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在分析“三化”协调发展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三化”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和指标体系,进而探索1996-2010年中国省际“三化”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变化差异,并检验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考察期内中国“三化”耦合协调度差异不明显,仍处于初级协调状态,而农业现代化发展滞后是制约“三化”协调发展水平提升的主要因素.中国各省份耦合协调度存在一定差异,东中西部地区依次递减,各地区变异系数变化不大,且存在收敛之势.基础教育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的优化以及R＆D经费投入对耦合协调度的提升具有积极影响,而农村金融支持和经济发展水平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并不明显.     

长江流域制造业与物流业耦合协调时空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

文章基于长江干流11省（区、市）2010—2019年面板数据,运用改进耦合协调度模型从时空维度测算了制造业与物流业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并揭示其时空演化特征,最后利用灰色关联模型识别其驱动因素。结果显示：时序上长江流域制造业与物流业耦合协调度呈弱化趋势,由2010年中度协调下降至2019年勉强协调,且各区域耦合协调呈“阶梯式”发展——下游最优、中游次之、上游最弱;空间上呈极化特征,耦合协调水平布局为“东高西低”,江苏、湖北等中东部地区维持中度协调以上水平;进一步研究影响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因素发现,制造业和物流业的成长能力对耦合协调发展关联性最强,且这些因素在长江流域近几年发展水平不断下降,成为其制造业与物流业耦合协调发展不断弱化的原因。     

创新创业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为评估和揭示区域创新与创业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及其驱动机制,构建了区域创新与创业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TOPSIS-熵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了两者的综合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度,进而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我国区域创新与创业水平不断提升,“东部高西部低”的差异特征显著;区域创新与创业的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增幅较大,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的耦合协调度始终保持较高水平,而西藏、青海、宁夏等地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水平对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且稳健的正向影响,但却具有一定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人口密度等其他因素的影响作用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研究结果可以为持续推进区域创新与创业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     

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研究

文章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及时空演化规律,并借助障碍度模型诊断关键障碍因素。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呈现上升态势。就空间差异而言,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表现为“沿海地区高,内陆地区低”的空间分异特征;就时间演变而言,各省份主要呈现“橄榄球”型耦合分布状态。就障碍因素而言,产业兴旺为影响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的关键障碍因素。     

国家高新区与城市经济效率的时空耦合协调研究

国家高新区是区域经济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载体,其与所在城市的互动协调发展对于建设创新型城市乃至创新型国家意义重大。运用熵值法、DEA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了2008-2014年54个国家高新区发展水平、所在城市经济效率以及两者的耦合度与协调度,并对国家高新区和母城经济效率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了分析,探讨了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从时间维度看,国家高新区与母城经济效率耦合度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从磨合提升到高水平耦合,协调度增长缓慢,整体处于中度协调阶段;②从空间维度看,北京、上海等7个城市实现高度协调发展,绵阳、保定等5个城市处于低度协调发展状态,哈尔滨、无锡等26个城市陷入中度协调发展区间,跃迁趋势不明显;③从影响因素看,国家高新区经济规模、效益质量、创新能力以及城市经济效率对协调度的影响均显著为正。     

黄河下游水土匹配系数与粮食生产协调发展测度及影响因素

黄河下游水土资源对粮食生产能力的硬约束日益趋紧,厘清黄河下游水土匹配与粮食生产的协调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对稳定黄河下游粮食生产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0—2020年黄河下游1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测度了水土匹配系数与粮食单产水平耦合协调度,借助核密度估计和空间计量模型揭示了水土匹配系数与粮食单产水平协调发展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时间维度上,黄河下游水土匹配系数与粮食单产水平耦合协调度较高,整体呈波动下降趋势。粮食单产水平稳定增长,水土匹配系数持续降低已成为制约二者耦合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2)空间维度上,水土匹配系数与粮食单产水平耦合协调度呈现“东中高—西低”的分布特征,极化现象初显,变异系数呈现“东西高—中间低”的分布特征。(3)农林水投入、机械化水平、耕地质量对耦合协调度有正向影响,城镇化水平、种植结构对耦合协调度有负向影响。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城镇化耦合研究

