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江城市跨江发展实证研究：基于偏离-份额模型

2011年安徽省行政区划调整,皖江城市迈入了跨江发展的新时代。运用基尼系数和地理联系率分析皖江城市非均衡的发展现状,行政区划调整优化了资源配置,皖江城市三次产业非均衡性显著改善。行政区划调整后,皖江城市也具备了跨江发展基础。运用偏离-份额模型分析皖江城市跨江发展城市,芜湖、马鞍山、铜陵是最佳跨江发展的城市,第二产业成为跨江发展主要拉动力。     

皖江城市群产业特征研究

城市群形成发育的关键在于其内部产业结构的优化、城市功能的互补和经济联系的分工与协作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对皖江城市群产业结构特征进行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其研究结果将为皖江城市群产业结构调整和新一轮皖江开发提供科学依据。     

城市数字经济的益贫式增长效应——基于农村流动劳动力视角

以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界定低收入农村流动劳动力群体，利用2011-2018年CMDS与289个地级市的匹配数据，检验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益贫式增长效应、机制与异质性。研究发现：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可通过收入提升和分配改善两个机制实现农村流动劳动力的益贫式增长，这一结论在考虑模型内生性和替换解释变量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提高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能加速提升城市数字经济的益贫效应。流入地社会保障缺失制约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益贫效应的发挥。单纯提高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则会加剧收入不平等，甚至逆转其益贫效应。因此，要在推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农村流动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同时，提升农村流动劳动力的技能水平与就业匹配能力，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发展的“城乡共富红利”。     

皖江城市跨江发展战略的思考

文章立足国内外城市跨江发展成功经验、模式及其研究现状,从缩小城市南北差距、提升城市竞争力和加速城市化进程方面剖析了皖江城市跨江发展的必要性,从政策驱动、示范区推动、经济实力带动和交通格局触动阐述了皖江城市跨江发展的可行性,提出了制定跨江发展总体规划,理清跨江发展思路;统筹规划,建立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加快构建皖江城市交通设施,做好大桥经济等六个方面的发展战略和对策。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的皖江城市空间整合

皖江开发成效显著,沿江城市逐渐成为安徽省发展极核地带,各城市均形成了自己的主导产业,区域分工体系初步形成。但与长三角地区差距拉大,边缘化特征明显,沿江城市偏居长江南岸,城市发展空间受限。融入长三角是皖江沿江城市空间整合的前提,整合区域城镇空间关系是皖江开发融入长三角的关键,构建“芜马铜”城市群是皖江沿江城市空间整合首要任务。实施跨江发展战略、建设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制造业基地、构建与长三角接轨的基础平台、打造“马芜铜”核心增长极,是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皖江城市空间整合的主要策略。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吗?——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对于重塑传统经济体系、推动资源有效整合，实现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通过耦合评价模型测度2011—2020年全国284个城市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我国城市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普遍较低，但存在随着年份逐渐上升的趋势。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且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中介效应模型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改善城市要素配置效率、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与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以及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高的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影响更加显著。     

皖江城市带产业集群特点、问题及对策

在经济全球化、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的背景下,培育发展地方特色产业集群,创新产业集群的发展环境,打造制造业产业集群的集聚中心,促进产业集群良性竞争和协同创新,是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提升区域竞争力的必然选择。文章在研究皖江城市带产业集群发展现状,总结产业集群发展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了皖江城市带产业集群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提出了加快发展皖江城市带产业集群的政策建议,以期为皖江城市带产业集群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皖江城市文化资本财政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实证研究

皖江城市是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产业承接涉及到方方面面,文化通过文化资本在产业承接中发挥重要作用,促进经济增长。文章构建了文化资本的经济增长模型,并在面板数据分析过程中对模型选择和变量间协整关系进行检验,在此基础上建立带有回归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两种文化资本财政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较高并且相当。进而对皖江城市文化资本投资提出一些建议。     

我国典型城市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经验与政策启示

通过梳理总结国内典型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成功案例经验发现,这些城市普遍致力于数字技术创新、平台载体建设、推动数实融合、数据要素价值化、拓展场景应用领域等方面,以推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结合路径启示,从加大数字经济关键技术研发创新、依托行业龙头企业建设共享平台、升级数字基础设施推动发展绿色转型、完善数据交易机制促进数据要素流动与健全城市治理体系满足应用场景需求5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皖江示范区产业承接战略研究

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是安徽参与长三角分工合作的一个重要载体,也是一个重点;既能加快安徽的发展,又可以为长三角地区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提供广阔的空间。文章对皖江城市与长三角区域合作的经验、皖江示范区新时期新阶段的承接战略进行了探讨。     

数字经济促进碳减排的机制与效应——基于绿色技术进步视角的经验考察

以数字经济运行的资源配置效应为切入点，从绿色技术进步视角阐释数字经济促进碳减排的理论机制，并结合中国省际与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多维度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具有显著促降作用，该结论经过工具变量估计与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经济存在跨界减排效应，不仅对空间关联地区的碳排放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且通过循环反馈机制降低本地区碳排放水平。机制检验表明，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表征的绿色技术进步表现出技术红利效应，是数字经济推动碳减排的重要途径；在要素市场发育调节下，优化禀赋结构和提高技术成果市场化水平能够显著强化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北方地区的碳减排作用显著强于南方地区，且其减排效应仅在城市群内部显著；仅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不能有效推动碳减排，数字产业化发展和生产生活数字化转型是促进碳排放持久下降的动力源泉。研究结论可为加速释放数字经济时代的碳减排潜力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安徽省“四化”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和动态演进

