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改增对企业税负的影响

我国目前已经在实施营改增政策,这是我国税收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在营业税改增值税后,纳税人首先关心的是对自身税负的影响,基于这一背景,本文主要就营改增对企业税负的影响及完善对策进行了研究,以促进我国税收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营改增”是否降低了流转税税负——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2010-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运用PSM和DID方法分别考察了“营改增”先行地区(上海和8省市)及全国性“营改增”对公司流转税税负的影响.研究发现,与非试点地区试点行业相比,“营改增”对先行试点地区试点公司流转税税负无显著影响;与非试点公司相比,“营改增”使试点公司的流转税税负短期略有上升、长期略有下降.进一步区分所有权性质的检验发现,“营改增”使得国有企业和中央国有企业的流转税税负略有下降,非国有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的流转税税负在先行试点地区略有上升,但在全国性试点后短期略有上升、长期略有下降;“营改增”对非国有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的影响更大.整体而言,“营改增”对公司流转税税负并无显著影响,在区分试点地区、试点行业以及所有权性质之后,仍未发现显著影响,基本符合政策预期.     

浅谈“营改增”对企业税负的影响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2012年1月1日起以上海作为首个城市对市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营改增"的税务改革试点,于2013年8月1日起,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营改增"的税制改革,实际上是将我国目前部分征收营业税的企业改变成征收增值税,其目的是完善税制体系,消除目前对货物和劳务分别征收增值税与营业税所产生的重复征税问题;降低企业税负;大力扶持第三产业,从而促进产业间融合和产业结构升级;优化投资、消费和出口结构,增强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然而,在"营改增"的试点过程中,也暴露出政策上的一些不足,在税制改革之后,部分大中型非生产性服务企业的税负"不降反增"。本文简单分析"营改增"的目的以及出现"不降反增"现象的原因,并对此提出相应的建议和措施,为以后的改革作一定的参考。     

营改增对外贸及相关企业的影响

营改增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税制改革,以服务业减负为切入点,对于完善税制,实现税制公平,推动服务业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外贸及相关企业作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营改增后机遇和挑战并存,对于外贸企业来说,营改增是一项重要利好,而对于为外贸企业提供运输、报关代理业务的大部分企业来说,税负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为此,外贸及相关企业应开拓国内市场、增加服务出口比例、选择能够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企业进行合作等措施来加以应对。     

浅析营改增对企业税负的影响

本文立足于"营改增"这一税收制度改革,详细分析这一制度改革出现的背景及其重要意义,通过分别分析"营改增"对物流企业、现代服务型企业以及备受关注尚未试点的建筑业的税负影响,得出税制改革对不同企业可能产生的不同影响,说明税制改革目前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最终对"营改增"这一税制改革措施提出几点建议并得出结论。     

企业如何应对营改增的策略研究

营改增对园林工程企业的影响是重大的,有着复杂的税收环境和行业特点,导致其税负增加的因素也有不同的持续性和可控性之分。为缓解的增税效应以保证营改增能够顺利实行,在制定营改增的相关政策时,政府方面应根据国家明确要消除重复征税和总体税负不增加或略有下降的税改原则,适当放宽征税政策;企业方面,园林工程企业应该积极采取措施应对营改增对企业生产经营产生的不利影响。     

浅析营改增对企业税负的影响

本文立足于营改增这一税收制度改革,详细分析这一制度改革出现的背景及其重要意义,通过分别分析营改增对物流企业、现代服务型企业以及备受关注尚未试点的建筑业的税负影响,得出税制改革对不同企业可能产生的不同影响,说明税制改革目前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最终对营改增这一税制改革措施提出几点建议并得出结论。     

营改增对企业税负影响

营改增试点方案的提出,是政府为完善税制所作出的重大改革措施,有利于消除重复征税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本文以a企业为例,分析了营改增对交通运输业税负的影响,并提出了企业应对营改增的对策,从而为关注这一话题的人们提供参考。     

浅析企业营改增所面临的问题与解决方法

实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这个改变会对原有的会计核算、企业税负以及营销策略产生重大的影响。本文通过对营改增过程中,企业遇到问题的分析,找出一些有效解决方法,可以帮助企业很好的适应新的税收环境。     

营改增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营改增作为中国税制改革的重要举措,其对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尚有待研究.本文首先通过一个理论框架揭示了营改增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经济逻辑,即营改增使企业购进固定资产可以进项抵扣,降低了资本要素相对价格,由于服务业的资本和劳动互补,这将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其次采用2009-2015年中国服务业上市公司数据和双重差分模型进行经验研究,结果表明,营改增使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显著提高了5.96％,并且在实施后第2年的影响最大.异质性分析表明,营改增显著提升了非国有、劳动密集型和出口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营改增提高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由于服务业中资本和劳动互补,这将提高劳动需求,进而提高平均工资率,最终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     

