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经营权流转中的问题与对策

所谓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就是在不改变承包土地集体性质和用途的前提下，通过倒包、租赁、入股等有偿使用形式将承包土地经营权在农户、经济组织之间进行转移的行为。它是党中央、国务院在农村政策方面继实现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后，为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鼓励农民和各种农村合作组织灵活运用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实现发家致富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对推动农业结构调整、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改变农村面貌、提高农民收入等都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它带有很强的政策性，要求我们必须严肃对待，规范操作。     

从湖北农村耕地配置缺陷看土地流转中的问题

对于"土地承包期再延长三十年不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二轮承包政策可能带来的农村土地配置缺陷、人地结合矛盾,众多学者坚持通过培育土地市场、鼓励农地流转能有效规避。然而,本文作者对湖北省西部十余县市农村的考察却并未得出此种结论,其中红花村四组,尽管人地结合缺陷已经带来明显的不良后果,但借助土地流转来调剂土地余缺的主张似乎没有实现的迹象。而红花村四组仅仅是广大中西部农村的一个缩影。红花村位于湖北省西部、长江北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规范化管理

文章主要分析了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相关措施,以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规范化管理.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问题研究

伴随着我国城镇化及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农村土地经营权作为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中逐渐分离出的一项权能,由其他组织或者个人经营,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取得土地经营权。其流转模式及流转问题,既关系着农民利益,又关系社会稳定,文章从流转权主体特征入手,提出了其在当前政策环境下所存在问题,最后提出了完善政策法律法规,明晰产权分割等建议。     

土地流转、农业生产率与农民收入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是产业兴旺,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民收入是核心。本文基于1986-2008年农业部固定观察点数据,以历史上的自耕农比重作为工具变量,考察了土地流转对农业生产率、农民收入以及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历史上自耕农比重越低的村庄,改革开放以来的土地流转率越高。总体而言,土地流转并没有提高平均农业生产率,只有当土地流转促进了规模化经营时,农业生产效率才能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土地流转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其原因在于,土地流转让更多人从事了非农就业,提高了外出务工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同时,土地流转扩大了家庭经营收入和总体收入的不平等。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农村土地"三权分置"需要进一步强化稳定经营权,促进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提升农业竞争力;同时,乡村振兴战略应注重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以促进非农就业为重要抓手提高农民收入。     

对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经济学思考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本文以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为出发点,从经济学角度对当前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土地流转机制和土地流转市场的不完善和不健全是目前土地承包经营权改革的症结所在。     

土地流转概况

土地流转让农业产业化活起来土地流转是指土地经营权(使用权)流转,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土地经营权(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即保留承包权,转让经营权。土地流转是将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农业生产者之间流动,从而达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     

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以浙江省龙游县为例

本文从农户的角度出发,在理论分析和基层调研基础上,建立了反映影响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各个相关因素和土地利用变化之间关系的计量回归模型,发现农户现有农用地面积、农地流转率、农产品销售率和农户家庭非农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这四个因素显著影响着土地利用变化,从而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中国经济中的私人产权保护和经济增长:资源配置视角

既然中国一直缺少保护私人产权的正式制度,为什么私营企业和外商敢于在中国大规模投资而不担心产权会遭受侵犯?本文建立了一个政府、官员、百姓和外商之间的动态博弈模型,在一个一般均衡框架内考察了国内资源分配格局与产权保护以及均衡产出之间的内生关系,并尝试性的解释了:(1)中国为什么要维持一个低效率而庞大的国有部门;(2)私有部门是如何陷入"融资困境"的;(3)中国的外资部门为什么这么庞大;(4)中国独特的经济结构是如何造就二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的。     

上市公司的"壳"交易背后的资金配置效率

本文从已有文献出发,建立了一个两期企业生命周期模型来分析在存在金融压抑的情况下我国证券市场中的“买壳”现象,在证券市场有效的情况下,资本应该尽可能流向好企业,均衡状态下“好壳”背后总应是好企业,但给定当前信息难以判断好坏企业。模型和实证表明“买壳”所需股份的大小可以作为识别“壳”背后好坏企业比例的标志,买壳所需股份越多,“好壳”背后好企业的概率就越大。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难以通过对“买壳”比例的限制来调节市场上资金的配置．比例的大小仅仅作为识别“壳”背后企业类型的标志。考虑到在国内证券市场中存在非流通股与流通股的现实,笔者又将模型拓展,得出目前适合我国证券市场的政策建议：从短期来看,要防止非流通股以过低的价格转让,尤其要避免仅以净资产拍卖国有股的不当行为。从长远来看,最终要实施非流通股的减持。     

简政放权、职业选择与人才配置

文章构建的职业选择模型显示,政府简政放权等放松管制的政策在提高体制外职位预期回报的同时,也降低了体制内职位的预期回报,这将促使个体更偏好在体制外部门就业,进而降低体制内部门的就业规模。使用CGSS数据的研究发现,严格的政府管制显著提高了个体进入体制内就业的概率,这在使用不同出生队列样本的回归中均成立,且工具变量方法估计和稳健性检验也得到了与此一致的结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严格的政府管制显著降低了体制外就业者的收入,只是对体制内就业者收入的影响不显著。以上发现意味着,政府简政放权等放松管制的政策将有助于促进人才在体制内和体制外部门间的优化配置,进而有益于中国经济的技术创新和长期增长。     

