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价格、房屋购买与中国家庭杠杆率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微观数据以及相匹配的城市层面的住房价格数据,从住房购买需求的角度,给出了一个近年来家庭杠杆率急剧上升的解释。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微观数据探讨了房价上涨对家庭杠杆率的作用机制以及潜在影响。结果表明,住房价格的快速上涨推动了家庭杠杆率的急剧攀升,从数量上看,房价每上涨1倍,样本期间的家庭贷款数额将会增长288.1%,家庭杠杆率将上升39.2%,而此部分贷款的增加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而非私人借贷,由房价导致的家庭借贷数额和杠杆率的上升大概占到购房家庭总体借贷数额和杠杆率上升的90%左右。机制分析表明,住房价格的快速上涨刺激了家庭必需型和投资型住房需求,并提高了家庭的借贷意愿和风险偏好。分样本的探讨发现,这一效应对于非农户口家户以及有配偶和子女家户的影响更为明显。     

异质性债务杠杆率对农户财务脆弱性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的农户样本,运用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债务杠杆率对农户财务脆弱性的影响,并比较了异质性债务杠杆率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1）债务杠杆率对农户财务脆弱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分债务杠杆率类型来看,非正规债务杠杆率和住房债务杠杆率加剧财务脆弱的效应大于正规债务杠杆率和非住房债务杠杆率。（2）收入对农户财务脆弱程度有明显的弱化影响,住房债务和非住房债务杠杆率升高加剧财务脆弱的影响效应在低收入农户中更强烈。（3）住房债务率对财务脆弱性的影响在不同地区间无显著差异,而非住房债务率对财务脆弱性的影响在东部地区更强烈。因此,应通过政策宣传引导农户优化债务结构,合理负债,警惕非正规债务杠杆率和住房债务杠杆率高企引起的财务风险。     

家庭财务杠杆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家庭杠杆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家庭债务积累和财务杠杆率上升增加了居民的消费总支出和住房支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住房支出对日常生活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第二，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拥有住房产权的家庭和中低收入家庭，其财务杠杆率上升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无住房产权家庭、高收入家庭的财务杠杆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第三，住房支出在家庭财务杠杆率增加消费总支出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而举债带来的还本付息压力在家庭财务杆杆率反向影响日常生活开支过程中发挥了明显的遮掩效应。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要合理控制家庭部门财务杠杆率的上升，谨防债务过度积累给家庭和社会消费带来的负面影响；坚持“房住不炒”政策，缓解居民购房支出压力；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充分发挥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效应。     

预期收益、住房购买与房产负债决策——基于中国城市家庭的微观证据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和城市房价数据,就预期收益对家庭房产负债决策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预期收益的增加不仅能显著提高家庭使用杠杆购房的概率,而且能显著提升家庭房贷杠杆率水平;(2)从自住房和投资房的角度来看,预期收益对投资房杠杆的使用和杠杆率水平影响更为显著;(3)异质性分析的结果显示预期收益增加主要刺激了来自银行渠道的住房贷款,并且对中等收入家庭、东部地区家庭的房贷杠杆率更为显著,而有适婚男性的家庭似乎减少了对预期收益的敏感度.     

房地产市场、人口结构与居民杠杆率——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数据

本文基于31个省份2007～2017年的动态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研究我国居民杠杆率快速上升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住房价格、住房需求与居民杠杆率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同时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居民杠杆率也将进一步上升。因此,维护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和缓解人口老龄化负面影响,对遏制居民杠杆率的快速上升至关重要。     

收入不平等、多套房购买决策与中国城镇家庭杠杆率

家庭杠杆率水平高、增速快问题不仅解决难度大且影响金融稳定，明晰引致中国城镇家庭杠杆率快速提升的因素，对防范金融风险意义重大。文章使用2017年CHFS微观数据，通过构建内生转换模型，在校正了样本选择偏差后，考察了收入不平等、多套房购买决策对中国城镇家庭杠杆率的影响。主要结论有：(1)收入不平等程度加深对城镇家庭多套房购买决策具有抑制效应。(2)收入不平等推动了城镇家庭杠杆率的提升，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收入不平等对居住在中小城市的一套房家庭杠杆率的推动作用更大。(3)多套房购买决策对城镇家庭杠杆率也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相比于一套房家庭，多套房家庭的杠杆率平均要高77.7个百分点。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从新的分析视角中探究近年来中国城镇家庭杠杆率快速上升的原因。     

