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自信、金融环境与家庭创业选择

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探讨了过度自信、金融环境与家庭创业选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过度自信显著提升了家庭创业概率,但与创业项目盈亏以及绩效并无显著关系;过度自信与创业选择之间的关系存在城乡异质性与区域异质性;金融环境在过度自信影响创业选择的过程中存在正向调节作用。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个体心理认知能力与创业选择的关系,试图为我国创业政策、金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微观视角的科学依据。     

损失厌恶会限制股票市场参与吗？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损失厌恶心理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及参与深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损失厌恶程度加深会抑制家庭参与股票市场,并降低家庭在股票资产上的配置比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较高的损失厌恶会通过影响主观信任进而降低家庭参与股市的可能性。此外,本文发现金融素养和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会减弱损失厌恶心理对于股票市场参与的抑制作用。在低收入、低净资产以及城市家庭中,损失厌恶心理的影响更明显。本文为理解认知偏差与家庭金融行为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促进城镇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

为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镇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程度的影响,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指数,运用Probit、Tobit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并分别使用主客观金融素养作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与家庭养老保险参与存在直接显著的正向关系,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升居民的主客观金融素养水平来提升家庭养老保险参与的可能性。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在东部和西部地区能够正向影响城镇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与,且西部地区最为显著;客观金融素养的中介效应占比大于主观金融素养。基于此,西部地区应推广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提升居民金融知识普及和关注程度,以更好地促进商业养老保险市场发展,满足居民的养老保障需求。     

投资者过度自信对股票市场影响的推导及实证

股票市场存在的众多异常现象已经很难用传统的金融理论加以解释,这就迫使学者敢于拓宽思路,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行为金融得到了快速发展,将心理学等知识应用到金融学之中,行为金融针对长期以来沿用的理性人假设提出了质疑,投资者往往存在许多认知偏差,而过度自信就是广泛存在的一种。关于过度自信问题的研究已经日臻完善,但仍有许多问题有待研究与解决,本文着重就过度自信与交易量、投资者收益、股票价格波动率进行了研究,首先通过构建模型并推导得到过度自信与交易量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与投资者收益存在反向关系,而与股票价格的波动率存在正向关系。为了验证模型推导的正确性,本文选取中国A股市场的样本股票进行实证分析,所得结论与模型推导的结论是一致的。     

信仰与中国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宗教信仰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宗教信仰会显著促进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同时会显著促进家庭参与股票市场,而且宗教信仰会提升家庭持有风险资产和股票资产的比重。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互动会显著促进有宗教信仰的居民参与金融市场和持有风险资产,人力资本积累是推动宗教信仰者参与金融市场的重要原因,信仰不同宗教的家庭对金融市场参与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因此,金融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时需充分考虑信仰的潜在影响。     

居民家庭结构对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年的数据分析居民家庭结构对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果表明：核心家庭与直系家庭结构正向激励居民家庭增加风险金融资产配置,而单人家庭、夫妻家庭则呈现抑制效应。数字金融和经济的发展对核心家庭与直系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存在促进作用,且因为数字鸿沟的存在抑制了单人家庭和夫妻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进一步的渠道检验显示,家庭结构可以通过金融素养与风险态度两种中介变量影响资产配置。本文研究结论表明,应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弥合数字鸿沟,帮助居民提高金融素养、树立理性的风险态度,以提升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度,进而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和财富水平。     

风险偏好、金融素养与家庭经济脆弱性

家庭经济脆弱性反映风险冲击对家庭消费和福利的影响，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在经济不确定性较高的当下，中国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VEP法构建家庭经济脆弱性指标，实证研究了在面临风险冲击时居民风险偏好和创业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居民风险偏好显著降低了家庭经济脆弱性，金融素养对家庭经济脆弱性有显著的改善作用。从净效应来看，金融素养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居民风险偏好，进而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进一步研究发现，风险偏好和金融素养能够更有效地降低脆弱性较高家庭陷入经济困境的可能性。此外，合理配置家庭资产是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的有效途径，城乡二元差异以及家庭是否参与保险对居民风险偏好和金融素养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产生了显著影响。鉴于此，本文研究结论为家庭遭受风险冲击时的风险选择以及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     

幸福感会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的选择吗?——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幸福满意度作为一种对生活的综合认知和态度,会影响到居民的风险偏好,进而影响其金融资产选择。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对幸福满意度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情况进行实证分。研究结果表明,幸福满意度与风险资产持有显著负相关、与参与股票交易显著负相关。此外,财富是影响家庭投资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家庭参加社会医疗保险或者商业健康保险、教育水平的提高、自有住房拥有率增加等,都有助于促进家庭对股票市场的参与及对风险资产的持有。     

户籍属性、住房拥有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本文采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分析了户籍属性与住房拥有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拥有本地户籍显著提高了家庭拥有住房率,并且对家庭参与风险资产市场的可能性和风险资产比重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这一结果在控制了家庭经济条件、人口学特征和投资风险态度等因素后仍然稳健。住房拥有对家庭风险资产市场参与、参与程度产生正效应,但是统计上不显著。进一步探讨户籍地位的城乡差异效应后发现,农业户籍地位会显著降低家庭风险资产的投资倾向。     

金融素养与居民财产性收入——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数据,采用Probit和Tobit模型分析了金融素养对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结果显示:金融素养对居民财产性收入获得和规模提升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财产性收入结构方面,金融素养显著提高居民金融资产收入占比,而对土地房屋收入影响不显著.机制分析发现,居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在金融素养影响财产性收入的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素养对居民财产性收入规模的影响呈现"马太效应",金融素养对城镇居民和风险偏好者财产性收入影响效应显著更大.     

