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避税活动会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吗?——基于“金税三期”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本文基于避税代理观理论分析了企业金融化的动因,以“金税三期”刻画企业避税活动的减少并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08～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减少避税活动可以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具体检验其影响机制发现,减少避税活动通过降低企业可支配现金流和代理成本两条路径抑制了实体企业金融化程度。进一步证据显示,在税收征管强度较高、分析师关注度较高、内部控制质量较高以及管理层持股激励较高的情境下,减少避税活动能够更为显著地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研究结论对政府部门进一步优化财税金融制度、引导企业“脱虚向实”具有借鉴意义。     

内部控制、税收征管与企业税务风险

在我国税收征管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如何防范和化解企业税务风险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理论分析表明,企业内部控制以及税收征管力度是影响企业税务风险的重要微观与宏观因素.利用手工搜集国家税务总局披露的各企业纳税信用评级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内部控制质量越好的企业,企业税务风险越低;提高税收征管强度后,更容易发现企业税务风险;进一步研究表明,内部控制通过降低异常有效税率对企业税务风险产生作用,同时税收征管发现税务风险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内部控制差的企业.因此,企业应建立良好的内部控制机制,加强涉税管理来抑制企业税务风险;税务部门应充分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提高税收征管质量,帮助企业降低税务风险;税务代理中介机构应加强行业自律,帮助企业提高内部控制水平.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会降低企业避税程度吗?

财税政策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常用方式,税收优惠政策对市场公平竞争具有重大影响。审查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平性,是在税收领域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务实之举。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公司的面板数据,将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作为分析工具,探讨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高行政垄断区域企业税收规避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可以显著降低高行政垄断地区企业的避税程度。机制检验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够促进税收扶持中性和市场竞争中性,从而抑制企业税收规避动机。进一步分析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税收规避抑制效应在地方政府问责制完善、地区营商环境差、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程度高以及公司内部治理差的样本中更为明显。文章丰富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等行政垄断规制的微观经济后果和企业避税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提供政策参考。     

社保费征管与企业避税——来自《社会保险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本文以2011年《社会保险法》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社保费征管对企业避税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社会保险法》的实施加强了社保费的征管力度,使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避税程度显著降低了约1.9%。进一步研究表明,当税务部门代征社保费时,对企业避税的抑制作用更显著,且税务部门代征社保费的影响效果取决于其税收努力程度。机制检验则发现,社保费征管这一企业外部治理机制的加强有助于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增加避税成本,从而抑制企业避税。本文为社保费征管加强的积极经济后果提供了经验证据。研究还对执法监管部门加强信息化建设、实现部门之间信息互联互通,发挥大数据资源优势稽查企业违规行为提供了科学依据。     

分行业信息披露、同侪压力与企业税收遵从——基于准自然实验的研究

企业间的信息溢出和同群效应逐渐成为各方理解公司决策行为的重要视角.利用沪深交易所交错实施分行业信息披露规定这一独特场景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从公司间同侪压力的角度考察了分行业信息披露对企业纳税遵从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分行业信息披露政策的实施可以显著降低企业的税收规避程度,且这一抑制效应在公司前期税收激进度较高、信息透明度较低以及地区税收征管力度较弱时表现得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信息可比性提升所形成的同侪压力是分行业信息披露抑制企业税收规避行为的重要路径.因此,推进分行业信息披露体系建设,强化同类公司间信息溢出是完善税收监管机制、提升企业税收遵从的有力举措.     

大数据税收征管能抑制企业违规行为吗——基于“金税三期”的准自然实验分析

企业违规行为是阻碍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绊脚石”,防范治理企业违规行为,对于营造良好的资本市场生态环境至关重要。大数据税收征管作为一种外部治理机制,其能否以及如何抑制企业违规行为是一个急需关注的问题。基于此,借助“金税三期”税务稽查系统改革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09—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违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大数据税收征管能显著抑制企业违规行为;大数据税收征管通过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进而抑制企业违规行为;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在法律制度环境较差地区、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因此,建议夯实大数据税收征管的数据基础,提高大数据税收征管的数据整合能力;完善企业内外部治理机制,提升大数据税收征管的精准治理作用;完善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机制和市场监管机制,提高企业违规行为成本。     