我国家庭部门杠杆率的形成、风险与防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家庭部门杠杆率的快速提高受到各界的关注。我国家庭部门杠杆率虽然低于发达国家但高于新兴经济体国家,杠杆率的结构性特点突出。本文在对我国家庭部门杠杆率进行纵向、横向和结构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发现居民加杠杆买房是家庭部门杠杆率快速提高的主要因素。家庭部门杠杆率快速提高的风险主要表现为增加了家庭部门的偿债压力,对消费和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不利于经济金融健康稳定发展。为解决家庭部门杠杆率快速提高的问题,本文认为需要充分发挥消费对去杠杆的积极作用,统筹做好家庭部门和其他部门去杠杆,解决相关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     

人口老龄化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

近年来,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引起了广泛关注。老龄化不仅会降低全社会的劳动力供给,还会通过经济主体储蓄、消费、投资行为的变化,对宏观经济产生一系列深远影响。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政策之一,在老龄化的宏观环境下,其传导机制也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可能导致货币政策作用效果与预期目标相偏离。因此,研究人口老龄化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影响分析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所取得的高速经济增长是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有人怀疑中国的增长不会持久,特别是由于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威胁。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中国的老龄化速度确实将高于所有其它主要发展中国家。而人口老龄化势必导致劳动力老龄化,该文从劳动力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入手,应用经典经济增长的研究方法。在曼昆、罗默和韦尔考虑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模型中引入劳动力老龄化因素。并利用劳动力非完全替代关系综合分析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劳动力市场供给结构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     

农村家庭杠杆对养老保险参保选择的影响——基于CHFS的实证分析

家庭杠杆是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参保决策的经济约束条件，研究发现，是否存在家庭杠杆、家庭杠杆持续性对农民参保意愿和缴费档次选择的影响显著为负；家庭杠杆率与农民参保选择呈现“U形”关系，在家庭杠杆率低于一定水平时，其提升会抑制农民参保和提高缴费档次，超过一定标准时，家庭杠杆率提升则会增强农民跨期消费偏好而促进其参保和提高缴费档次。通过交互项分析发现，自身健康水平提高会减弱家庭杠杆对参保选择的负向影响；家庭杠杆率对农民参保选择的影响受到养老金待遇水平的调节，养老金待遇水平较高时，跨期消费偏好提升使得家庭杠杆率对参保选择的影响由负转正。家庭杠杆对参保选择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和性别异质性，农村女性参保意愿更容易受到家庭杠杆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住房空置与房地产金融风险——基于SYS-GMM动态面板模型的分析

当前，防范化解房地产金融风险是政府和金融部门的重点工作之一。在老龄化持续加深、住房空置率居高不下的背景下，本文研究了人口老龄化、住房空置对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影响情况。使用2011-2021年全国30个省份数据构建SYS-GMM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程度和住房空置率提升均对房地产金融风险具有正向作用，前者影响程度更大，且人口老龄化通过住房空置影响房地产金融风险的中介效应存在。为此本文提出要强化房地产市场监管、加强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和推进住房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建议。     

政府研发补贴与降低企业杠杆率

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研发补贴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研发补贴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呈现U形特征,且主要体现在对企业短期杠杆率上,而对企业长期杠杆率没有显著影响.作用机制上,研发补贴对企业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影响均呈现U形特征;研发补贴对民营企业、小规模企业、强融资约束企业和中等创新能力企业的杠杆率呈现U形...     

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的挑战与对策北大核心

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来势凶猛，不同于西方的老龄化进程，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需要引起足够重视。人口老龄化会影响经济增速。目前，中国的宏观杠杆率水平已经接近发达国家，远高于新兴经济体，在未富先老的同时，还存在“未富先债”问题。同时，老龄化还会影响基建投资、出口等经济各方面。中国经济应努力向消费主导模式转型：多渠道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增加国家财政对居民部门的支持力度；积极倡导第三次分配，改善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结构，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     