我国对外贸易经济自主性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独立自主基本原则的指导下,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跃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然而,贸易大国并不一定是贸易强国,这涉及到主权国家的经济自主性问题。对外贸易经济自主性是衡量主权国家在对外贸易经济活动中话语权的重要变量。通过引入对外贸易依存度、初级产品贸易竞争力、工业制成品贸易竞争力、内资企业贸易竞争力四个维度构建经济模型,对1995-2015年中国对外贸易经济自主性状况进行实证分析,探索我国从贸易大国转变为贸易强国的路径。     

实际控制人境外居留权与企业风险承担 ——来自A股上市民营公司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上市民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取得境外居留权的比例持续上升,得到广泛关注.其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存在正反两种可能性:境外居留权可能激化实际控制人与中小股东、债权人的代理冲突,提高实际控制人的风险承担意愿;也可能加剧融资约束和投资短视行为,加重实际控制人的风险规避程度.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支持了前一种理论预期.进一步研究验证了实际控制人风险承担的控制权私利动机、财富分散动机和资源优势假说,风险转移动机并未得到验证.法律环境会弱化境外居留权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实际控制人参与治理会加强该影响.境外居留权并未影响实际控制人的长期经营意愿.实际控制人境外居留权的风险承担行为会产生积极的价值促进效应,提升企业价值.本文完整地梳理了实际控制人境外居留权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理论逻辑,丰富了实际控制人特征与企业决策的研究文献,对我国公司治理实践具有重要启示.     

地区市场化进程、相对谈判能力与商业信用——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3-2009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考察地区市场化进程不同的情况下,企业相对于主要供应商/客户的谈判能力对企业商业信用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的供应商和客户集中度越高,相对谈判能力越低,更可能提供商业信用,进一步发现在市场化进程较低地区,公司相对主要客户的谈判能力更弱,更有动机提供商业信用,而公司相对主要供应商的谈判能力增强,更可能获取商业信用。这不仅从企业的相对谈判能力视角拓展和深化了商业信用的竞争假说,而且从制度环境上,为更好理解转型经济环境下企业利用信用方式作为市场竞争手段以促进企业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临时CEO与企业并购——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选取2010-2015年我国资本市场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临时CEO对上市公司并购频率和并购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正式CEO,临时CEO倾向于实施更少的并购交易,但并购效率更高;与本地并购相比,临时CEO倾向于进行更少的异地并购,且异地并购的效率更低.进一步研究表明:在上市公司领取薪酬的临时CEO和企业内部委任的临时CEO更倾向于降低并购活动的频率,但并购效率更高;当并购双方不全为国有企业时,临时CEO实施的并购活动更少,但并购效率更高.     

我国外贸上市公司竞争力研究:以20个公司为例

在国际经济发展低迷的情况下,我国外贸企业如何应对和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从我国外贸企业发展水平、资金利用情况、人才引进情况等多个指标看,我国的外贸企业目前处于一个相对不发达的层次。本文从提升外贸企业竞争力的角度出发,对此进行了探讨并提出应对策略。     

我国对外贸易经济增长效应探讨

通过选取我国出口贸易额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分析与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出口贸易额与经济增长在长期内存在协整关系,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二者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即出口贸易额的增长能够带动经济增长.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较高,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会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     

方言多样性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2006—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本文匹配了2006—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记录和地区方言多样性数据集,以方言多样性作为中国地区文化多样性的衡量方式,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研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方言多样性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倒U型的关系,且该关系在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均成立;方言多样性主要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影响本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适度范围内,方言多样性作为地区文化包容性与开放程度的重要体现,对吸引外资进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过度的方言多样性则会加大心理距离,阻碍人力资源积累和外资进入;完善的法律制度会放大方言多样性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本文的结论在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为理解企业"走出去"的动机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补充。     

税收分成、财政激励与制造业企业活力——来自增值税分成改革的证据

作为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维度,税收分成是观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视角.本文基于2016年的增值税分成改革,构造了强度DID模型,采用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增值税分成改革产生的财政激励对制造业企业活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值税分成改革使地方政府发展制造业的财政收益提高,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企业活力;增值税分成产生的财政激励通过降低企业税负,激发了企业活力.进一步分析表明,增值税分成改革对企业活力的促进作用,对创新驱动型企业、位于财政自给率更高地区的企业效应更大.本文的研究丰富了税收分成激励理论方面的文献,同时对于优化政府促进企业发展的方式、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具有政策价值.     

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生产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文章先利用K-S检验研究中国制造类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分布,结果与HMY模型的预期一致,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分布显著优于出口企业和仅在国内生产销售的企业。进一步探讨对外直接投资与生产率的关系,结果表明,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不存在显著的自我选择效应,但是,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具有学习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