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以政府实施的产业政策为切入点,利用2001—2017年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产业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产业政策有利于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产权异质性分组检验结果显示,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受到产业政策的影响更大;基于市场化程度分组检验结果显示,相比于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受到产业政策的影响更大;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产业政策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对其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因此,政府应重视产业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制定适宜的产业政策,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缓解企业发展面临的外部融资约束,以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构建

通过对新安江流域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的调查,分析了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的主客体,并提出构建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原则、依据和政策保障等。     

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与机制研究

生态文明示范区政策是中国加速生态领域发展改革,探索促进各区域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的先行尝试。本文基于设立的生态文明示范区这一准自然实验,以2007—2020年中国26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究生态文明示范区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和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生态文明示范区政策可显著提高相应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通过提高环保财政支出和推动技术创新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该项政策在中西部地区显著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在东部地区政策效果不显著;在经济水平发展较低地区,该项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强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进一步分析发现,该项政策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本文的研究为探究当前生态环保政策的实施效果和可改善方向、实现绿色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全流域生态补偿标准设计依据和横向补偿模式

为全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设计依据和横向补偿模式提出了理论框架和实践指导.总结出目前我国流域生态补偿理论与实践中存在的五个突出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两点解决思路:(1)在评估上游的生态系统建设和保护成本和下游的生态系统损失的基础上确立生态补偿标准;分析了将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值作为生态补偿依据的不合理性;分析了用污染物削减成本或生态修复成本代替生态损失的不恰当的逻辑;论述了补偿标准确定过程中协商和博弈的重要性. (2)构建以基于市场的横向补偿为主、财政纵向转移支付为辅的新型动态复合生态补偿模式.提出污染物转移削减这一合作治污途径,并采用污染物转移削减支付(一种横向补偿形式)进行生态补偿.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以2007—2021年中国农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机制和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负向影响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创新投入和资产不可逆程度在两者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企业金融化则发挥遮掩效应；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主要体现于中西部地区农业企业，对大型企业相对较弱，较高的股权制衡度和创新投入水平能够缓解这种负向影响。基于研究结论，为有效提升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出意见建议。     

经济发展中的全要素生产率悖论

因为发展中国家具有引进技术的后发优势,而技术设备的引进表现在资本存量的增加上,而不是表现在研发的增加上,所以当发展中国家采用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核算公式时会低估发展中国家的TFP增长率,这就是经济发展中的TFP悖论。本文发展了一个正式模型来调和这一悖论,模型分析表明,传统方法的低估会随着发展中国家用于引进技术的资本量的增加而增大,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的增加而增大。     

地方政府竞争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利用2001—2021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系统分析了横向政府竞争与纵向政府竞争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省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竞争以及省级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纵向竞争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着“U”型关系。此外,纵向政府竞争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的纵向政府竞争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进一步分析可知,横向政府竞争在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会产生空间溢出效应,而纵向政府竞争的空间溢出效应则不明显。研究结果为推动政府职能转型、构建横向财政协调机制和区际利益补偿机制、弹性调整央地之间的财政分权比重、营造良好的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产业发展环境提供了启示。     

全要素生产率文献综述

随着经济的发展及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要求,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也不断增多。首先介绍了生产率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然后介绍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之后说明其在国内外的研究历史及现状。最后作总结及未来研究展望。     

服务业市场竞争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在制造业企业中间投入"服务化"的趋势下,文章聚焦于考察"中国服务业(运输、电信、分销、金融)市场竞争"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结果显示:(1)中国服务市场上竞争的引入和增强,会基于"投入-产出"关系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提升作用.(2)大型制造业企业"服务内置化"现象严重,中小企业因对外部服务投入依赖更深,更易于从运输、电信及分销服务业市场竞争中获益;但另一方面由于大企业多聚集于资金密集型行业,且受制于中国金融产权改革滞后,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企是目前中国金融业竞争导向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受益者.(3)受中国制造业企业地理集聚特征影响,提高中国电信和分销服务市场竞争,将更有利于劳动及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集聚的东部地区企业提升其全要素生产率;而运输和金融服务市场竞争增强会更有利于资源依赖型制造业企业集聚的中西部地区.(4)运输、电信和分销市场竞争加剧,更有利于制造业内生产效率领先企业提升其全要素生产率,由于中国金融业仍属于国有控股体制,金融改革的效率红利更易被位于生产效率低端的国有企业所获得.该现象虽在一定程度上能为中国制造业行业内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走向收敛提供一个技术性解释,但其本身也彰显出中国金融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和实施金融产权改革的迫切性.     

