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禀赋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制度的门槛回归分析

相对于出口贸易的绝对量,出口贸易的技术结构,即技术复杂度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作用更重要;而不同的制度质量下,要素禀赋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所发挥的优势作用可能有所不同。基于门槛回归模型,本文利用2002-2016年104个国家的出口产品数据考察不同制度环境下要素禀赋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要素禀赋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制度门槛效应。当经济自由化水平低于门槛值时,出口技术复杂度与要素禀赋没有显著关系,当经济自由化水平提高到门槛值之后,一国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能有效体现其要素禀赋特征。因此,从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视角看,当一国要素禀赋趋于高端化时,应采用较自由的经济政策;当一国要素禀赋处于低端状态时,单纯采用自由的经济政策有可能造成出口低端锁定,相反,适当的政府管制可能会有利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     

要素禀赋、厂商优势与FDI流出

本文在分析国际贸易投资一体化理论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引入要素禀赋和厂商优势,对该理论的H—M—B模型进行了扩展,理论分析表明,一国要素禀赋将决定该国厂商优势的特征,进而影响该国FDI的流出水平。当一国熟练劳动力要素相对于非熟练劳动力要素越丰裕,厂商差异化优势相对于低制造成本优势越强,厂商越倾向采取FDI方式进入国际市场,该国FDI发展水平越高;反之,该国FDI发展水平越低。     

要素、技术能力与技术赶超方式的演变

技术能力决定了后发技术赶超的成败,而技术能力又是由企业要素所决定的。通过拓展的A-J模型,建立基于技术能力的后发技术赶超方式演变模型,比较模仿创新、合作创新和自主创新的绩效后发现:企业的技术赶超方式是随着企业的要素和技术能力而变化的,当要素有限、技术能力参数较低时,企业应该采取模仿创新的技术赶超方式;当要素和技术能力上升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企业可以采取合作创新的赶超方式;只有要素和技术能力上升到较高的程度时,企业才有可能实施自主创新的赶超方式。     

FDI、要素禀赋与中部地区产业集聚

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和数量不断增加,学术界普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能促进产业集聚,本文尝试探究检验中部地区FDI对产业集聚的影响。首先利用区位熵指数分析了中部地区产业集聚状况,然后以河南省为例,利用2001-2010年27个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FDI对河南省产业集聚的作用不显著。继而将地区的要素禀赋变量加入模型后,分析发现要素禀赋对中部地区产业集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在实现中部崛起的过程中,中部地区着重加强对本地区要素的利用效率,发挥比较优势,科学合理的利用FDI,不能盲目追求FDI的规模。     

我国西部地区要素禀赋、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

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问题上，通过分析要素禀赋和产业发展的传导机制，建立解释区域经济发展的固定效应模型，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区域经济发展进行实证分析，得出（1）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等要素单独对区域经济的作用有限，但与产业发展融合以后，对其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产业融合不仅强调三产内部之间的融合，更要强调产业发展与要素禀赋之间的融合发展；（2）西部地区需要根据要素禀赋来选择产业发展方向，产业发展与要素禀赋融合发展模式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式之一，西部地区在产业发展与要素融合时，选择发展要素禀赋优势明显的产业，更能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我国推进技术进步与发挥劳动要素禀赋优势两难冲突的解决路径分析

本文基于协整分析技术,分析技术进步对劳动要素的析出是短期的波动,二者在长期中不存在稳定的替代关系。并且,与很多呼吁放弃政府调控工资的结论不同,本文指出,可以通过工资水平这一桥梁工具来调控要素价格比率,以此实现兼顾促进技术进步的长远利益和避免短期就业的剧烈波动的目标,从而在推进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发挥我国的劳动要素禀赋优势。     

FDI、要素禀赋与中部地区产业集聚

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和数量不断增加,学术界普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能促进产业集聚,本文尝试探究检验中部地区FDI对产业集聚的影响。首先利用区位熵指数分析了中部地区产业集聚状况,然后以河南省为例,利用2001-2010年27个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FDI对河南省产业集聚的作用不显著。继而将地区的要素禀赋变量加入模型后,分析发现要素禀赋对中部地区产业集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在实现中部崛起的过程中,中部地区着重加强对本地区要素的利用效率,发挥比较优势,科学合理的利用FDI,不能盲目追求FDI的规模。     

