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税收竞争、税收征管与家族企业避税研究

笔者以2008—2011年2818个A股家族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地方税收竞争、税收征管与家族企业避税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中央高度集中税权的形势下，放松税收征管成了地方政府开展税收竞争的优选手段。相关研究表明：税收竞争对税收征管存在负向影响；而税收征管又对家族企业避税产生了负向影响，当分国税与地税来区分税收征管力度时，税收征管对家族企业避税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为竞争流动性要素的流入，地税对流动性强的制造业的征管力度比流动性弱的服务业来的弱；沿海地区税收竞争程度并未比内陆地区来的缓和，税收征管反比内陆来的放松；家族企业避税程度更高。总之，地方税收竞争加剧了家族企业避税。     

财政压力、税收征管与企业税收负担

基于世界银行2012年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税收征管与企业税收负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此前一年地方政府财政压力越大,辖区内企业当年面临税务检查的概率越高、次数越多,税收征管活动显著增加了企业税收负担。在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较高的地区,税收征管活动对企业税收负担的影响更强。通过工具变量估计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活动主要加剧了民营企业税收负担,对国有企业影响并不显著。税收征管活动增加了企业非正规活动支出,税务人员在税务检查过程中主动要求非正式支付的行为显著增加了企业税收负担。文章为理解不规范的税收征管活动加剧企业税收负担提供了实证支撑,也为现阶段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规范税收征管活动、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政策启示。     

税收征管数字化对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治理效应分析视角

本文基于“金税三期”工程准自然实验，以2009—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对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显著提高了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机制检验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通过治理机制降低了企业代理成本，抑制了企业关联交易(尤其是异常关联交易);通过信息机制简化了财务报告复杂度，提高了会计信息可比性，验证了税收征管数字化的治理效应。进一步地，基于治理机制的拓展性检验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的治理效应在征纳合谋程度高和避税程度高的公司中更加明显。基于信息机制的拓展性检验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的治理效应在分析师关注度低和信息不透明程度高的公司中更为显著。     

如何解释行业内企业的实际税率差异——基于税法法定与地方自由裁量视角的验证

我国同行业企业间实际税率普遍存在差异,哪些因素导致了差异的产生?厘清其背后的制度成因对于推进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尤为重要。文章基于我国税收征管流程,构建了一个涉及征管全环节的理论框架,指出企业的实际税率差异主要来源于税法法定与地方自由裁量两类因素,并进一步对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际税率差异来源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税法法定因素与地方自由裁量因素是产生实际税率差异的主要原因,且前者的贡献度远高于后者;(2)从时序维度看,税法法定因素对于实际税率差异的贡献度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小幅波动,而地方自由裁量因素的贡献度则呈现出显著的下降趋势;(3)对不同地区而言,两类因素对实际税率差异的贡献度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其中税法法定因素的贡献度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最高,而地方自由裁量因素的贡献度在东北地区最高。基于上述分解结果,文章最终构建了税收法治化程度指标(税法法定因素贡献度/地方自由裁量因素贡献度),其动态趋势反映出2007年至2019年我国税收法治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文章的结论与发现对于我国进一步贯彻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规范企业税收征管工作具有启示意义。     

内部控制、税收征管与企业税务风险

在我国税收征管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如何防范和化解企业税务风险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理论分析表明,企业内部控制以及税收征管力度是影响企业税务风险的重要微观与宏观因素.利用手工搜集国家税务总局披露的各企业纳税信用评级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内部控制质量越好的企业,企业税务风险越低;提高税收征管强度后,更容易发现企业税务风险;进一步研究表明,内部控制通过降低异常有效税率对企业税务风险产生作用,同时税收征管发现税务风险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内部控制差的企业.因此,企业应建立良好的内部控制机制,加强涉税管理来抑制企业税务风险;税务部门应充分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提高税收征管质量,帮助企业降低税务风险;税务代理中介机构应加强行业自律,帮助企业提高内部控制水平.     