文章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明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辨别二者耦合发展的演化规律与空间分布特征。进一步借助障碍度模型,诊断影响二者耦合协调水平的障碍因子。结果显示：研究期内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水平呈现显著上升态势,但各省份间耦合协调水平存在异质性;多数省份耦合协调水平处于磨合状态,整体呈现“东高、中平、西低”的分布格局;环境生态化、数字化程度、社会现代化、环境生态化等障碍因子对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的影响作用较为显著。     

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的比较研究

基于2013—2021年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19个省份面板数据,利用熵权TOPSIS法、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收敛模型等方法,比较分析两大区域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和收敛性。研究发现：(1)两大区域的两系统耦合协调均由失调发展状态转变为协调发展状态,长江经济带两系统具有更高的耦合协调度和更快的增长速率,引领作用显著。(2)两大区域的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正逐渐减小,区域间的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鸿沟正逐渐缩小,两系统耦合协调正由区域非均衡发展向区域相对均衡发展转变。未来一段时间内两大区域的总体差异仍以区域内差异为主,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交叉重叠问题对两系统耦合协调度总体差异的影响正在减弱。(3)两大区域的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均存在显著的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特征,长江经济带拥有较快的收敛速度,而黄河流域的收敛速度则相对较慢,技术创新、产业结构、环境规制、劳动力质量和对外开放对两系统耦合协调度收敛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针对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不同特性,为两大区域提供差异化的提升路径。     

中国数字技术创新与数字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研究

伴随中国创新投入的持续提升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数字技术创新与数字经济发展是否协调不但影响创新体系运行，也会影响数字中国建设进程。基于此，在构建数字技术创新与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Moran指数探究2015—2020年中国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及其空间相关性。研究发现：(1)中国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发展呈良好上升态势，但两者综合指数较低，且数字技术创新滞后于数字经济发展；(2)从耦合协调特征看，中国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发展总体耦合协调度呈波动性上升趋势，但仍处于濒临失调阶段，其中东部地区耦合协调水平发展至勉强协调阶段，中部地区为濒临失调，东北和西部地区则表现为轻度失调；(3)中国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空间相关性，且呈现出明显的地理空间非均衡性，东部沿海地区形成高耦合协调度集聚区，东北及西部地区则属于低值集聚区。研究结论可为指导相似地区促进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协调发展以及落实数字中国战略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省域人口、资源、经济与环境（PREE）系统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特征与预测分析

面对日益严峻的人口、资源、经济与环境之间的矛盾,研究人口、资源、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能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借助2010—2019年中国31个省份的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方法与灰色GM(1,1)预测模型对PRE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时空演变特征分析与预测。结果表明：PREE系统协调水平在波动中上升,已由轻度失调转变为中度协调状态。地区协调水平差异先变小后边大,系统协调水平的分布特征已从“东高西低”转变为“西高东低”,产生了系统协调水平的“倒挂”现象。各省份间系统协调水平的空间相关性正逐步增强,东、中、西三大分区呈现出不同的动态演进趋势,并伴随着不同程度的两极分化现象。未来5年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将持续上升,但地区间仍存在较大差异,并存在不同的瓶颈约束。因此,PRE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需从系统本身与区域发展两个角度进行调整,因地制宜制定策略规划。     

技术创新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协调发展

论述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定义、内涵和特征,分析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路径。在此基础上,运用物理学中的耦合理论,分析了技术创新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互动耦合发展关系,并构建了两者间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利用我国高技术产业的统计数据,计算了技术创新与5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耦合协调度。最后给出了促进两者耦合协调发展、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建议。     

经济双循环协调发展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运用PVAR方法验证经济内循环和外循环存在互动效应,并利用物理容量耦合系统模型测度经济双循环协调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省际经济双循环存在显著互动协调发展关系,不同省份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经济双循环协调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仍有一定提升空间;经济双循环协调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现“东高中平西低”布局。此外,省际经济双循环协调发展水平受科学技术创新、科研经费投入等因素影响。     

中国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

文章基于2010—2020年全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耦合协调度及时空分异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考察期内中国各省份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耦合协调水平总体呈缓慢上升趋势,但各省份具体情况差异显著;多数省份耦合协调水平属于良好协调,整体表现为“高低阶段省份少、中间阶段省份多”的“橄榄型”模式,且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集聚效应。基于此,提出推动区域合作互动、鼓励制造企业向服务型制造转型、打造“两业”协调平台载体、整合区域都市化与城市集聚区,以进一步推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     