地方公共债务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效应与机制

本文从企业层面考察地方公共债务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方公共债务增长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一个城市的地方公共债务余额占GDP比重(负债率)每提高1%,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下降约0.06%。区分企业所有制的估计结果显示,地方公共债务增长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明显异质性,负债率每增加1%,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提高约0.20%,而非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降低约0.07%。以上结果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处理内生性问题后保持稳健。机制分析显示,地方公共债务规模扩大通过放松融资约束促进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并通过提高企业税负、加剧信贷融资约束降低企业创新投入水平和研发设备更新速度,进而阻碍非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上述发现表明,地方政府应科学调控地方公共债务的总规模和增速,加大对非国有企业的信贷和投资支持力度,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国企混改、高管薪酬激励与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以2004—2020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区别多数文献对混合所有制改革虚拟变量的处理,本文采用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第一大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超过5%）进行量化。在作用渠道检验中,为了提高对中介效应的检验力和结果的解释性,使用非参数Bootstrapping方法调整估计偏差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多重中介效应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作用在地方国有企业、引入的非国有资本为民营资本及混改后依然国有控股的样本企业中更为显著;高管的货币性薪酬和股权薪酬激励承担了大部分中介效应,其中货币性薪酬激励的作用更为突出,在使用与基准回归相似的稳健性检验后,中介效应依然显著成立。     

Refugee Immigration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his paper uses panel cointegration and causality techniques to examine the long-run relationship between refuge immigration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a relationship that has not yet been examined in the literature. It is found that refugee immigration has, on average, a positive long-run effect on TFP, suggesting that refuge immigration increases the diversity of skills and ideas available to society as a whole, which in turn promotes specialization and innovation. It is also found that causality is unidirectional from refugee immigration to TFP, suggesting that refugees are primarily motivated by the push factor of persecution in the source country rather than by productivity (and hence welfare) gains as a potential pull factor in the destination country.     

收入分配不公平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上市制造企业数据的经验分析

基于2001—2017年A股上市制造企业数据,探究了普通职工收入分配不公平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普通职工收入分配不公平明显制约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资本劳动比弱化了普通职工收入分配不公平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相对于资本密集型企业,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更易受到普通职工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影响;普通职工收入分配不公平通过影响技术水平和管理成本的方式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2004

本文在分析比较了全要素生产率四种估算方法的基础上,估算出我国1979—2004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并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源泉做了简要分析。分析表明(1)1993年以前,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总体呈现出涨跌互现的波动情形且波动较为剧烈频繁,1993年以来,则呈现出逐年下降趋势,直到2000年才得以缓解,此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总体呈现出逐年攀升势头;(2)1979—2004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增长,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投入型增长方式;(3)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较低的原因在于技术进步率偏低、生产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技术效率低下和资源配置不尽合理。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Efficiency of Australian Airports

By using a Malmquist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dex and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it is possible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of Australian airports during the 1990s. The results from this analysis indicate that these airports recorded strong growth in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but did not fare all that well in terms of growth in technical and scale efficiency during the 1990s.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it appears that Australia's largest airports fare reasonably well in comparison to airports overseas, although they still possess the potential to realise further gains.     

中国的地区专业化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1999-2006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显示,中国的地区专业化水平处于持续提高的阶段;对地区专业化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分析表明,地区专业化的发展对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中国仍处在由地区专业化推动的效率递增阶段;地区专业化的发展提高了地区对于自主研发成果的吸收能力,有利于自主研发技术推动作用的充分发挥,但它并没有改善对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效果,甚至显现了负面的影响。     

人力资本与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本文采用Malmquist指数分析了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1996—2003年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并将其分解为技术进步指数和效率变化指数。为了减少计算偏差,我们在使用承认无效率项存在的生产前沿技术的同时,引入了人力资本要素。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的人力资本水平增长迅速,30个省区的经济增长效率差距逐年扩大。同时我们发现在引入人力资本要素后,1996—2003年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得益于技术进步;如果不考虑人力资本存量,则低估了同期的效率提高程度,而高估了期间的技术进步指数。     

Trade Openness,Structural Change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he impact of trade openness on growth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is investigated. Given the differences in tradability of goods across sectors as well as the ongoing structural change, we examine whether trade openness has had a differential impact on TFP growth of the three main sectors of an economy. While the positive impact of openness on TFP growth for the aggregate economy is confirmed, openness has had no appreciable impact on the growth of TFP in the agricultural and industrial sectors. We find that the positive effect of openness on TFP growth for the economy as a whole was mostly due to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variables for the services sector. Further, we conclude that the lack of a general consensus in past studies could be due to their neglect of structural change and temporal factors when analyzing the trade-TFP nexus.     

进口贸易与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利用我国三位码工业行业的月度面板数据,依据扩展的R&D与生产率方程同时控制物化型、非物化型溢出与竞争效应,发现进口竞争与物化型溢出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还发现进口贸易对三位码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具有直接的负溢出效应;而且,大部分三位码工业行业面临着日益激烈的进口竞争,引致了行业内和行业间正向的要素再配置过程,并通过提高技术效率的方式最终促进了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