推进"四化"协调发展,需要把握"四化"协调发展的空间分异特征、空间相关性以及动态演进情况。利用安徽省16地市2001—2014年"四化"的相关数据,运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几何平均法与HR模型测算了"四化"综合发展水平和协调发展度,进一步利用非参数核密度估计模型,分析"四化"综合水平和协调度的动态演进情况,最后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探讨了"四化"协调度的空间相关性。结果显示:安徽省地市的"四化"协调度呈上升趋势,区域范围逐渐扩大,形成了皖江城市区域增长极;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增速较快但明显滞后;安徽省地市"四化"协调度有空间相关性,表现出正向集聚性,尤其是皖江城市内部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四化"协调度形成了良性互动关系,但这种关系有限;"四化"综合水平和协调度有区域差异,且呈扩大之势。研究认为,要利用皖江城市承接产业转移的契机,加快推进信息化建设;继续加大皖江城市带区位优势和集群优势,提高区域内的经济、技术的溢出,发挥皖江城市带领头作用和辐射效应,实现"四化"协调联动发展;加强邻近区域的合作实现双赢,实现区域的均衡发展。     

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影响

基于2012—2021年我国297个城市面板数据,选取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与门槛模型,研究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碳排放绩效提升,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能够通过绿色科技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提高城市碳排放绩效。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与东西部城市、资源型城市、低经济水平城市、低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城市及大城市相比,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部地区城市、非资源型城市、高经济水平城市、高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城市及中小城市碳排放绩效的正向促进效应更强。门槛效应结果表明,随着绿色管理创新水平提升,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正向影响效应逐渐增强。基于此,提出科学布局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策略、因地制宜制定城市碳减排方针、着力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推动碳排放绩效提升提供有效助益。     

皖江城市带城市经济联系与中心城市辐射范围分析

分析经济区内城市间经济联系不仅有利于引导城市的空间发展,而且有利于空间经济的合理组织。以皖江城市带为例,引入克鲁格曼指数、建成区面积、人口素质权重系数等指标修正了以往的引力模型,并利用城市间的日发车班次数据对修正模型进行了检验。在此基础上,利用修正模型确定了各城市的主要对外联系方向及联系强度,采用断裂点公式计算了中心城市的吸引范围。结果表明:①皖江城市带内各城市对外经济联系强度差异较大;②各城市的主要联系方向呈现中心城市指向性和地域相邻指向性特征;③合肥和芜湖为皖江城市带的两个经济中心城市,它们的对外吸引范围较为狭小。     

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智慧城市”试点建设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当前企业绿色转型迫在眉睫,传统环境规制政策虽然提升了企业被动性环境治理,但难以调动企业主动性环境行为,而数字经济发展为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了契机。本文基于2007-2019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以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智慧城市”试点建设作为外生冲击,采用多期DID的方法研究了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的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研究显示,智慧城市建设通过提升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和缓解融资约束从而提升了绿色创新水平,而外部监管强度并未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对经济后果进行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能够强化绿色创新对于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本文拓展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微观经济后果,同时为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提供了全新的激励因素。     

数字经济与地区共享发展——基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视角

本文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区、市)和27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从省域间、省域内及城乡间三个维度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协调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以及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其中,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高省份层面的市场一体化水平实现省域间协调发展;通过提升城市的功能分工情况以及提高城市的创业水平,来增强非省会城市的经济发展动能,实现省域内的协调发展;通过提高城市的劳动力质量,缩小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本文的研究结论肯定了数字经济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为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状,加快实现地区间共享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借鉴。     

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了城市出口韧性吗

面对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贸易局势紧张带来的巨大负面冲击,数字经济逆势而上,在贸易领域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基于中国城市和海关数据,考察数字经济发展与城市出口韧性二者之间的联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提升城市出口韧性,且后续的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结论也支持了这一观点;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出口韧性的作用因城市区位和政府治理效能、出口目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风险而异;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降低城市贸易成本、提高城市创新能力和增强城市创业活力进而增强城市出口韧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外部不确定性冲击背景下,数字经济能够平抑风险并持续提升城市出口韧性水平。本文厘清了数字经济发展增强城市出口韧性的作用机理,研究结论为我国城市在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推动贸易“稳中求进”,实现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政策启示。     

皖江城市带旅游服务贸易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在20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中,旅游业被定位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扩大内需的突破口,全民旅游计划也应运而生。而崛起中的安徽旅游业,更应抓紧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这一历史性的机遇,优化我省旅游产业布局,使我省旅游业迈上一个新台阶。文章利用安徽省皖江城市带2005～2009年旅游服务贸易面板数据,对皖江城市带旅游服务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为皖江城市带的旅游业的发展提供参考。     

要素流动视角下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效应

文章利用2011—2019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首先刻画了各城市数字经济、要素流动以及区域经济差距的时空演变特征，发现数字经济与要素流动的交互影响成为决定区域经济发展潜力的又一重要力量。此后，文章借助于包容性增长框架，采用工具变量法以及“宽带中国”的准自然实验法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要素流动与区域协调发展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表明，数字经济通过强化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实现了区域的协调发展。但数字经济的这种调节效应主要与资本的迁入以及技术的扩散有关，通过劳动力迁移所发挥的调节效应尚不明显。就数字经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异质性表现来看，数字经济所带来的包容性增长效应在基础设施水平、城市创新水平以及市场化水平偏高的地区表现更为突出。基于此，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以创新能力的提升为驱动，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保障，加快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畅通要素流动对于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意义重大。     

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时期异质性的空间杜宾模型

疫情之下，居民消费受到严重影响，数字经济在这期间展现出了强大的优势。城市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中心，承载着大部分经济资源，所以本文基于2011—2020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时点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有效促进城市居民消费，而且对邻近省份城市居民消费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分时期看，2016—2020年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大于2011—2015年，也就是说随着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完善、技术水平的提高，其对城市居民消费的提升效果越来越明显。综上，提出了五点提高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居民消费促进作用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