税收优惠政策能否化解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 ——一个准自然实验分析

减税降负是政府化解产能过剩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将2014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当作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2010—2018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DID)模型实证检验了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机制与效果.研究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不仅具有额外的税收优惠效应,而且可以有效抑制企业产能过剩.进一步研究发现,该政策通过增加企业研发投入进而抑制企业产能过剩.此外,该政策的实施效果具有一定的产权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本文不仅有助于揭示税收优惠影响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的机理与路径,明晰税收优惠产生作用的微观机理,而且对有效提升该政策的实施效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军民融合可以推动制造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吗——基于军民融合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军民融合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对军民融合政策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军民融合政策显著推动了制造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从企业性质来看,相对于民营企业,军民融合政策对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更加显著。从地区差异来看,军民融合政策显著推动了东中部地区企业创新,对于西部地区的推动作用较小。军民融合政策主要通过政府补贴机制、交易成本降低机制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研究结论对提升军民融合政策实施效果、促进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升级以及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提供了理论和实证支持。     

资本市场开放能抑制企业避税吗——基于沪港通的准自然实验

资本市场开放作为我国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深刻改变了中国资本市场交易者结构特征,可能对上市公司的自利行为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基于沪港通这一准自然实验,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能显著抑制企业的避税行为。影响机制检验表明,资本市场开放不仅有助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抑制高管避税寻租动机,而且有助于改善公司信息质量、增加避税成本,从而降低企业避税水平。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这一影响对于税收征管强度较低地区的企业更显著。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沪港通可以作为有效的外部治理机制,促进企业规范自身行为,提高税收征管效率。这为后续进一步深化金融领域开放提供了理论依据。     

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与企业费用粘性——基于“金税三期”工程的准自然实验

在数字化赋能企业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以“金税三期”工程试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政策效应、作用机制及其在不同情景因素下的差异。研究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的实施显著抑制了企业费用粘性,且这一结论在排除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以及其他相关政策影响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能通过“改善信息环境”和“优化公司治理”路径实现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此外,从政府调控、市场环境和企业行为三个维度,分别选取税收征管强度、行业竞争程度和内部控制质量对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的政策效应进行拓展性分析。异质性研究发现,税收征管强度和行业竞争程度强化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而内部控制质量弱化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反映了两者作为内外部治理机制之间的替代关系。     

税收征管、企业税负与全要素生产率——来自“金税三期”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本文借助“金税三期”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考察税收征管加强带来的税负上升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税收征管加强显著降低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该影响对属地税局管理的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减降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税收征管加强及企业税负提高,通过弱化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抑制技术创新,降低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本研究为深化税收征管改革,以加强税收征管支撑税制改革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金融综合改革项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准自然实验

金融改革与企业创新之间联系紧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是否能促进企业向高端技术迈进？此次自下而上的全方位试点工作促进企业的创新发展又具有什么经验和教训？试点工作的金融制度还应怎样优化设计安排才能进一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对此,基于这些问题,以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为研究对象,采集2010—2019年的相关面板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difference-in-difference,DID）,评估十二个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政策效果,研究与讨论金融体制改革与企业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及影响,并提出对应的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1)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能促进企业创新,显著提高试验区城市的企业创新综合指数;(2)金融体系越发达的试验区促进企业创新的程度越大,金融体系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这个途径正面影响企业创新;(3)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能有效降低风险,增强企业创新水平。     

城市的电商化转型推动了绿色高质量发展吗?——基于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的准自然实验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正在探索如何迈向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的高质量发展道路,而我们认为当下迅猛发展的电子商务或许可以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突破口.文章以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的准自然实验为切入点,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对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与非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相比,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显著地促进了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通过更换估计方法和剔除部分样本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文章结果依然稳健可靠;为尽可能地解决样本选择性偏误和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我们还采用工具变量方法、PSM-DID方法和安慰剂检验等识别策略,发现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该正向促进作用在大型城市和资源型城市样本中更为显著.通过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经济集聚效应和交易成本降低效应三个作用渠道促进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文章的研究结论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政策的实施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证据,对相关政府部门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性和参考价值.     

