局改变对企业研发创新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通过削弱上游制度性优势来改善非对称竞争格局，并促使上游企业增加相对创新产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既规制了制度性行业壁垒带来的“隐性补贴”,削弱了上游企业的市场势力和纵向加价能力；同时也削减了政府补助、税收优惠和信贷倾斜等“显性补贴”,增加企业成本并减弱了企业向下游转嫁成本的能力。市场压力和成本压力共同促使上游企业转向创新发展。本文为竞争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提供了纵向视角的经验支持。     

公共数据开放能否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经济时代,公共数据开放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新型公共服务,其在应对数字化变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具有关键影响。以地方政府上线的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07年至2021年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公共数据开放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发现：公共数据开放能够通过降低企业成本、增强企业内部控制以及强化区域人才集聚效应与技术集聚效应、提高区域创新水平等途径正向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公共数据开放对内部组织结构更为灵活的民营企业和管理层具有海外经历的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推动作用更强,并且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数字经济活力越强,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越显著。基于此,地方政府要完善数据政策,推动公共数据开放,发挥数据要素赋能效应,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提升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效率？

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智力资本的重要性不断提升，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和提升价值创造能力的关键驱动因素。本文利用2010—2020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反映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指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实证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准回归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效率；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和强化企业与供应商和客户关系推动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效率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效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在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和高科技企业中更加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加快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更好发挥智力资本的价值驱动作用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何以畅通国内大循环?——基于区域间贸易的证据

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分割、促进商品和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是中国实现国内大循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本文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基于区域间贸易视角，考察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畅通国内大循环方面的政策效果，研究结果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显著促进了区域间贸易发展，是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有效措施；究其作用机制，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够通过降低地区市场分割、改善地区资源错配程度促进区域间贸易的发展；在出口处于相对劣势的地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区域间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大。本文验证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政策效果，对我国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具有一定启示。     

公平竞争审查与政府补贴竞争中性

政府补贴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具有克服市场失灵、激励企业创新及引导产业升级转型等作用。然而,由于政府补贴政策制定及其执行过程中普遍存在重国企轻民企的现象,导致我国政府补贴呈现出非竞争中性的特点。鉴于此,文章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我国的落地推进为契机,研究了公平竞争审查这一“事前规制”形式的竞争政策是否能够有效缓解政府补贴的非竞争中性问题。研究发现,在政府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政府补贴获取上的差异显著缩小,政府补贴的竞争中性原则更好地得到了实现。同时,文章从政策制定机关推进公平竞争审查的内在驱动力强度以及企业自身对政府补贴的竞争意愿强弱两个角度,进一步探究了公平竞争审查对政府补贴竞争中性影响的差异,发现小微企业在地区经济中的重要性程度、政府资金在企业研发经费中占比高低、行业垄断性与儒家文化等因素会影响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缓解政府补贴非竞争中性问题上的实施效果。文章的研究对优化我国政府补贴政策向竞争中性转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共同富裕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劳动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数字技术会驱动劳动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发生转变，进而影响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会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有利于实现企业内部共同富裕目标；员工规模的扩大、员工平均工资水平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中介路径；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普通员工的劳动收入份额，而对管理层的劳动收入份额没有显著影响；相比数字技术实践应用，底层数字技术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幅度更大；相比国有企业和非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非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幅度更大。研究结论从微观层面为技术进步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争议提供证据，同时也对新时代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战略提供参考。     

中国工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理论与实证

本文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构建工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模型，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和地级市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工会密度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二者呈倒“U”型关系。机制检验表明，工会通过改善职工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收入激励效应；工会通过倒逼企业采取资本深化、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替代劳动策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要素替代效应。此外，工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在东部地区显著高于非东部地区，在国有企业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在出口企业显著高于非出口企业。随着行业垄断势力增强，工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越高。因此，建设现代化工会制度、重塑工会角色、强化工会的要素配置作用、推进工会差异化建设，对提升职工收入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