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使用对农民非农创业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CFPS2020的实证研究

随着网络的不断普及,更多农民选择互联网进行创业,这一行为对促进农民增收和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20年的微观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分析了网络环境中农民通过互联网进行非农创业的影响及其机制。在此基础上,使用工具变量法和PSM倾向得分匹配法处理内生性、替换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并借助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其作用机制,最后得出互联网使用显著影响农民非农创业。研究的异质性分析指出,互联网使用对东部地区和城市农民的非农创业意愿影响更大,对于受教育程度为初中、高中的农民影响力度更大。研究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通过信息渠道效应、风险偏好效应和社会互动效应来影响农民非农创业,极大地提高了农民非农创业的积极性。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与家庭相对贫困治理

农村产业融合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的重要创新发展理念，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引擎，研究其与家庭相对贫困治理的内在关联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制度背景进行梳理，在地级市层面上构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标评价体系，并结合2012年、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两阶段估计分析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可以显著降低家庭陷入相对贫困的概率，且这一结论在变换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变更估计方法和剔除直辖市样本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城市非农经济比重高、所在村庄道路状况良好、高农业收入占比和高受教育水平的家庭更容易通过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摆脱家庭相对贫困。机制分析发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可以显著提高家庭农业生产效率和非农参与，同时助力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并推进互联网普及，符合“经济增长、发展能力和社会保障”的相对贫困“三支柱”治理策略。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加快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和缓解家庭相对贫困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经验支持。     

城市数字经济的益贫式增长效应——基于农村流动劳动力视角

以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界定低收入农村流动劳动力群体，利用2011-2018年CMDS与289个地级市的匹配数据，检验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益贫式增长效应、机制与异质性。研究发现：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可通过收入提升和分配改善两个机制实现农村流动劳动力的益贫式增长，这一结论在考虑模型内生性和替换解释变量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提高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能加速提升城市数字经济的益贫效应。流入地社会保障缺失制约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益贫效应的发挥。单纯提高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则会加剧收入不平等，甚至逆转其益贫效应。因此，要在推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农村流动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同时，提升农村流动劳动力的技能水平与就业匹配能力，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发展的“城乡共富红利”。     

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理论机制与微观证据

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揭示了互联网使用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内在机制。在此基础上，利用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Probit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使用互联网的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概率会提高7.9%，且该效应在东部地区、南方地区，对于男性、中青年劳动力、中高技能劳动力群体更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信息渠道和人力资本渠道是互联网使用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受雇型就业，互联网使用对自雇型就业的促进作用更大。使用互联网不仅具有工资溢价效应，而且提高了工作稳定性和社会保障水平，因此显著改善了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质量。     

互联网技能、信息优势与农民工非农就业

本文使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研究信息时代掌握互联网技能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互联网技能的使用显著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其边际效应为11.85％,尤其对非自雇型就业的促进作用明显.在使用倾向得分匹配(PSM)和工具变量法减缓内生性问题后主要结果依然稳健.(2)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的就业效应在不同地区、不同家庭经济水平、不同性别和婚姻状态下均显著,其中,中、东部地区、大学学历以下和家庭经济水平较好的个体使用互联网提升的就业概率更高,(3)中介效应与Sobel-Goodman检驗显示,互联网使用可能通过降低信息费用、提高个体自身人力资本水平、改善个体和市场对劳动参与者的性别偏好三个渠道影响非农就业,这表明具备信息优势、以互联网使用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对农村非农就业决策存在积极影响,为新冠疫情后就业难的农村劳动力摆脱失业困境提供新思路.     

互联网使用与农户收入不平等

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内生转换模型对互联网使用与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关系及其内在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缓解了农户收入不平等,基于反事实假设情景看,实际未使用互联网的农户若选择使用互联网,其收入不平等水平将下降21.4%;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女性、中年和家庭经济状况低于平均水平的农户通过互联网降低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更大;基于反事实假设看,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或家庭经济状况低于平均水平的实际未使用互联网的农户,若选择使用互联网,其收入不平等水平下降幅度更大,若其实际使用互联网而选择不使用,其收入不平等水平将明显提高。在替换解释变量和估计方法后,上述研究结论仍然稳健。互联网使用通过信息效应和就业效应两条路径间接作用于农户收入不平等;其中信息效应具有完全中介效应,就业效应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金融排斥视角下非农就业与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研究

随着农村地区非农就业比例呈增长趋势及农户收入增加,农村家庭的投资理念逐渐趋向多元化,由此产生的投资理财需求开始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数据研究了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及影响机制.结果显示,户主从事非农行业可有效促进农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显著提升投资性金融资产的配置水平;非农就业可以通过缓解农村家庭需求端金融排斥程度对其资产配置产生影响,并且农户的社会信任程度越高,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越强.异质性分析表明,从事非农行业对中年群体、财富收入较高群体的资产配置行为影响更加显著;户主从事第三产业或外出务工对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对于户主为兼业或创业人员的家庭而言,该影响则不显著.本文基于实证结果和农村地区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的现状,结合当前增强金融普惠性和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政策目标,提出了改善家庭资产配置的相关建议,鼓励与促进农户进一步参与金融市场,享受资本市场发展带来的红利.     

