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

新时代中国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同时也是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过程。现有关于生态文明建设中城镇化发展的研究,更多是关注环境规制对城镇化建设的影响,而忽略了环境规制基础上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是科技创新。本文运用熵值法测算了2003-2018年中国省域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并基于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检验了环境规制、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在不考虑科技创新时,环境规制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即先抑制、后促进。第二,当科技创新的方式侧重于末端治理,即为治污技术创新时,环境规制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的影响为先抑制、后促进;当科技创新的方式侧重于过程治理,即为生产技术创新时,环境规制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之间不再呈现"U"型关系,环境规制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始终为促进作用。第三,环境规制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提升存在单门槛效应,治污科技创新和生产科技创新在环境规制力度不同的情况下,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的提升作用存在差异。生产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促进作用更加稳定和显著;而治污科技创新作用的发挥必须以环境规制的强度达到一定强度为前提。基于以上研究,本文...     

双重环境规制能否促进工业研发努力？——基于价值链视角

选用2008—2018年中国工业省级面板数据，基于价值链视角，分析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工业研发努力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正式环境规制对研发投入、新产品开发的影响呈显著倒“U”形，对专利产出的影响不显著；非正式环境规制仅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呈显著“U”形，对专利产出及新产品开发的影响均不显著。经进一步研究发现，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在影响研发投入的过程中还存在着显著互补效应，意味着在双重环境规制管制下，中国更易于实现科技、经济与环境的共同进步。     

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与企业绿色创新

我国环境规制日益加强,绿色创新已成为企业破解环境困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文章选取2012—2021年沪深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研究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企业绿色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形态势,且研发投入可以正向调节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具有双重门槛效应;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有区域异质性、产权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研发投入的调节作用也有异质性。今后应进一步协同推进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强化政府和企业双主体环保责任,提升居民环保意识,依托大数据技术提升环境监管质效,并充分考虑环境规制的异质性,制定差异化环境政策,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政策效应。     

长江经济带环境规制对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影响

环境规制的正、负外部性通过企业的区位选址来影响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发展.利用2011—2017年长江经济带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长江经济带及其上、中、下游的环境规制对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影响.结果显示:无论是分区域还是整体,长江经济带的正式环境规制和高技术产业集聚之间都存在"U"形非线性关系;除了中游地区,长江经济带上游、下游和整体基本都还处于"U"形曲线的左侧下降阶段,即正式环境规制和高技术产业集聚之间呈反向变动关系;在非正式环境规制中,收入水平是一个重要因素,它对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各区域应根据实际情况划分环境规制强度,以达到"U"形曲线的拐点.同时,各区域还应该注重引导消费者偏好向绿色健康发展,倒逼企业科技创新,吸引高技术产业集聚.     

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作为产业发展的趋势,是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选取中国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面板门槛模型重点研究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非线性关系及行业和区域异质性。研究表明,当以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城市规模、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时,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一般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呈倒U形关系。当以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时,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一般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呈倒U形关系,且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更大。因此,要因地制宜地推动产业协同集聚,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优势,科学规划产业布局及监管强度。     

环境规制强度与工业企业生产技术进步之关系——基于门槛回归的实证研究

该文运用2003-2010年江苏省制造业分行业面板数据,利用非线性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强度和工业企业生产技术进步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度和生产技术进步之间既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也不存在＂波特假说＂中的U型曲线关系,而是一种折线对应关系。当环境规制强度小于门槛值时,环境规制阻碍生产技术进步;当环境规制强度越过门槛值后,阻碍作用递减,但并未呈现正向促进作用。     

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对我国省域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测算和财政分权条件下不同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分析表明,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集聚效应,财政分权对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存在明显差异,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的交互效应在“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中尤为显著。不同地区的环境规制以及与财政分权的交互效应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我国应优化财政分权制度与地方官员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充分考虑环境规制工具与地方财政分权的交互效应,在不同区域选择不同的环境规制工具,制定跨区域的环境规制政策,发挥东部地区绿色创新的优势,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的绿色创新补偿机制。     