业绩考核制度与中央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一项准自然实验的研究

全要素生产率是反映资源配置效率与质量的重要指标,特别是在"双循环"的背景下,对于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央企如何提高其全要素生产率是政府部门及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业绩考核制度对于央企高管决策具有导向性影响,通过准自然实验的方法,检验了业绩考核制度与央企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并发现业绩考核制度有利于改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其中潜在的作用路径为提高央企信息透明度和创新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不同的作用环境中,业绩考核制度与央企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存在差异,即这一促进作用更多地反映在法制环境较好、市场竞争更充分的环境中.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而且为国资监管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参考.     

薪酬管制会抑制企业高管的超额薪酬吗?——基于2015年限薪令的准自然实验

为了形成合理的企业内部薪酬差距,通过行政干预方式对高管薪酬进行管制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本文从超额薪酬视角切入,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2015年限薪令对企业高管薪酬管制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1)2015年限薪令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高管超额薪酬的增加,只是政策效果持续时间有限,通过替换超额薪酬度量指标、剔除股权激励影响、剔除沪港通政策干扰和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等几种方法都证实了上述政策效果;(2)企业所处的行业竞争特征和外部法治环境的差异导致限薪令政策效果表现出异质性,只有在非垄断行业或外部法治环境较好的企业,限薪令对企业高管超额薪酬的抑制作用才更为显著;(3)限制管理层在职消费和缩小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是限薪令发挥政策效果的两个中介机制,通过比较发现,管理层在职消费的中介效应更多体现在非垄断行业的企业中,而内部薪酬差距的中介效应则在外部法治环境较好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从超额薪酬视角证实了限薪令的政策效果,否定了一些研究中基于高管薪酬绝对水平所得出的政策无效论,为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所提出的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行政垄断规制与企业投资水平——基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准自然实验

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是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统一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着力点。从微观企业的投资总量入手,使用2013—2019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以DID模型作为基本分析工具,探讨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区域层面行政垄断会通过推动企业投资而拉动本地经济增长,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将相对抑制高行政垄断地区的企业投资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这一相对抑制作用在过度投资水平越高、全要素生产率越低、市场集中度越高、市场化进程越低、利润越高、收入越稳定、政府补贴越多、融资约束越低、银行借款越多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这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高行政垄断地区企业投资的相对抑制作用在主体越受庇护、市场机制越完善、内外源融资来源越多的情况下呈现了更为显著的作用,进一步验证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通过抑制行政垄断的庇护渠道而影响企业投资的。     

中华老字号企业文化会降低公司税收规避程度吗?

企业文化是公司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对公司的内部治理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中华老字号企业文化对公司税收规避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非中华老字号企业,中华老字号企业具有更低的税收规避程度,这表明中华老字号深受其独特企业文化的影响,具有更低的避税意愿。机制检验表明,中华老字号企业文化通过提升管理者社会道德意识及削弱管理者风险偏好两个机制影响公司税收规避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华老字号企业文化与公司税收规避行为之间的负向关系在高管内部晋升、媒体关注度较高、地区市场化程度以及公司内部治理水平较低的公司中更为明显。本文通过考察以企业文化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对公司税收规避行为所产生的影响,拓展了企业文化与税收规避等领域的研究。     

社会信用环境与企业违约风险——基于社会信用体系示范城市建设的准自然实验

以2008—2020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利用社会信用体系示范城市建设刻画社会信用环境并以此作为准自然实验,探究了社会信用环境对企业违约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可以显著降低企业违约风险。作用机制检验表明,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代理成本抑制了企业违约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企业资产抵押能力较低、董事会独立性较低、地区法治环境较好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的情境下,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可以更有效地降低企业违约风险。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企业违约风险的影响研究,而且检验了社会信用体系示范城市建设的政策效果,为政府部门进一步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防范化解企业风险提供了经验证据。     

环境管制是否促进了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基于“两控区”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环境管制对于产业升级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文章采用准自然实验法,考察1998年实施的"两控区"(指酸雨控制区或者SO2污染控制区)环境管制政策对我国149个城市产业结构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两控区"政策显著推动城市产业结构由第二产业向服务性行业转换,外资投资及人力资源水平也有积极的正向影响。从区域空间分异看,"两控区"政策对东部、中部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化有正向推动作用,东部地区的影响效果最为显著,而西部和东北的"两控区"政策对城市产业结构变动却呈显著负向影响。再以2010年作为时间节点,考察更为严格环境管制条件下的政策效果,发现只有东部城市的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转向服务性行业,验证东部"污染光环"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