互联网进村的减贫效果评估及其机制分析——基于农村电商创业热潮的背景

随着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普及,电商经济正成为助力精准扶贫和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文章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的数据实证分析了互联网进村对农村居民家庭贫困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农村家庭创业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以国家贫困线还是国际贫困线作为判断贫困与否的标准,互联网进村都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并且使用工具变量法克服模型的内生性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同时研究还发现,家庭创业在互联网脱贫中起到中介机制,在电商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互联网+农业"的热潮带动了农村家庭创业,推动了农村家庭脱贫。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基于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调查(CRRS)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户互联网使用行为对其家庭收入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使用工具变量及倾向得分匹配法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并选择不同上网方式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仍可得到一致性的结论;异质性分析表明,户主受教育水平较低、家庭成员平均年龄在41～65岁以及土地小规模经营的农户家庭,其互联网使用的增收效应更为明显;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主要通过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促进农户与市场有效衔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增强金融资金支持、提高社会资本水平五条路径对农户家庭收入产生影响。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夯实互联网发展基础,提升农户互联网使用水平;积极发挥互联网多渠道增收效应,促进农户稳步增收;健全和完善乡村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完善农民与各类市场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保障农民合理分享数字经济红利。     

数字经济、生产转型与农村家庭收入增长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微观层面构建衡量农村家庭数字经济水平的多维指标,并对其所带来的经济回报和作用机制进行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通过提升农村家庭的数字化水平从而促进其生产转型,进而为其带来较为长久和明显的收入增长;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提高家庭成员技术能力、增加家庭农副业经营份额及带动非农就业,进而改善家庭经济状况;进一步的分析结果显示,农村家庭从数字经济中获得的经济回报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性,数字家庭指数对东部地区农村家庭的收入增长效应更高且这种效应主要是通过促进家庭成员技能提升得以实现,而在中西部地区则主要是通过增加家庭农副业经营份额而得以实现。研究结论为更好发挥数字经济对农业生产及农村家庭增收的促进作用提供了理论和经验证据。     

农地流转中的非农就业因素分析——基于化州市播扬镇的实证检验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是农地流转的重要前提。基于广东省茂名市辖县级市化州市播扬镇440户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家庭中非农就业人数的增加将促进农地流转,非农就业收入增长对农地流转有积极效应,非农就业稳定性程度对农地流转有明显影响,非农就业地点影响农地流转行为决策。研究认为,从促进农地流转的视角,在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转移就业的同时,还必须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收入水平;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背景下,要提升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稳定性,以激励农地流转行为的发生。     

互联网使用与家庭农地流转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家庭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并考察信息效应、非农就业效应和技术效应在其间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显著提高了家庭农地转出的概率并显著降低了农地转入的概率,且对农地转出的正向影响超过了对农地转入的负向影响,使用处理效应模型解决潜在内生性问题并从农地有偿流转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得到了基本一致的结论;异质性分析表明,具有高收入水平和低农地禀赋的家庭使用互联网对其农地转出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主要通过信息效应和非农就业效应两种途径影响农地流转。据此,提出加强农地流转互联网平台建设,制定差别化政策推进农地流转和进一步提高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等政策建议。     

互联网使用能否提升农户信贷获得水平*——基于CFPS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基于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三期面板数据，运用联合估计的条件混合处理（CMP）模型和工具变量模型，本文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户信贷获得水平的影响效应，并采用修正样本自选择偏差的双稳健IPWRA模型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农户信贷获得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既可以提升农户信贷的可得性，也可以提高农户的信贷规模。就不同贷款渠道而言，互联网使用同时显著提高了农户正规和非正规信贷获得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对于处于中年、兼业程度大以及中西部地区的农户信贷获得水平促进作用更大；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主要通过信息搜寻、社会互动以及收入增长三种效应来提升农户信贷获得水平。因此，贯彻落实“互联网+”政策，提升农村地区的互联网覆盖率，是缓解农户融资难和决胜脱贫攻坚战役的重要政策手段。     

互联网使用能影响农户生产托管行为吗?

