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与户籍制度改革:进程与思考

我国传统的二元户籍制度是阻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最重要的制度性障碍。改革开放后传统户籍制度改革经过了制度框架内的初步调整、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全面展开和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尝试和创新的过程,推动了农民工向城市市民的转换。然而,在此过程中也呈现出农民工市民化需求结构与改革进程之间的矛盾、需求层次与改革配套推进之间的矛盾以及改革加速与地方政府公共资源供给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些矛盾需要协调户籍制度改革中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解决农民工市民化背后的成本分担问题以及提升服务型政府的能力。     

新时期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问题与对策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和影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因素。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仍存在落户难与不愿落户并存、城市选择性落户现象普遍、落户隐形门槛多等突出问题。本文通过新增城镇人口来源分析、全国2.34万农民工问卷调查、全国690个城市落户门槛全景式调查、沿海人口主要流入城市实地调研等综合分析，客观评估新时期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进展成效和突出问题。下一步深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应聚焦重点地区、重点人群、关键瓶颈和重点领域，持续推动城市落户门槛放开放宽，以存量带增量，加快推动存量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协同有序推进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改革。     

财政分权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的分析

在我国人口快速老龄化的背景下,本文分析了财政分权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机理,并利用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省以下财政分权对人口流动的门限效应。结果表明:当老龄化水平较低时,纵向的财政分权可以促进人口大量迁入,而地方政府间横向财政自主度差异程度却对流动人口规模表现出显著的负面影响。当老龄化水平超过门限值后,政府间横向差异和纵向财政分权收入指标的影响不再显著,但财政分权支出指标对人口流入产生明显抑制作用。中央政府应根据各地区的老龄化程度进行地方政府间财政改革,并通过改革户籍制度、推动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和调整落实人口老龄化政策等措施,进一步提高人口流动性。     

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模拟研究?--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

文章基于新经济地理学中间投入品模型,将户籍制度、土地产权制度和不同劳动力流动模式等因素纳入研究框架中,构建了中国户籍制度演变模型,并通过数值计算模拟了户籍制度和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不同户籍制度的改革路径极大地影响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和经济发展,如果降低户籍制度对劳动力流动的束缚,经济系统会释放巨大的改革红利,而维持当前户籍制度不变将遭受较大损失;(2)不同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路径影响了户籍制度的改革效果,如果农民工“带着土地”进行转移将会放大户籍制度改革所释放的红利。这表明户籍制度改革和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要协同进行,不仅要减少户籍制度对农民工迁移的束缚,还应保留其农用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文章的研究不仅丰富和完善了现有劳动力迁移理论,也为地方政府相关决策提供了新的思路。     

地方政府建设开发区:左顾右盼的选择?

开发区重复建设、无序扩张是长期以来困扰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文章基于2004?2014年100个城市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模型,以国家级经开区为例从空间策略互动视角考察了地方政府热衷推动开发区建设的行为动机.研究发现:(1)中国地市级政府在建设开发区上会充分参考"邻居"城市的行为作出自身决策,并且这种空间效应在地理距离相近的同级城市间更为显著.具体而言,如果地理邻近城市平均建设10个新的开发区,本市往往会相应建立5个开发区.(2)相对东部来说,中西部城市间在建设开发区上的空间策略互动更强,并受到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等因素的影响.(3)进一步的经验检验表明,财政分权和中央政府主导下的政绩考核带动了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空间竞争,强化了地方政府推动建设开发区上的策略互动.文章的研究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解释了"开发区热"的本质特征,揭示了地方政府合作困境的根源.由此,应从政绩考核体制、财税体制、地方债务管理体制等方面采取有效的改革措施,严格控制地方政府过度建设开发区的盲目竞争行为.     

