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流业集聚、空间溢出效应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省域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6—2020年面板数据,探析物流业集聚对我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利用区位熵法和DEA-Malmquist模型对物流业集聚水平和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根据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二者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揭示其空间演化特征;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分析物流业集聚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在样本考察期内,我国物流业集聚水平不高,地区间存在显著空间正相关性;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平稳增长,全局空间相关性较弱,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局部空间相关性且呈现出随时间变化加强的趋势;从区域层面来看,我国物流业集聚水平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幅并不完全符合;物流业集聚对当地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对邻近地区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城镇化率、财政支农水平、农业机械化程度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而工业化水平、开放程度、自然灾害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抑制作用。为此,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应从构建物流集聚高地、促进物流省际交流等方面发挥物流业集聚及空间溢出效应,提升农业技术效率,促进两业协同、绿色、健康发展。     

绿色债券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PSM-DID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15—2020年A股上市债券发行企业为原始样本,通过PSM法匹配出棕色债券发行企业的反事实参照组。将2018年绿色债券纳入央行担保品框架作为绿色债券政策实施的起点,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对匹配的样本进行实证检验,探究绿色债券政策对棕色债券发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净影响效应。实证结果发现：绿色债券政策阻碍了棕色债券发行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本文尝试运用PSM-DID模型检验政策实施效果,选择偏差与遗漏变量的问题被有效地解决,同时内生性问题被很好地避免,为绿色债券政策检验提供了新思路。     

碳排放、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农业经济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科技进步的关键指标之一,是指在各种生产要素投入水平既定的情况下所达成的额外生产效率。 传统农业增长模式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通常以劳动力、资本、土地、农业机械设备等作为测度。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背景下,我国农业朝向绿色化、高效化、集约节约化发展,加入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以测算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分析其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为我国现代化、绿色化农业建设提供思路与方法。     

进口贸易与中国城市的绿色转型发展——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

随着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进入新阶段,扩大进口既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战略抉择,更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在探讨进口贸易影响绿色生产率的基础上,将空气污染物、二氧化碳和能源消费纳入生产函数,使用动态SBM模型测算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基于2000—2013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检验了进口贸易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水平偏低,呈波动下降走势和东高西低空间分布,进口贸易对城市绿色生产率的影响在东部和中部地区较为明显,西部地区并不显著,并且进口产品技术含量越高,其提升效应越显著。     

互联网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文章研究了互联网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和异质性效应,研究结论表明:互联网发展有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由于各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与资源禀赋的不同,互联网对GTFP的影响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最后,基于实证结果提出通过互联网发展推动GTFP提升的政策建议。     

湖北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研究——与中部其他省份的对比分析

通过与其他省份对比,探究了湖北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体变动情况。结果表明:中部六省中,湖北省的可持续发展特征最为显著。此外,湖北省发展更加稳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并没有因为产业转移以及金融危机产生巨大波动。但是包括湖北省在内的大部分省份共同陷入一个困境,即技术进步成带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影响不大,且技术进步与效率存在着反向变动趋势。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可持续。基于此,湖北省在技术进步的同时,也要注重科技创新,提高纯绿色技术使用效率,才能提升可持续发展层次。     

财政分权、FDI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面板数据动态GMM方法的实证检验

利用2003-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在考虑能源投入和环境污染的情况下,选用基于SBM方向距离函数的ML指数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其分解项,进一步构建计量模型使用动态GMM方法实证检验财政分权、FDI及其交互项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分解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处于较低水平,且增长主要来源于绿色技术效率的改善;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对绿色技术进步有一定的正向作用,但在较大程度上恶化了绿色技术效率,总体上不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FDI的引入既不利于绿色技术进步也未能有效改善绿色技术效率,但与财政分权的良性互动显著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财政分权、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影响呈现一定的区域非均衡特征。     

基于不同环境规制类型下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

文章基于非径向、非角度的SBM和(GML),测算我国2001—2017年份省域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研究结论表明:命令控制性、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表现为倒U型关系;而自愿协议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则表现为U型关系.此外,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还受要素结构、产...     