本文利用2021年湖北省水稻种植户调研数据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户生产托管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能提高农户生产托管程度，在解决内生性问题和替换变量后结果仍然显著。异质性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对不同环节生产托管参与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促进效果主要体现在植保环节；相较于服务专业户，互联网使用更显著地促进了农户参与专业化服务组织提供的生产托管服务；另外，互联网使用对农户生产托管行为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在年轻农户、小规模农户及参加过农业技术培训的农户。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主要通过降低信息搜寻成本、监督成本与控制成本促进农户生产托管行为。基于上述结论，应加强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生产托管互联网平台建设，关注不同农户对互联网使用的差异性。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贫困的影响及其机制分析

农村贫困问题关乎中国精准扶贫与全面脱贫战略的有效实施。本文基于2014年和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检验互联网使用对农户贫困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无论采用家庭人均每日消费1美元作为贫困标准,还是采用家庭人均每日消费2美元作为贫困标准,互联网使用均显著降低了农户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同时采用稳健性估计与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问题后,该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影响机制检验的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通过增加农户的社会资本积累、提高农户的非农就业概率与非正规金融借贷水平进而改善农户的贫困状况。因此,在全面脱贫战略实施过程中,应不断推进"互联网+精准扶贫",并且使其成为贫困农户后发赶超的重要抓手,从而助力贫困农户增收,以实现全面脱贫目标。     

农户兼业化的演变及其对土地流转影响实证分析

运用1993—2016年中国农户家庭收入构成相关数据,分析中国农户兼业化的时空分布及其演变过程。更进一步采用2010—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通过建立biprobit模型研究农户兼业化对土地流转市场的影响,细分探讨了农户兼业化对土地转出、土地转入概率的中介效应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全国农户兼业化程度逐年加深,其中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农户兼业进展缓慢;②存在以非农就业、理财投资为中介变量影响土地转出概率和以农机投入、农业补贴为中介变量影响土地转入概率的显著中介效应;③土地转出、土地转入概率随着农户家庭平均年龄增加分别呈正U形和倒U形关系。因此,政府应对不同兼业化程度的农户采取分类管理、针对施策,以激发土地流转,加快实现乡村振兴。     

转移距离、服务外包与农地流转——基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农户证据

利用9省(区)农户数据,分析农业劳动力转移距离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结果表明：劳动力转移的距离越远,越能够强化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倾向。进一步研究发现,农户劳动力转移对农地转出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即只有当农户中劳动力的非农转移达到一定比例时,才会对农地转出产生影响;使用替代变量法和工具变量法均证明了该结果的稳健性。农户异质性分析表明,高兼业程度农户的劳动力非农转移、体力型劳动力非农就业对其农地转出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分区域来看,劳动力转移对农户农地转出的影响呈现中部、东部、西部依次弱化的区域格局。另外,农户参与分工经济,进行农业生产性服务外包,会显著降低劳动力非农转移对农户农地转出的促进作用,这表明农业劳动力、农业社会化服务与农地流转三大要素市场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基于动力视角的研究

劳动力转移理论表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动力可能是农业收入下降或非农部门工资上涨。虽然都能促进非农就业,但这两种因素对土地市场的作用机制并不相同。基于此,笔者考察了短期内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的关系。结果表明,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的关系因非农就业动力而异。农业收入下降推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抑制农户间比较优势发挥,抑制土地流转;而非农部门工资上涨拉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促进农户间比较优势发挥,促进土地流转。因此,非农就业市场与土地流转市场的关系并不等同于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关系。劳动力大量非农就业没有引发土地快速流转的原因可能是农业经营环境恶化,利润下降。     

参加合作社对家庭农场标准化生产遵从的影响——基于1324个家庭农场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

推行农业标准化是保证农产品质量的基本前提,也是规范农户生产行为的有效手段。在阐述合作社对家庭农场标准化生产行为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利用家庭农场的问卷调查数据和计量经济实证方法,检验参加合作社对家庭农场标准化生产遵从的影响。结果表明,参加合作社对家庭农场标准化生产遵从行为和标准化生产程度均有显著正向影响。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研究结论仍然有效。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合作社提供的主要服务项目对家庭农场实施标准化生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参加合作社对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低的家庭农场主,对种植非粮食作物、拥有更多耕地、使用互联网、遇到过技术难题和非示范类家庭农场的影响显著且影响效应更大。基于此,各级政府应鼓励家庭农场加入或牵头成立合作社,并促进家庭农场提高标准化生产意愿和能力。     

转型时期农户的经营投资行为-以长三角15村跟踪观察农户为例

本文利用1995-2004年长三角15村近千个农户家庭的跟踪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样本农户的经营投资行为.研究发现,不论是对农业投资还是非农投资,投资机会的增加都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农户在经济上向城市工人的转型深化,使得农业投资和非农投资都显著减少,但特别的是,有地农户的农业投资没有降低;融资约束对农业投资的影响不大,但对非农投资构成了严重的阻碍;土地对于农业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税费改革对两种投资的经济影响均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