地方政府预算结构差异的制度解释：纵向统筹与横向趋同

地方预算支出差异受到不同层级政府财政互动的影响,分析地方预算支出差异的成因对于理解政府预算行为至关重要。本文构造2010—2018年“城市对”数据,采用夏普利值分解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识别影响我国地方政府四种民生性预算支出差异的两类因素：纵向统筹和横向趋同。纵向来看,我国省级以下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有限,地级市预算必然受到省级政府的统筹引导。横向来看,因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和地方政府间的支出竞争,地级市预算受临近地区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因省级政府统筹,省内城市间预算支出结构差异较小,跨省城市间预算支出结构差异较大。第二,因毗邻地区互动,毗邻城市间预算支出结构差异较小,不毗邻城市间预算支出结构差异较大。第三,在同时受两种力量影响时,不同支出类型所受纵向和横向影响的大小不同。对于教育和科学技术支出,横向趋同效果更为明显;对于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省级纵向统筹更为明显。     

广西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探析

农民市民化是农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和状态,是城镇化的必然要求。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促进消费、推动城镇化、实现农民增收、实现城乡一体化。然而,城市房价贵,农民工买不起,不能安居乐业,社会保障低,子女入学难,户籍制度障碍影响农民工市民化。要使农民工市民化,必须抓好：稳定农民工就业,保障住房,保证子女就地入学,改革户籍制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城镇化新阶段：农业转移人口和农民市民化*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再次强调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一般可从基本生存条件和基本公共服务两个层面来评价。基本生存条件评价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城镇就业是市民化之本。二是城镇安居是市民化之基。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评价也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平等的受教育权利。二是平等享受社会保障制度。以人口转移为城镇化10阶段,进入新时代为城镇化20阶段。随着现代化的推进,我国的城镇化会在20阶段基础上进入30阶段,即没有进城的农民就地在城镇实现市民化。前一轮城镇化农民创造了在小城镇自己转移自己的城镇化模式,城镇化30阶段则是城镇在城乡融合中创造市民化新模式。城镇要完成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任,就要具有城市功能,有能力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并市民化。城镇的城市化水平则成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评价指标。城镇城市化面临市民化能力建设问题,既涉及进入城镇的农民的市民化能力提升,又涉及城镇的市民化能力。新时代的市民化是政府为主导的,不能单纯靠农民自己,需要政府的积极推动和规划,主要表现在公共财政的支持和引导上。     

户籍制度竞争及其经济发展效应——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检验

本文选取2004～2015年我国286个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基于动态双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对我国地方政府间户籍制度竞争的存在性及其经济发展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地方政府之间在户籍制度上存在显著的竞争效应,同时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显示,放松户籍制度管制有利于城市经济的发展,这种促进关系在东部地区表现更为明显。从全国层面看,地理相邻或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城市政府放松户籍制度管制对本城市经济发展有负溢出效应;分地区来看,地理邻近而非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城市户籍制度的放松倾向于给本城市的经济发展带来负的溢出效应。本文研究表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要重视地方政府间的空间联动机制,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同时,给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和创新留出足够发挥空间。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测算及分担机制研究

我国城镇化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而构建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则是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键。通过深入分析吉林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发展现状,以实际支出水平为依据,建立由经常性成本和一次性成本构成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指标体系,针对不同层级区域探讨采取差异化的鼓励落户政策和细分的成本分担机制,进而提出应建立政府、企业、个人"三位一体"的成本分担机制,建立多元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以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     

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基于制度供求视角的实证分析

从宏观体制层面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一个从制度供求非均衡状态向制度供求均衡状态渐进式转变的动态过程,而户籍制度、农地产权和公共福利是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制度供求转变的三个维度。在此基础上推导出来的微观契约模型发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际上是作为制度供给者的政府和作为制度需求者的农业转移人口签订一份"入户城市"契约的交易费用最小化过程。随后的实证结果表明,农业转移人口的入户积分资格、农地流转情况、子女入学条件等均提高了其市民化水平。     

中国户籍制度城乡福利分配职能辨析

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症结不在于从形式上将居民区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而在于户籍制度承担了额外的社会管理职能,使户口充当了城乡福利分配的工具。与现行户籍制度相联系的城乡福利差异表现在社会保障、就业、教育以及住房等各个方面。这种以户籍形式分配社会福利的作法既违背公平也损害效率。要顺利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进程,必须在政府推动下有步骤地剥离附着在户籍上的市民福利,还户籍制度本原功能。     

发挥新型城镇化带动农民增收作用的对策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实现较大幅度提高,但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相比仍显缓慢,影响农民收入增加的主要因素有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不足和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偏低。新型城镇化可有效减少农村人口、提高农产品的有效需求、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提高农村受教育水平、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因此,发挥新型城镇化带动农民增收作用应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产城融合发展,提高城镇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加大统筹城乡教育力度,提升农村教育水平;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依托,实现农民就地市民化。     