税收征管博弈与激励机制的分析和研究

税收是调控宏观经济、重新分配社会资源、加强基础建设、优化公共服务的根本途径，是国家财政资金最重要的来源，我国在税收征管过程中存在着成本过高、逃税避税现象严重等诸多问题。本文基于对降低税收征管成本的研究，通过对征税机关和税务人员关系的简单博弈分析，提出了完善税务人员激励机制的建议，希望能够在税务机关加强税务人员管理方面产生积极影响。     

税收计划与企业税负

基于2002—2012年中国省级税收计划的数据,本文发现地方税务机关很少出现未完成税收计划的情况;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税局的税收目标增长率有所下降,但是地税局的税收目标增长率反而逆势上升,与经济税源的偏离程度也相应拉大;与此同时,税务机关为避免出现未完成税收计划的情况,相机提高税务稽查的强度和平滑税收收入。这表明,在中国现行的税收征管体制下,税收计划具有很强的指令性,是税务机关必须完成的任务底线。进一步深入到企业层面,本文发现当地方税务机关完成税收计划的压力较大时,企业税负显著上升;而当年初税收目标增长率较高时,这一情况更加严重。此外,地方税务机关的税务稽查显著提高了非国有企业的税负,但是对地方国有企业没有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揭示出,中央政府在运用税收政策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特别是治理衰退时,不能仅仅停留在政策设计本身,还需要改革当前脱胎于计划经济的税收征管体制。     

实际控制人的境外居留权会使民营企业更多避税吗?

近年来,包括民营企业家在内的社会知名人士取得境外居留权的行为成为媒体和公众热议的话题,其中的一个焦点问题是:境外居留权是否会为企业的避税行为创造便利？针对这一现实问题,文章分析了中国民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境外居留权对企业税收决策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一方面,境外居留权可能给企业实际控制人从事不合法或不合规的行为提供了“保护伞”,这会使得该类企业更有可能从事避税活动;另一方面,实际控制人具有境外居留权的企业也有可能面临更严格的监管,其税收规避活动更易被发现,从而也有可能会更少地从事避税活动.实证结果显示,当民营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拥有境外居留权时,企业的避税程度显著降低了.这支持了第二种理论路径的预期.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当实际控制人拥有上市公司的现金流权比重较高时,境外居留权与企业避税的负相关关系会被显著弱化.这是因为实际控制人的现金流权越大,其从企业节税收益中获得的比重也就越大,从而使得企业具有越强的避税动机.文章补充和拓展了当前关于企业高管(董事特征)影响企业决策的研究文献,对税务部门的相关税收征管工作也有重要的启示.     

参加异地商会能抑制企业避税吗？

异地商会作为构建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主体,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本文以2010—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异地商会对企业避税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参加异地商会可以有效抑制企业的避税行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异地商会主要发挥服务会员和服务社会职能,通过缓解外源融资约束和强化社会责任意识两条路径削弱会员企业的避税动机,进而降低企业避税程度。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异地商会对于企业避税的抑制效果主要体现在税收征管力度较强、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大和分析师关注度较高的企业中,这说明在治理企业避税方面,参加异地商会与税务部门征管、机构投资者监督和分析师跟踪存在叠加效应,即异地商会能否发挥税收治理效应取决于政府和市场机制是否有效。本文从企业避税视角丰富了异地商会的治理效应研究,从社会组织视角拓展了企业避税的影响因素文献,为促进异地商会健康有序发展、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实践、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供经验参考。     

资本市场开放能抑制企业避税吗——基于沪港通的准自然实验

资本市场开放作为我国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深刻改变了中国资本市场交易者结构特征,可能对上市公司的自利行为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基于沪港通这一准自然实验,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能显著抑制企业的避税行为。影响机制检验表明,资本市场开放不仅有助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抑制高管避税寻租动机,而且有助于改善公司信息质量、增加避税成本,从而降低企业避税水平。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这一影响对于税收征管强度较低地区的企业更显著。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沪港通可以作为有效的外部治理机制,促进企业规范自身行为,提高税收征管效率。这为后续进一步深化金融领域开放提供了理论依据。     