环境规制、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

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各模型检验结果显示,环境规制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环境规制对工业部门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创新补偿效应”,环境规制能够通过促进科技创新使工业部门企业获得更大发展。数字经济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能够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另外,调节效应模型的检验结果还显示,数字经济能够降低环境规制对传统工业产业的负向影响,不断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工业部门的经济占比。面板门槛模型的检验结果显示,在不同的门槛水平下,环境规制和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均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特征。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环境管制与绿色创新

在宏观经济政策频繁变动和微观企业绿色化发展的情境下,企业绿色创新如何发展变化仍待深入探究。文章以2009—2019年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为观测对象,实证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绿色创新呈现“倒U”型影响,并且存在行业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其非线性关系在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显著,而在资源、劳动密集型行业中不显著;相较于非正式环境管制,正式环境管制强化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绿色创新的“倒U”型关系,使“倒U”型曲线更陡峭。研究结果为政府精准设计经济政策、有效施行环境政策以及为企业长远布局绿色创新方案提供实证经验支撑。     

资源禀赋、环境规制会促进制造业绿色发展？

基于制造业绿色转型发展的视角,在梳理解析资源禀赋、环境规制与制造业绿色发展内涵及理论关系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制造业绿色发展影响要素的动态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实证考察 了全国层面及长江三角洲、泛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带内资源禀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发 展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在全面层面资源禀赋对制造业绿色发展呈正向作用,环境规制在 短期内对制造业绿色发展呈负向冲击效应,并能对资源禀赋弹性产生抵消作用,但长期来看则能 释放资源比较优势的发挥,并与制造业绿色发展呈“U”型关系;在各经济带检验中,资源禀赋 与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直接效应呈差异化影响,其中资源禀赋在长江三角洲制造业绿色 发展中表现为负向效应,环境规制在环渤海经济带制造业绿色发展中呈正向效应,长期内环境规 制在泛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带制造业绿色发展中呈现为“U”型关系。     

环境规制对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技术密集度与金融发展的联合调节效应

利用2011—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环境规制对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探讨技术密集度与金融发展的调节作用以及两者联合效应。结果显示：环境规制能够提高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技术密集度和金融发展均对环境规制与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正向关系存在促进作用;技术密集度和金融发展具有联合调节效应,与低金融发展水平相比,高金融发展水平会放大技术密集度对环境规制与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关系的促进作用。     

环境规制如何影响货物贸易的出口商品结构

从环境规制是否影响了货物贸易出口商品结构这一问题出发,文章利用2001-2014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分析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1）费用型环境规制与出口商品结构间存在"U"型非线性关系,投资型环境规制与出口商品结构间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2）投资型环境规制之于出口商品结构的滞后效应较费用型环境规制更强;（3）在影响途径上,投资型环境规制更偏好促进技术创新,费用型环境规制则主要影响环保成本;（4）两种类型环境规制对于东部和中西部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强度有所不同。加强环境规制对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应重点从以下着手：考虑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出口商品结构影响的特点制定恰当的规制水平;根据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优劣势组合使用环境规制工具;加强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间的紧密联系;选择与区域产业分布特征相适宜的环境规制工具。     

环境规制、融资约束与企业绿色创新——来自长三角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对2013—2018年181家企业环境规制、融资约束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地方加强环境规制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融资约束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抑制作用；融资约束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中起到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削弱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融资约束对国有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抑制作用；而对于非国有企业具有正向激励作用，但调节效应不再显著。根据研究结论，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分别从政府、金融机构、企业自身角度提出相关的对策。     

绿色信贷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

基于2010—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DEA-BCC模型测算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而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实证研究绿色信贷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作用。整体回归结果表明,绿色信贷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分区域回归结果表明,绿色信贷对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对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     

信贷配置、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

金融对技术创新可以发挥积极推动作用,但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可能遭遇到信贷未按照"效率均等"原则配置等融资歧视难题.本文分析信贷配置问题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基于信息熵构建地区信贷错配测算模型进行计算,然后构建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中国30个省份信贷错配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证实信贷错配程度与绿色技术创新存在非线性关系的...     

人口老龄化、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人口老龄化是当前中国面临的挑战，能够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重要影响。基于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09—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人口老龄化、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产生积极影响。当以技术创新作为门槛变量时，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呈现单门槛特征，在技术创新跨越门槛值后，人口老龄化的正向作用变得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