市场规模、要素禀赋与中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

传统经济学认为,地区间的资源要素空间分布差异是产生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新经济地理学将区域差异的产生归结于本地市场效应的作用,认为随着贸易成本的降低,将形成中心—外围空间经济结构。以多地区自由资本模型为理论基础,实证分析表明,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在于要素禀赋质量以及新经济地理学所强调的市场规模因素,虽然要素禀赋数量也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毕竟不起主要作用。由此,要缩小中国区域经济差距,主要在于扩大落后地区的市场规模与提高要素禀赋质量。     

贸易开放、要素禀赋与中国省际政府规模:1997-2013

政府规模的膨胀是否源于贸易开放?在学术界仍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本文基于中国1997-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工具变量和GMM估计研究了贸易开放、要素禀赋对政府规模的影响。结果表明:传统研究中贸易开放和要素禀赋对政府规模的影响被低估,政府在贸易开放中扮演守夜人角色,贸易开放对政府规模的膨胀有明显抑制作用,而要素禀赋对政府规模的扩张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两者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此外,两者对政府规模的影响呈现显著区域差异。这一结论在考虑到不同的代理指标和样本特征影响后依然稳健。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就贸易开放、要素禀赋和政府规模的协调发展提出相关政策和建议。     

劳动力技术禀赋与人民币实际汇率决定研究

随着"刘易斯拐点"的临近和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劳动力质量而非数量成为长期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凸显了劳动力技术禀赋对经济运行和人民币实际汇率决定的重要性。本文通过引入非齐序性消费效用函数,从理论上分析了劳动力技术结构通过要素禀赋机制、巴萨效应机制和收入机制等三条渠道影响实际汇率,要素禀赋机制的作用方向为正,但巴萨效应机制和收入机制的作用方向不确定。鉴于理论分析结论的不确定,文章进而利用我国工业行业年度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劳动力技术结构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影响效果,研究表明,劳动力技术结构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有正向显著的影响,稳健性检验证明了结论的一致性。     

要素价格变动、技术创新效率偏向与劳动收入份额

基于诱发创新理论检验了要素价格变动对技术创新效率偏向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要素相对价格变动产生了技术创新效率偏向。在生产要素互补条件下,技术创新效率偏向资本要素时,劳动收入份额趋于下降;技术创新效率偏向劳动要素时,劳动收入份额趋于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1978-2017年总体技术效率处于劳动增进型演化路径,但1978-2004年期间存在技术创新偏向资本效率阶段,这解释了劳动收入份额转折的现象,同时也验证了要素价格诱发创新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     

逆比较优势进口高技术含量中间品与生产技术革新

科学刻画逆比较优势进口高技术含量中间品对生产技术革新的影响效应能为制定科学进口国外中间品和提升生产技术革新速度方面的政策提供有益参考,以剖析上述效应为目标的多维细致检验结果表明：首先,制造型和服务型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逆比较优势指数对生产技术革新的影响效应呈现倒U型,进口约2.5倍于自身比较优势水平技术含量的中间品能最大化中间品进口的生产技术革新功能,这一结论在多层面检验中均稳健成立。其次,中国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逆比较优势指数处于倒U型顶点的左侧正效应区间。对于动态比较优势持续提升的中国而言,在处理好“卡脖子”风险的基础上,可适度提升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以更好地发挥中间品进口的生产技术革新功能。最后,倒U型效应具有非常强的稳定性,多维外部冲击均无法撼动倒U型效应。为此,倒U型效应可谓协调中间品进口和生产技术革新间关系的“铁律”。     

珠三角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珠江三角洲地区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区域之一,该地区经济发展和制造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成败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成败.文章通过实证分析,对影响珠江三角洲装备制造业行业自主创新能力的相关因素进行量化研究,并对其装备制造业今后发展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Estimating the speeds of long-run technological catch-up and growth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for countrie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dynamic production frontier funct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a forward-looking rational expectations model, taking the effect of quasi-fixed inputs into account. The sample comprises balanced panel data of 36 countries over the period from 1990 to 2009. Evidence is found that all of the four country groups show the technological catch-up phenomenon in the long run and experienc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growth. Their TFP growth is primarily driven by long-run technical efficiency improvement, followed by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he Non-G7 and Non-NICs groups are the top two groups in terms of speeds of long-run technological catch-up and rates of TFP growth.     