人口老龄化、推迟退休年龄对资本流动的影响

本文基于地区人口老龄化进程和经济发展的不对称性构建先富后老、先富未老、未富先老的模型结构,在开放经济下建立一个四地区世代交叠模型来分析中国人口老龄化对资本流动的影响。通过分析初始均衡和最终均衡之间经济变量的动态变化,本文结果显示资本会由人口快速老龄化地区流向老龄化速度相对较慢地区,这个结论意味着人口的快速老龄化使得中国成为资本输出大国。随着人口红利拐点到来,人口老龄化会显著降低中国的储蓄率,并导致资本输出减少。文章通过推迟退休年龄的政策试验,旨在为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提供重要的参照作用。     

住房投资与家庭创业:促进还是挤出?--基于CFPS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房价持续增长的现实背景,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家庭住房数量为核心检验住房投资对城镇家庭创业选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相比无房家庭,自有住房家庭的创业概率并未显著提高;当家庭有多套住房时,才能显著提高创业概率。同时,对仅有一套住房的家庭,住房价值对家庭创业没有显著影响。但对有多套住房家庭而言,住房价值能显著提高创业概率。本文发现住房投资尽管能够通过缓解信贷约束、增加风险偏好等机制促进创业,但也会对创业产生显著的挤出效应。只有在政府坚持住房去金融化和"房住不炒"的调控政策下,住房投资对家庭创业的促进作用才能逐步占据主导。     

人口老龄化、人口流动与地方政府债务

笔者从人口结构变动视角揭示地方政府债务的增长机制。研究显示,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流动是推动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的重要因素,且人口流入越高的地区,老龄化对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的推动作用越显著。同时,从财政收支的两大角度五个维度探析人口老龄化对地方债务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当前人口老龄化还未从经济增长和税收收入等财政收入端形成对地方债务的影响机制;但老龄化从财政支出端对地方债务的影响路径比较显著,老龄化对社会保障和医疗支出形成的压力是推动地方债务增长的显著路径,而对科教支出的挤出作用抑制了地方债务的增长。这一研究发现,有助于中国针对现阶段人口老龄化特征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地方债务管理策略。一方面,要利用窗口期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另一方面,制定地方债务管理政策时需要考虑人口结构因素,且需要根据人口结构特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并提高支出效率。     

我国居民杠杆率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近年来,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的快速上升引起社会各界关注。本文使用货币信贷和城镇储户调查数据,对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和偿债能力现状进行了分析,并运用各省住户贷款数据计算各省的居民杠杆率,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居民杠杆率上升的原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房价的快速上涨和住房销售的增长都对居民部门杠杆率的上升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房价上涨的影响程度更大。此外,金融发展水平和老年人抚养比对居民杠杆率有正向影响,少年人抚养比对居民杠杆率有负向影响。     

老龄化背景下住房负担能力对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来自CHFS数据的证据

基于2013—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三期面板数据,利用房价收入比作为住房负担能力的衡量指标,实证分析老龄化背景下房价收入比对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房价收入比越高,家庭参与创业活动的积极性越低;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会进一步加剧高房价收入比对家庭创业活动的抑制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在老龄化加剧背景下,高房价收入比的创业抑制效应主要集中在仅有一套房的家庭中。基于此,提出在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同时,需积极加快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并引导家庭理性配置资产。     

人口老龄化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的经验研究

当前,中国经济正经历着对外投资持续快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的转型阶段,而这两种现象背后是否存在内在联系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为此,本文利用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微观数据,探讨了人口老龄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老龄化程度的上升显著提高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1个单位标准差,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将会增加2.5%左右。机制分析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显著提升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显著降低了其单位工资的产出效率,促使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进行应对。进一步地,基于投资目的地的分析发现,老龄化主要促进了企业在中低收入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而对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言,人口老龄化对其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为深入认识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和企业“走出去”的动机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经验证据。     

人口老龄化是否加剧了中国家庭的经济脆弱性？北大核心

中国已全面进入老龄化阶段，家庭中的老年人规模缓慢上升。在此背景下，家庭经济脆弱性指标将发生何种变化？本文使用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及内在作用机制，结果显示：老年人占比的上升将显著提升家庭的经济脆弱性，且主要通过增强流动性约束、减少风险资产持有规模两种机制产生影响。对于中青年户主家庭、低收入家庭与低社会资本家庭而言，老年人占比的上升将进一步提升家庭的经济脆弱性；而当户主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子女向父母提供的代际向上转移支付和家庭照料较少以及所在区域的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老龄化提升家庭经济脆弱性的效应将被削弱。本文研究结果有助于政策制定者根据老龄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典型特征制定更精准的帮扶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