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上市公司投资:过度还是不足?——基于沪深工业类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实证度量

本文提出了一个简洁、有效的企业非效率投资度量模型,并以沪深301家工业类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了实证度量。研究发现,2001—2006年间,样本公司最优投资率平均为年初固定资产净值的24.4%;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等的影响,39.26%的公司投资过度,实际投资平均水平超出其最优投资的100.66%;60.74%的公司投资不足,实际投资平均水平仅达到其最优投资的46.31%。     

浅谈国有企业财务投资过度化行为

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如何加强国有企业财务投资过度化行为,已经成为我国国有企业高层管理者不得不面临和深思的问题。随着金融危机进一步的蔓延,投资的渠道越走越窄,国有企业如果实现从扩大外延向内涵挖潜增加效益必将成为科学而唯一的选择,也是帮助企业摆脱困境,实现企业长足发展的必经之路。文章重点针对国有企业财务投资过度化行为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和分析。     

国有企业财务投资过度化行为分析

从现代企业财务理论的角度来看,财务投资决策效率化与否会直接影响企业融资资金的配置效率。我国国有企业资金配置效率低下的一个主要原因表现形式是过度投资行为。企业现金流量投资于净现值为负的项目以扩大企业规模,结果导致企业资金配置效率低下和企业价值降低的过度投资决策行为。     

国家审计能抑制国有企业过度投资吗?

基于审计署2010-2014年公布的中央企业财务收支和专项调查审计公告,我们以被审计中央企业的控股上市公司为检验样本,通过倾向值得分配对(PSM)方法确定其配对样本,考察被审样本公司在国家审计前后过度投资水平的变化。通过研究发现,国家能够抑制公司过度投资行为,但与一次审计相比,二次审计对过度投资没有显著影响。在区分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后,我们发现,在一次审计中,国家审计对投资过度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非"十大"的小所审计的公司中,而对大所审计的公司无显著影响。在二次审计中,国家审计能够进一步抑制小所审计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上述研究发现对理解国家审计之于国有企业的监督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CFO财务执行力与企业过度投资——基于董事会视角的分析

本文基于董事会的视角,研究了CFO财务执行力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CFO进入董事会,不仅有利于抑制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还有利于降低过度投资-债务期限错位之间的敏感性,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过度投资对公司未来经营绩效的负向影响。这些表明,CFO进入董事会能够提高其财务执行力,有效发挥治理作用,进而提高公司资源的配置效率。     

CEO过度自信对企业投资和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基于企业自由现金流调节作用的实证研究

本文研究了CEO过度自信对企业投资和非效率投资的影响,以及企业自由现金流对二者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CEO过度自信对企业投资和非效率投资都具有促进作用,同时,企业自由现金流也可以直接或间接促进企业投资和非效率投资。     

股权激励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高管过度自信中介效应的视角

基于高管过度自信的视角考量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实施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现象,股权激励能有效抑制过度投资行为,但对企业投资不足现象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高管过度自信会导致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发生,相应地会降低投资不足行为的产生;高管过度自信是导致股权激励效果弱化的重要原因,股权激励的实施会在高管过度自信的作用下加剧企业过度投资行为,而对投资不足表现出不显著的抑制效果;良好的公司治理环境能有效抑制高管过度自信概率,也是激励效果得以发挥的重要前提。     

集团化经营与企业过度投资——基于内部资本市场和外部治理环境视角分析

从内部资产市场和外部治理环境的视角出发,对集团化经营与企业过度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过度投资行为在集团化经营的企业中广泛存在,隶属于集团的企业过度投资现象显著高于非集团企业;更进一步的研究证明:在政府干预越严重、地方保护越多的地区,隶属于集团的企业过度投资程度会更加严重。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应从集团企业和地方政府两方面着手,加强集团企业内部现金流管理,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建设。     

我国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成因及对策分析

投资决策是公司最重要的财务决策之一,是公司价值创造的主要源泉,但是由于代理问题、信息不对称以及投资者和管理者的行为等因素往往会导致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对于非效率投资,上市公司可以通过强化信息披露、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科学的投资决策制度和有效的激励机制等措施来抑制。     

我国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投资决策在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主导着公司价值的创造,而现实企业中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等现象一直影响着企业的发展。在我国,上市公司大多数由大股东控制,而如何发挥大股东的监督作用及抑制非效率投资行为已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话题。在国有上市公司中,由于大股东的"缺位",其代理人为了控制风险和自身的业绩,更多的表现出投资不足。然而许多企业由于两权分离造成的代理问题、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存在关联投资、恶性担保、盲目多元化等过度投资现象。本文通过分析其中存在的财务风险、经营风险和危害,进而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最后提出相应建议。     

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国有企业:一个演化视角的分析

本文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国有经济的原因以及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国有企业演进的历史,得出了简短的结论.     

中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作为经济金融化微观层面的重要表现,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现象日益凸显.以2001-2014年我国A股上市的非金融企业为研究对象,借助Eviews6.0软件,运用最小二乘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实证分析我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企业的金融化程度随着其股东价值最大化观念的增强而加深,企业金融资产持有比例与其主营业务利润率呈U型关系,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会弱化企业的金融投资行为.     

The Performance of the Foreign‐Owned Sector of UK Manufacturing: Some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UK Inward Investment Policy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reported performance of foreign‐owned manufacturing subsidiaries in the UK between 1994 and 1998. The paper is set in the context of uncertainty about the performance of some foreign‐owned sectors of UK manufacturing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performance for the beneficial spillover effects sought by policy‐makers from foreign‐owned capital. Japanese‐owned subsidiaries are the focus of particular attention, with reported profits and tax liabilities significantly below those of subsidiaries from other national sources. The wider ramifications of this finding are analysed for the UK case, particularly in terms of the need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wider exchequer effects of inward investment in the general evaluation of the financial assistance provided to foreign firms.     