区域金融能力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

金融部门对实体经济技术创新存在着主体功能和攫取两个方向的双重作用。主体功能作用通过甄别机制、监督机制、风险分散机制、人力资本积累机制等促进技术创新；攫取则是金融部门瓜分实体经济发展成果的过程，这对技术创新将会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通过对中国省域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金融资源动员能力和配置能力主要体现了金融的主体功能能力，金融机构的微观盈利能力则体现了金融部门的攫取能力；金融资源动员能力的提高会增强金融系统对高风险创新活动的包容性，金融机构攫取能力的提高对低端创新活动的抑制作用更显著，金融资源配置能力的提高则会使金融系统倾向于支持低风险技术创新。另外，东部地区虽然有充足的金融资源，但金融部门市场势力也更强大，对实体经济的攫取能力也更强；中西部地区则由于金融资源稀缺，金融基础设施薄弱，金融主体功能能力仍处在边际报酬递增的阶段。因此，中西部地区的金融体系建设应着重金融基础设施投资，提高金融系统的主体功能能力；东部地区则应强调市场改革，适当削弱金融机构的市场势力，抑制其攫取能力。     

产业集群与技术创新的耦合机理分析

本文认为,产业集群是新经济时代企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基础;产业集群与技术创新通过各自的耦合元素相互作用,彼此影响,主要表现为产业集群与技术创新激励效应的耦合,与技术创新网络的耦合,与技术创新文化氛围的耦合,与技术创新服务体系的耦合,与技术创新人才资源的耦合,与技术创新政府体制的耦合。文章提出,产业集群应以具有较强科技创新能力的科技开发中心为核心,构建有效的科技创新平台,形成良好的区域创新体系,引导与带动产业集群中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同时建立科技创新与产业集群互动发展的有效机制,实现经济与科技互动的良好局面。     

旅游业的要素禀赋、产业集聚与本地市场效应:中国的经验证据

文章梳理旅游产业组织演化规律,分析旅游业中要素禀赋、产业集聚与本地市场效应的相互关系,基于新贸易理论的基本假设,利用旅游和经济社会发展数据,验证中国旅游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性。研究发现:中国旅游全行业和旅行社行业不存在明显的本地市场效应;旅游景区在不同模型中均存在本地市场效应;旅游饭店及其他行业只有在考虑要素禀赋的模型中显示存在本地市场效应。研究表明,在旅游市场化的背景下,中国部分旅游行业已受到规模报酬递增影响,出现旅游产业集群化趋势,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和本地市场效应的规模经济同时存在于旅游景区、旅游饭店及其他行业,本地市场效益将逐渐代替要素禀赋成为中国旅游业持续增长的新动力。     

中小制造企业技术创新风险因素分析

中小制造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存在的风险主要包括技术风险、财务风险、管理风险、生产风险、市场风险及政策风险等。全面、正确地识别技术创新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风险因素,正确评价风险的大小,才能够给中小制造企业提供决策依据。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应正确理解和面对各种风险,将技术创新的风险降至最低,使技术创新能够顺利地进行,达到最终的技术创新目标。     

要素禀赋论与国际产业转移的刚性及其突破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强和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国际产业转移出现了新的趋势并且不断加快.文章从要素禀赋对国际产业转移的刚性,提出破除国际产业转移障碍的对策是:国际产业承接国的政府和企业应该着力培养制度环境,使内部市场经济趋向良性循环,降低产业转移刚性和障碍,增强自主发展能力,进行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培养动态比较优势,提高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