金字塔控制、高管政治晋升与地方国企避税行为

国有企业的税收负担问题近年来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普遍关注.以2008-2015年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本文考察了金字塔控制模式和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企业避税决策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金字塔层级的增加会提高地方国企的税收激进水平,揭示金字塔结构蕴含了阻隔政府干预的治理功效;高管的政治晋升激励不但抑制了企业的激进避税行为,还会弱化金字塔层级对激进避税的正向影响,表明政治晋升锦标赛对企业经营效率发挥了潜在的负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金字塔层级与税收激进性的关系在市场竞争环境下更为显著,而当地财政压力的增加不但会遏制金字塔结构对避税行为的促进作用,还会使具有较强政治晋升预期的高管在避税决策上更趋保守.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当前正在推进的深化地方国企改革等政策实践提供了经验启示.     

离岸金融税收征管法制及其在中国的构建

离岸金融税收征管法制主要涉及税收征管原则、国际避税和税收管辖权冲突等问题。实行优惠税制,是全球各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在税收征管方面奉行的一项普遍原则,但各离岸金融中心在税收优惠程度上存在差异。在构建中国离岸金融税收征管法制的过程中,中国在税收征管原则上可以采取中等程度的税收优惠政策,在避税问题上也应采取适中的容忍态度并可以尝试通过预约定价（APA）机制来调整关联企业在离岸市场上的转移定价行为,在离岸金融税收管辖权冲突的解决上应积极参与国际协调。     

征管模式、征管技术与税收治理——来自取消税管员固定管户的证据

税管员固定管户作为中国基层税收管理的基本制度,在确保税收征管效率的同时也加剧了弹性征管和税务部门执法风险,推动“管户”向“管事”转变成为税收征管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本文从征管激励与征管能力角度分析取消税管员固定管户对税收治理的双重影响,并利用手工整理的地级市取消税管员固定管户政策和全国税收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取消税管员固定管户在总体上会降低企业实际税率,加剧企业避税,这一效应在与税务机关征纳联系较低的企业中表现更明显,改革前业务招待费越高、距离税务局越近的企业其避税会相应减少;信息化征管技术会降低取消固定管户造成的征管效率损失,在取消固定管户的同时上线“金税三期”会显著提高企业纳税遵从,并且对低业务招待企业的影响更大;异质性分析表明,取消固定管户的征管效率损失主要体现在国税局,但会提高地税局征管企业的纳税遵从,改革对民营企业的影响更大。本文不仅为推进基层税收征管制度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通过形成更加规范的基层税收征管体系促进税收治理现代化和企业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公司避税影响审计定价吗?

公司避税降低公司透明度,弱化会计信息质量。审计师需要咨询税务专家,实施额外审计程序,以控制公司避税可能产生的审计风险,因此,要求获取更高的审计收费。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虑企业性质差异、审计师执业能力差异、法律环境差异等制度因素,对这一命题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民营企业避税程度越高,被要求支付更高的审计费用。当审计师具有行业专长时,民营企业避税程度与审计定价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显著。当处于较好的法律环境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避税程度越高时,均被要求支付更高的审计费用。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具有替代的治理作用,公司避税与审计定价的关系存在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的企业中;未享受税收优惠的公司避税程度越高,支付的审计费用越高。     