国有控股集团企业知识型员工激励组合实证研究

国有控股集团企业知识型员工激励组合包括薪酬激励、工作成就激励、个人成长激励、工作环境激励、知识转移与共享激励等主要方式。实证研究表明,在薪酬激励方面,固定薪酬激励效应已降至最低水平,远不及奖金、福利、股权及期权激励策略。在工作成就激励方面,工作重要性和岗位转换的激励效应已降至中等水平,工作挑战性及相关荣誉更加能够激起员工工作积极性。在个人成长激励方面,担任重要角色、规范的技术培训与开发制度的激励效应为中等水平,而拥有资源配置权、负责组建研发团队和参与决策制定具有重要激励作用。在工作环境、知识转移与共享激励方面,先进的RD设施、优秀的企业文化、有利的团队冲突、规范的团队激励机制和健全的知识共享机制对员工的激励效应水平已高于较强团队凝聚力、顺畅的沟通激励以及优秀的领导、弹性工作时间和良好的学习环境。     

广东省国有银行劳务派遣使用状况浅析

近年来,新兴的劳务派遣制用工形式在我国银行迅速发展。但这一制度因时间短,尚缺乏独立的立法和相配套的监管机制。政府应做好监管工作,完善立法,明确派遣机构、要派机构和派遣员工的权利义务,设立相关机构与劳动保障部门共同监察劳务派遣机构和用人单位。工会提供辅助,银行也要重视做好派遣员工的心理工作,为派遣员工营造公平、公正的工作环境。大学生在选择劳务派遣的就业形式时,要学会自我保护,保证自己应有的权益能够实现。     

外国企业来我国上市的必要性及其法律准备

中外股市都存在着三大定理,即"会有越来越多的公司上市"、"会有越来越多的资金入市"和"牛市总比熊市长"。这给我们的启迪是:要使越来越多的公司上市以扩大供给,要使越来越多的资金入市以扩大需求。为使越来越多的公司上市以扩大供给,为了建立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就应该允许外国企业来我国上市。未来牛市格局为外国企业来我国上市提供了经济上的可行性,为此,我国要做好一系列的法律准备,包括制定专门的规范性文件,规定外国企业境内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的各种条件和程序;对外国企业在我国境内发行证券实行注册制;完善保护投资者的法律制度等。     

挤入还是挤出: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阐释了基础设施投资如何影响私人投资,实证结果发现:从全国平均意义上来看,中国基础设施投资整体上并未出现供给过度或低效使用,基础设施投资对于私人投资具有较强的挤入效应,并且市场环境的改善和开放水平的提升可以进一步强化这种正向作用。倘若市场环境和开放程度足够低,基础设施投资的挤入效应几乎可以忽略。分地区来看,东部的基础设施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挤入效应依然大于中部和西部。特别是对于西部地区,如果市场环境和开放水平过低,基础设施投资甚至会挤出私人投资。总体而言,市场环境和开放水平对于基础设施投资边际效应的正向影响从东到西,依次递增。基于实证研究的结论,我们提出了有关改善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政策建议。     

State ownership and the cost of debt: Evidence from corporate bond issuances in China

Corporate credit risk can be reduced through implicit government guarantee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in China provide a distinctive setting to investigate government roles in corporate debt financing. We find that non-SOEs’ corporate bond issuance costs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SOEs. We also observe relatively lower bond issuance costs for firms controll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CSOEs) than those controlled by local governments (LSOEs). In addition, we demonstrate that compared with SOEs, non-SOEs’ financial constraints are mitigated to a larger extent after the bond issuances. Overall, we show that state ownership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determining corporate bond issuance costs.     

"国有股划拨社保基金"及"社保基金海外投资"政策的经济效应——基于文字表述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划拨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保基金”和“全国社保基金海外投资”引人瞩目,全国社保基金运营(包括筹集、保值增值)的经济效应(经济增长效应和再分配效应)研究愈显重要。本文运用文字表述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说明:全国社保基金长期持有部分国有股、社保基金海外投资分别通过“降低代际企业所有权的转移成本”和“资本市场专门人才培育、社保基金保值增值”两条传导途径促进经济均衡增长(增长效应),增加劳动者和退休人的福利(再分配效应)。建议加快“划拨国有股充实社保”步伐,减少全国社保基金国内投资、加大海外投资比重,加强对海外投资的有效监管。     

破解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新路径:外资开放政策的视角

产能过剩已经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深层次难题,本文以中国2002年外资管制放松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系统研究外资开放政策对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外资开放有效提升了同行业内资企业的产能利用率,生产效率、出口扩张和对外直接投资是外资开放影响内资企业产能利用率的重要渠道。外资开放对民营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吸收能力强的企业以及沿海地区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效应更大,并且地区制度环境增强了外资开放的产能利用率提升效应。此外,内资企业除了获得行业内外资进入的水平溢出效应之外,还分别从上游和下游行业的外资进入中获得正向的前向关联与后向关联效应,进而显著提升了自身的产能利用率。最后,本文还进一步考察了外资开放政策对制造业总体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发现外资开放通过资源再配置渠道显著促进了制造业总体产能利用率的增长,进一步检验显示,外资开放一方面促进了市场份额从落后产能企业向相对优势产能企业的再配置,另一方面促进了落后产能企业的淘汰,进而提高了资源再配置效率并促进制造业总体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本文从外资开放政策视角探究了产能过剩问题,对新常态下破解产能过剩困境、实现“去产能”政策目标具有一定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