分权体制下省级市场化进程影响因素探析——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利用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分权体制下省级政府推动市场化进程的因素,并将财政分权、FDI和人均GDP对市场化进程的效应分解成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研究发现,中央政府营造了一种较好的竞争氛围,促使省级政府加快市场化进程,省级政府市场化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正。省级财政分权和省以下财政分权对省级市场化进程的影响显著为正,地方政府为了竞争FDI有动力推动市场化改革,同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对市场化制度需求越强。     

新中国成立以来户籍制度的形成与改革脉络

户籍制度,即与户籍或户口登记、管理相关的一套政治、经济、社会及法律制度,是中国最重要的人口管理制度。户籍制度不仅对中国的劳动力流动趋向、城镇化进程、城乡区域发展差距、社会阶层分割等宏观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影响微观个体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收入甚至是婚姻等方方面面。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稳定国内公共秩序、发展重工业等需要,我国建立了户籍制度,并在1959—1978年得到巩固与发展,导致城乡二元分割与逆城镇化。改革开放以后,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引致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由此开始倒逼户籍制度进行改革。2000年以后,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力度逐步加大,在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情况下,中央政府将户籍制度改革权力下放,鼓励大中型城市进行自主探索。2012年以后,基于公平与正义的考量,中国政府开始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任务,实施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不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与企业研发——自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的证据

地方隐性债务的无序扩张会削弱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动能.面对隐性债务规模的不断膨胀和企业研发活动增速的下降,很多经济观察者产生了这样的疑问,过高的地方债务水平是否会抑制微观企业的创新?这一影响的潜在作用机制是什么?文章基于2008年至2017年非金融业上市公司数据和手工搜集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数据,考察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水平对微观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较高的城市隐性债务水平抑制了当地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但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不确定,这表明隐性债务水平降低了企业的创新效率.机制分析显示,政府(研发)补贴和长期外部信贷的减少是"抑制作用"产生的潜在机制.最后,文章还对实证结果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文章的研究对深入理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政府治理影响民营企业生产率的机制：市场效应还是代理成本效应？*

本文检验了中国地方政府治理水平差异如何影响民营企业生产率,以及具体影响这一重要经济后果的路径。本文的检验结果表明,政府治理水平改善能够对民营企业生产率产生积极的影响,其核心机制在于市场效应和代理成本效应。其中,市场效应占主导地位,政府治理水平影响民营企业生产率的关键在于市场效应。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治理水平影响了企业产出对资本投入和中间投入的敏感性。其中政府治理的市场效应主要影响产出对资本投入和中间投入的敏感性,而代理成本效应主要影响产出对中间投入的敏感性。     

粮食安全与农业面源污染——以农地禀赋对化肥投入强度的影响为例

随着世界人口的不断增长,传统农业背景下的粮食安全与农业面源污染的冲突越来越激烈.文章利用2002-2009年农地禀赋与化肥投入强度的72国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方法研究了粮食安全状况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农地禀赋既会直接影响化肥投入强度,也会通过农业保护和粮食进口间接地影响化肥投入强度,其中,农地禀赋通过农业保护途径降低了化肥投入强度,而通过粮食进口途径提高了化肥投入强度;(2)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别,发达国家的农业保护所产生的间接效应更明显,而发展中国家的农地禀赋所产生的直接效应更明显.文章为我国政府在制定粮食安全政策和农业环境保护政策方面提供了启示和借鉴.     

农民工市民化对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分析我国现行城市化模式制约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渠道,建立区分农村居民、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三类居民的理论框架,证明推动农民工市民化会通过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城市规模和增加人力资本积累等渠道,推动我国经济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均衡增长。在此基础上用CGE模型模拟了这些作用机制及影响,结果显示:每年多市民化1000万人口(700万农民工加上其抚养人口)可使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约1个百分点;而且农民工市民化将促进居民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降低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程度;可以提高服务业比重,优化经济结构,因此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步伐是促进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     

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突破口

近年来很多地方政府都宣称已经进行了各种类型的户籍制度改革.但如果仔细考察这些改革.可以发现中国过去10多年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大规模流动并没有带来户籍制度改革的根本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