税收征管权集中与服务业企业实际税负——基于PSM方法的政策效应分析

本文利用2008年企业所得税征管机构调整的政策契机,采用新三板上市服务业企业2015年和2016年财务报告数据,运用倾向评分匹配(PSM)法,比较政策实施前后成立的可比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探究税收征管权集中对服务业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的影响。研究发现:征管权集中会显著提高服务业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且当服务业企业的空间集聚程度较低时影响较大;依据企业特征分组,征管权集中只对享受优惠税率的高新技术企业或资本规模较大的企业有显著影响。税收征管权集中能够显著提高所得税征管效率,应当成为所得税征管制度改革的方向,同时应加强对地方政府征管企业的稽查力度,减少税收竞争造成的所得税流失和税负不公。长远地看,税收征管权集中会显著提升所得税实际税负,应当适时调整所得税优惠政策,为企业降成本。     

地方财政压力会影响企业税负粘性吗——一种企业税负“痛感”的解释

减轻企业税负及税负粘性的“痛感”,有助于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创新能力。近年来我国减税降费成果瞩目,但经济下行使各地方政府财政压力日益增大,企业依然感到“税负过重”。基于此,利用2009—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研究了地方财政压力对企业税负粘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税负粘性现象,滞后一期财政压力对企业税负粘性有显著影响。在地方财政压力持续增大时,税务机关可能会重点关注避税程度高以及规模大的企业,造成其税负粘性更大,税负“痛感”增强,主要表现为企业利润增加时,被关注企业所得税的边际增量显著大于利润下降时的边际减少量。因此,政府应建立减税降费和缓解地方财政压力的协同机制,加快地方主体税制建设;协调税制改革和税收征管制度,减少弹性征管空间以降低企业税负粘性。同时,企业应提高纳税遵从度,培育企业自身税务核心竞争力,合理进行税收筹划活动以降低税负粘性。     

在华跨国公司避税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研究跨国公司避税影响因素的文献很多,OECD国家的研究很丰富,方法复杂,结果有价值.但发展中国家数据较少,研究方法局限性较多.对避税问题的理论研究领域包括利润最大化、代理框架下的研究、避税与税务机关加强税收征管之间的关系研究等.本文着重采用一省范围内的在华跨国公司数据,对跨国公司避税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考察避税与企业特征以及税务机关征管之间的关系.     

CFO兼任董事能抑制企业极端避税行为吗?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CFO兼任董事对企业极端激进和极端保守避税行为的影响,并以2009～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分位数回归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当企业避税极端保守时,CFO兼任董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避税程度;当企业避税极端激进时,CFO兼任董事并没有显著降低企业避税程度。进一步检验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对两者关系的影响发现:当企业纳税信用评级较高时,CFO兼任董事同时抑制了企业极端激进和极端保守的避税行为;当地区税收征管力度较强时,CFO兼任董事能够显著地抑制企业极端激进避税行为;当股权集中度较高时,CFO兼任董事同时对企业极端激进和极端保守避税行为发挥了治理作用。本文的研究表明,CFO兼任董事能够对企业极端避税行为发挥财务咨询和监督作用,一定的内外部治理机制的加强能够促进CFO兼任董事治理作用的发挥。     

建筑安装企业税收征管浅议

前几年随着区域开发建设,外来施工的建筑安装企业越来越多,税收征管的难点随之出现,为进一步加强对建筑安装企业的税收征管,税务部门联同建设管理部门,到各建设单位和施工企业进行走访检查,发现外地建筑安装企业税收征管中存在一些问题,税务部门在建设管理部门协助配合下,采取几项应对措施,使本区域建筑业税收成倍稳定增长.     

西部省区提高“走出去”企业税收征管质量的路径改善研究

随着我国"走出去"企业规模和影响力的日益增大,税收政策及税收征管手段的适应性受到了挑战;现行"走出去"企业税收征管体系暴露出许多缺陷和局限性,不能适应对"走出去"企业实施科学化、规范化管理的要求,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拓展.因此,本文针对问题、分析问题及生成机理,探索提高"走出去"企业税收征管质量的路径改善,不断提升税收征管效能.本文还将以云南省实践为例深入分析西部省区"走出去"企业的税收征管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提出提升"走出去"企业税收征管水平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