峰荷需求、资本配置效率及中国铁路运输业投融资机制改革

阿弗奇-约翰逊模型（A—J模型）表明回报率规制下企业会使用过多的资本。该模型提供了一个研究行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框架,但模型本身及其已有的扩展忽略了铁路等受规制网络型产业的峰荷需求特征。本文根据中国铁路业双高峰特征对A—J模型进行扩展,得到了检验行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标准并利用行业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行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并不能令人满意。另外,扩展模型不一定包含着资本使用量过多的结论,这也有助于解释基本模型实证检验为什么会出现不一致的结果。     

安徽省农村土地流转分析——基于460户样本的调查数据

本文基于安徽省具有代表性的县（市）农村土地流转情况的实地调研数据分析评价全省农村土地的流转情况。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安徽省农村土地流转呈现流转方式多元化、流转过程市场化且日益规范化、流转价格日益合理等趋势。虽然农村土地流转提升了农业经济效益、提高了土地资源利用率、增加了农民收入、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进程等,但同时也面临一些新问题,如土地产权不明、缺乏有序的土地流转中介组织、土地流转形式过于分散、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为此,本文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期促进安徽省农村土地科学合理有序的流转。     

中国工业企业的增长动能、配置效率与经济利润

传统宏观经济增长的分解框架仅仅关注微观的技术进步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无法识别要素层面的这两种效应以及两种要素的经济利润。为此，文章借助一个新的基于要素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框架，采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对中国工业企业的增长动能、配置效率以及经济利润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中国工业企业的生产率增长是其产出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这个结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产业以及不同地区均适用。中国工业企业正逐渐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移。（2）企业自身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增进效应贡献最大，企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显著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抑制效应大小来看，其抑制作用抵消了企业技术进步的绝大部分。具体到资源配置效率程度大小来看，行业内部企业之间的资本配置效率年均恶化程度至少是劳动配置效率的两倍，而行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微弱。（3）就要素获取的经济利润份额来看，资本占优，高达3.2%，资本利润是劳动利润的至少四倍，劳动利润的上升极为有限。民营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中东部地区企业获取了更大的资本利润，而外资获得了更多的劳动利润，体现了外资进入中国的战略取向。东部获得了更多的利润说明其反哺中西部地区的必要性。     

浅析大气排污权初始分配的方法及其效率

排污权初始分配是排污权交易和排污总量控制的基础,文章在分析大气环境容量的基础上,提出了排污权初始分配的两种方式,建立了相应的数学模型,并讨论了这两种分配方式效率之间的关系,得出在不考虑交易成本的条件下,排污权初始分配的市场分配方式可以实现计划分配方式的整体最大效益.     

农村劳动力回流、就业选择与农地转出——基于千村调查的经验研究

农村劳动力回流趋势增强,不可避免对农地流转产生影响。文章在理论层面深入剖析了回流劳动力的就业选择与农地转出关系,并采用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的数据资料,实证检验了农村劳动力回流特征变化和回流劳动力就业选择对农地转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受非农就业不稳定的推力作用和与家人团聚的拉力作用,越来越多的外出劳动力选择回流,西部外出劳动力回流率最高,达到47.2%。回流劳动力的农地转出率普遍高于非回流劳动力的农地转出率,回流劳动力从事非农生产的就业选择对农地转出存在促进效应,而兼业和务农的选择对农地转出存在抑制效应,这意味着回流农村劳动力并非一定会选择农业生产,也可能选择在更小的地理半径内从事非农就业,并且长期外出从事技术工的经历进一步增强了劳动力回流对农地转出的抑制效应。虽然回流劳动力更倾向非农就业,但回流劳动力规模的扩大,使得兼业和纯务农的比例增加,对农地转出的抑制效应呈增强趋势。研究还发现,个人特征、家庭因素、社会网络也是影响劳动力就业选择和农地转出的重要因素,基层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推动非农就业的政策合力上存在部分抵消,对农地转出产生了抑制作用。文章为农地流转进程缓慢提供了新的解释,推进农地流转需要关注农村劳动力流动特征新变化,同时兼顾各层级政策目标的衔接性。     

中国农村内部的收入流动性：位移效应和增长效应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的农户收入数据对中国农村家庭从1989年到2006年间的收入流动性进行了测算和分解。测算结果表明,收入流动对收入分配的短期不均等有缓解作用,但这种作用在短期中因流动性的下降而正在弱化。分解结果则说明,相对收入位序的改变虽然仍是农村内部收入流动的主导因素,但收入增长的作用正在增加。这是因为农村内部的收入分层化现象的长期化趋势正导致位移效应的作用下降,且在低收入家庭中已开始出现“阶层锁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