数字经济与数字金融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我国数字经济与数字金融蓬勃发展,正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提升数字经济与数字金融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对于推进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市区面板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与数字金融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研究发现：各省份数字经济指数、数字金融指数以及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均呈现上升趋势,且空间分布存在“东强西弱”特征。东部地区与其他地区耦合协调度的差距总体上呈现前期缩小后期扩大的发展趋势。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空间聚集效应呈增强趋势,东部沿海地区和部分西部地区已经分别形成耦合协调度高值聚集区和低值聚集区。     

中国双循环协调发展水平演化及其驱动机制

在逆全球化趋势、全球产业链及价值链持续调整的背景下,探究中国双循环协调发展格局及其驱动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运用核密度估计、空间趋势分析、马尔可夫链以及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剖析了中国省域双循环协调发展的空间演化特征,并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双循环协调发展整体呈现向好趋势,但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及动态调整特征,沿海省份作为承载内循环与外循环衔接的重要节点,协调水平相对较高。(2)双循环协调发展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而且双循环发展存在明显“俱乐部收敛”现象,受邻近区域影响,层级跨越较难进行。(3)企业家精神、区域创新能力、产业升级导向、区域经济发展等因素能正向驱动双循环协调发展,外部投资环境、市场化水平、网络发展环境的优化也具有显著作用。     

中部六省展览业与科技创新耦合协调时空演变及障碍因子诊断

展览业与科技创新耦合协调发展对于促进二者高质量、稳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厘清二者作用机理基础上,运用综合发展指数、耦合协调度模型、趋势面分析等方法明晰中部六省展览业与科技创新协调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借助障碍度模型对其障碍因子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中部六省展览业与科技创新存在明显耦合协调关系,协调发展水平呈显著良性发展态势,但协调等级较低。（2）耦合协调水平具有鲜明空间特征,整体呈“东高西低,南高北低,中部凸起”空间格局;空间异质性显著,呈明显“豫、鄂—皖、湘—赣—晋”等级结构。（3）准则层障碍度呈展览规模>科技创新产出>科技创新投入>展览效益>科技创新环境,其中技术市场成交额、专业展馆数量和专业展馆面积是制约二者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     

低碳物流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研究——以云南省为例

为推进我国各省份低碳物流和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促使其顺应新时代我国碳减排政策及实现“双碳”目标要求发展,围绕低碳物流和区域经济两个系统的6个准则层21个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评析云南省低碳物流和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并分析影响双方协调发展的因素。研究表明,云南省的耦合协调度呈明显的上升态势,2020年较2011年年均增长33.58%,目前两个系统处于初级协调发展阶段,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制约低碳物流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是物流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潜力两个模块的各项指标。依据研究结果,可采取推进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保持良好经济发展环境和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潜力等措施,实现地区低碳物流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演化

基于系统科学视角,构建了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2008—2017年我国31个省(市、区)(不包括中国港澳台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与驱动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与城镇化质量、区域经济质量的发展变化特征之间具有一定关联性,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滞后于其它两个子系统发展,且滞后期大约为2年;②2008—2017年,我国各省(市、区)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关系总体比较稳定,且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明显;③从风险因子探测结果来看,人均GDP、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人均地方财政收入、货物进出口总额是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从因子交互探测结果来看,双因子交互作用要强于单独因子作用;④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演化是由基础设施支撑力、资源集聚力、经济拉动力、政府调控力、市场推动力、社会促进力等多元驱动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     

数字乡村与农业生产效率耦合协调研究

文章基于2011—2020年各省份数字乡村及农业生产的平衡面板数据,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熵值法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数字乡村与农业生产效率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农业生产效率逐年递增;数字乡村发展正处于平稳发展阶段;数字乡村与农业技术效率的耦合协调度不断提升,并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由“点状分布”逐步转向“片状分布”和“带状分布”。据此提出应建设优势专业区域、增强带状辐射效应、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等对策建议。     

空间视角下绿色技术创新动力解构：政策推进与市场拉动

绿色技术创新被认为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为促进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和协调发展，选取1997—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环境政策、市场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①环境政策与本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存在U型作用关系，并通过示范—模仿机制对周边地区产生正向溢出效应；②市场因素对本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呈现“涟漪效应”；③环境政策和市场因素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时空异质性特征，创新投入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据此，提出制定合理的环境政策、激发绿色技术市场活力、实行差异化绿色创新驱动政策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