中国省域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演进及溢出

本文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BM—ML模型对全国30省2004—2016年的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通过核密度估计和马尔科夫链探讨其时空演进特征,并借助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分析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动态演进规律,省域间物流发展协调度有待提高;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正空间自相关特征,表现为生产率较高的省份趋于相邻,生产率较低的省份趋于相邻;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驱动因素包括交通网络密度、物流能源强度、交通运输强度和人均GDP,各影响因素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中市场化进程的正向溢出效应最高,对外开放程度和地区产业结构的溢出效应为负。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南通为例

本文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从全局性与异质性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强化环境规制对南通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正向效应,但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全面深化改革后,强化环境规制对南通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2014—2019年时段内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出显著的动态连续性与空间趋同特性。EKC理论未获得南通市数据支持,南通市经济发展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U型发展关系,当前处于U型曲线右边,表明南通市已越过拐点。据此,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数字经济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用机制与门槛效应

利用2011—2020年我国2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研究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作用机制与门槛效应。研究表明,总体上数字经济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在使用系统GMM回归法缓解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不同等级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存在异质性,对（新）一线城市促进作用最显著,其次是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四线城市和五线城市;机制分析说明,数字经济通过推动技术进步提高城市技术创新能力,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还受环境规制的影响,表现出门槛效应,对全样本城市而言,跨越门槛值后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有所削弱;分城市等级看,数字经济对（新）一线城市、三线城市、四线城市和五线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规制门槛效应较为显著,而对二线城市不存在门槛效应。因此,在我国经济发展转型的关键阶段,应持续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完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实施差异化数字发展战略,因地制宜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要素市场扭曲如何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地级市经验数据研究

基于SYS-GMM估计方法对要素市场扭曲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实证分析,并运用交互项方法探究了不同区域要素市场扭曲对不同企业特征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宏微观差异。研究发现:要素市场扭曲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显著抑制作用,且是通过效率改进和技术进步中介效应渠道实现的;在企业微观特征所产生对要素市场扭曲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冲抵效应中,企业规模较大、具有非国有企业性质、企业创新能力高及资本集聚程度较低的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强企业微观特征所产生的冲抵效应;而企业异质性特征在各区域所产生对要素市场扭曲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冲抵或增加效应因资源禀赋差异表现不尽相同;企业规模和创新能力的冲抵效应在东部地区表现较强,资本集聚程度的增加效应则在中部地区表现较强。     

财政分权、政府行为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我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形势日趋严峻,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己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当前,政治上集权、经济上分权的财政体制通过影响政府行为改变了资源配置方式,进而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首先基于政府行为变化的视角,分析财政分权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并提出理论假设;其次,采用基于SBM方向距离函数的ML指数对我国各省区2001～2016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进行测算;最后,构建随机效应模型对影响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得出如下结论:一是财政分权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区域差异性明显;二是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通过引进高质量FDI、加大科技投入、改善人力资本以及提高基础设施水平等策略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三是财政分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教育、环境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政府行为的扭曲,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根据上述结论,从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清晰划分环境事权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测度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Malmquist指数的方法测定全国31个省市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研究结果表明,在2003-2012的十年间我国31个省市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的技术进步都呈正增长,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分解技术效率呈负增长。     

黑龙江省四煤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研究——基于与本省各地市的比较研究

以黑龙江全省及省内十三个地市构建生产前沿面,采用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DEA方法,测算四煤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增长源泉,得出结论: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低水平甚至负向增长后,2014年,四煤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全部实现正向增长,并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依据四煤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源泉存在的差异,给出了提高四煤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对策建议。     

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企业发展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本文以近年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激励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探究了二者之间的相关作用机制。本文认为：对我国上市公司而言，采取高管薪酬激励能够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促进作用，其中企业创新发挥了中介作用。该结论拓展了管理层货币激励的经济后果研究，并且对于上市公司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指导意义。     

高管团队稳定性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高管团队成员作为企业经营决策的核心力量，其稳定性对企业高质量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据此，本文以2008年-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稳定性能显著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果对企业关注高管团队稳定性，减少团队成员变更频率具有一定的意义。     

金融科技赋能绿色发展：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近年来,我国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为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新动能。本文基于2011-2019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金融科技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和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科技进步对我国经济绿色发展呈正向影响,在进行滞后一期解释变量的内生性检验、调整样本、替换关键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正向效应依然显著。从影响机理来看,金融科技通过投资调整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推动绿色发展。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由于东部地区金融科技发展成熟度较高,金融科技促进绿色发展的边际效应低于中西部地区。因此,我国应加大对金融科技应用的支持力度,提升金融科技质量和效率;构建金融科技和绿色金融的协同发展机制,推进金融科技服务与实体经济融合创新发展;建立区域协作机制,加强对中西部地区金融科技推广应用,赋能地区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