中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及动态调整

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家庭异质性和风险市场参与成本异质性的两期OLG模型,考察了财富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本文采用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对模型预测进行检验,研究发现,随着家庭财富水平的积累,家庭优先通过金融产品间接参与股票市场,随后提高股票的直接持有,在财富上升到较高水平后,家庭对股市的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水平都显著提高。     

居民金融素养、市场化进程和商业保险参与 ——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择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CHFS)2017年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从市场化进程的角度,实证分析了金融素养对商业保险参与概率和参与程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居民金融素养越高,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概率越大、参与程度越深,该结果在城镇和农村数据之间无显著差异.研究还发现,市场化进程越快、市场化程度越高,居民金融素养的提升就越有可能增加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可能性.     

金融素养、家庭财富与家庭创业决策

本文利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分析了金融素养、家庭财富与家庭创业决策三者之间的关系。整体上,金融素养的提高显著增加了家庭参与创业的可能性,但家庭参与创业面临着"财富约束效应";而金融素养对家庭财富具有替代作用,提高金融素养有效缓解了家庭的"财富约束效应",促进家庭参与创业。同时,研究发现家庭财富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并不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但金融素养更能缓解农村家庭创业所面临的"财富约束效应"。另外,提高金融素养能有效缓解家庭的信贷约束,增加其风险偏好,间接地促进创业。     

风险感知与商业健康保险参与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本文探讨不同层面的风险感知对家庭商业健康保险参与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风险感知水平的提高显著增加家庭商业健康保险新增参与可能性及新增参与程度;风险态度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呈现异质性,对家人住院的风险感知,风险厌恶的正向调节作用显著,但对于主观程度更强的户主自评健康变化的风险感知,这种调节作用不显著。因此,普及健康风险感知教育,有助于激发商业健康保险需求,推动商业健康保险市场发展。     

CEO过度自信对薪酬的影响研究

CEO过度自信是影响其自身薪酬的重要因素。本文以2008—2018年A股上市公司CEO的薪酬情况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在中国情境下CEO过度自信对薪酬水平和薪酬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过度自信的CEO比非过度自信的CEO拥有更高的总薪酬和股权激励强度以及更低的现金薪酬比例;同时,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中CEO过度自信对薪酬的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面临的风险大小和创新程度会强化过度自信与CEO薪酬之间的关联关系。     

金融市场参与、风险异质性与家庭幸福

本文研究了金融市场参与对家庭幸福的影响。理论分析显示,金融市场参与通过风险和收益对家庭幸福产生影响。本文运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金融市场参与对家庭幸福的影响。为克服内生性,本文选取工具变量,运用极大似然估计发现,家庭参与金融市场会显著提高家庭幸福的可能性。从投资风险的角度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投资的风险异质性对家庭幸福有显著影响:家庭参与低风险金融投资会显著提高家庭幸福,参与高风险金融投资会显著降低家庭幸福。从民间借贷参与中,本文发现家庭参与民间借出款会显著提高家庭幸福的可能性。民间借贷投资风险对家庭幸福的异质性影响也是存在的,高风险借出款对家庭幸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本文为理解家庭金融投资行为与幸福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可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益参考。     

居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来自中国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简述了我国家庭金融的发展概况以及家庭金融风险资产的"有限参与之谜",运用中国金融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家庭资产选择的特征,并运用probit模型分析了影响居民参与金融市场的因素。本文研究发现,我国居民非金融资产持有率远高于金融资产,房产是居民持有率最高的非金融资产,资产配置不平衡,房产持有和社会保险都对居民参与股票市场造成影响。     

信息不对称、过度自信与股价变动

信息传导的非同步和投资者情绪变化是股票市场的两个典型特征,前者会引发投资者之间出现信息不对称问题,后者主要体现为投资者过度自信,两者共同作用影响股票价格变动。本文将信息不对称和投资者过度自信情绪置于同一个分析框架,建立两阶段动态序贯定价理论模型研究现实市场上信息传导过程中股价变动的内在机制。结果表明:(1)面临新信息的进入,投资者对股票收益预期的调整与均衡价格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2)面临有利消息时,过度自信投资者比例越大,股票的均衡价格越高,投资收益将越低;面临不利消息时则相反;(3)随着过度自信投资者比例以及过度自信程度升高,市场风险溢价将下降;(4)投资者群体在信息传导过程中出现分化,对股价变动形成异质信念,未获取信息和获取信息但未出现过度自信的投资者认为股价被高估,获取信息且出现过度自信的投资者认为价格被低估,促使更多的交易,引发市场成交量和股价变动;(5)过度自信投资者比例与过度自信程度提高均会对市场效率产生正向影响,而对市场深度具有负向效应。最后,基于理论结果对非对称性和持续性等典型的市场波动性特征进行解释。     

家庭社会网络与保险市场参与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家庭社会网络对商业保险市场参与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社会网络对居民参与保险市场的可能性有显著影响,拥有更多社会关系的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概率越大。居民一旦参与保险市场,保险市场参与程度会随着家庭社会网络扩展而显著提高。此外,本文发现家庭收入的提高、风险偏好、社会保障水平的增加和良好的健康状况都会推动家庭参与保险市场。注重家庭社会网络间的互动是促进我国商业保险市场发展的有效手段。     

主观幸福感、风险异质性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Binary 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居民主观幸福感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对家庭储蓄参与概率影响为正,对股票参与概率影响为负,对商业保险参与概率影响不显著;进一步基于家庭风险偏好分类的实证分析发现:家庭主观幸福感与储蓄参与概率之间存在一定的风险异质性,与股市参与概率之间存在一定的趋同性,而在商业保险参与概率上风险异质性不显著。指出各金融机构应与居民建立完善、高效的沟通机制,以满足居民多元化金融消费需求;金融监管机构应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体制机制改革,为投资者搭建健康有序的资本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