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财务宽裕、数字化转型与债务违约风险——基于2014—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

文章基于2014-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年度样本观测值,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有效降低债务违约风险,财务宽裕在两者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数字化转型在两者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高污染企业相对于非高污染企业而言,社会责任对财务宽裕的影响作用更大;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社会责任对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更显著,而衰退期企业不显著。     

高管股权激励能推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吗？

如何激励高管主动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热点话题。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社会责任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能够推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表现为实施股权激励的样本有更高的企业社会责任得分。在年度政策不确定程度更高的样本中,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社会责任有更明显的推动作用;在地区市场化程度更高的样本中,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社会责任有更明显的抑制作用。作用机制检验表明,高管股权激励主要通过激励风险承担和缓和融资约束两条路径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产生积极的影响,表现为在风险回避倾向更高的样本以及融资约束更严重的样本中,股权激励与企业社会责任得分的正相关关系更显著。经济后果检验表明,实施股权激励企业的社会责任得分越高,企业的财务业绩和市场业绩也越好。     

社会责任自愿披露、媒体关注与股价崩盘风险

企业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有助于避免坏消息积压,缓解其负面冲击进而降低崩盘风险,媒体关注影响企业信息披露意愿及质量,引导投资者认知,对社会责任自愿披露效用可能产生影响。以2012—2018年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以上设想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社会责任自愿披露能够抑制崩盘风险,媒体报道数量及偏向存在反向调节效应,同时,股权性质也是影响二者关系的重要因素。将内部信息建设、外部媒体报道与资本市场综合联系,在丰富社会责任披露与股价崩盘风险影响机制及因素领域研究基础上,有助于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投资者理性研判决策、相关部门加强监管。     

企业社会责任竞争力分析及其实现策略

承担社会责任是企业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履行社会责任又对提升企业整体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分析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竞争力的关系,从企业创新能力等四个方面分析承担社会责任对提升竞争力的作用机制,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竞争力的实现策略建议。     

媒体关注、报道情绪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实证检验与机制分析

新闻媒体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金融摩擦、资本成本以及管理者代理等问题。就媒体关注和报道情绪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进行了机制分析和异质性检验,研究发现:随着媒体关注和报道情绪的加强,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会得到提高;媒体关注和报道情绪会通过信息传播渠道以及外部监管渠道对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产生影响,并且乐观报道情绪在信息传播渠道中发挥效应更强;悲观报道情绪则更加体现出企业外部监管的作用。为提高企业外部治理水平,相关部门应有区别地发挥媒体的信息传递和外部监督作用,增加媒体报道效率、增强企业和媒体沟通、提升资本市场中资源配置效率。     

企业社会责任与风险承担:基于政府监管的视角

企业社会责任(CSR)是指企业在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承担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企业社会责任和风险承担的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本文研究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中国商业银行2009-2014年间企业社会责任与风险承担的关联性,并基于政府监管的视角提出建议。本文研究银行CSR行为的多样性和银行CSR的表现水平对银行总风险与破产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银行CSR行为的多样性与银行总风险呈显著负相关,与银行破产风险呈显著负相关;银行CSR的表现水平与银行总风险呈显著正相关。研究结论说明:商业银行承担更多种社会责任行为,有助于降低银行风险,但在短期内会因为增加企业社会责任支出而暂时提高银行面临的风险。据此,本研究建议:政府监管机构应鼓励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注重对各个利益相关主体责任的承担,并要求商业银行年度财务报表中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商业银行在承担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时,并不能在短期内得到正面作用体现,所以商业银行在承担社会责任时,也要考虑自身的财务状况。     

非行政处罚性监管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来自年报问询函的经验证据

如何优化企业社会责任、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备受学界关注。本文以2015～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非行政处罚性监管角度探讨年报问询函及其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发现两者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并且问询力度越强，即问题数量越多、问询次数越频繁、问询语调越负面，越有助于发挥年报问询函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提升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法治水平、投资者关注和媒体负面报道会强化年报问询函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正向影响，而政治关联会削弱两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上述结论既为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提供了经验启示，又为我国非行政处罚性监管的有效性增添了新证据。     

社会责任报告语调与股价崩盘风险

以2006—2017年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社会责任报告的语调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社会责任报告的净正面语调与股价崩盘风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具体表现为通过正面语调离差策略来隐匿企业的负面信息。进一步分析发现,当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企业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时,其社会责任报告净正面语调与未来股价崩盘风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管理层隐匿坏消息的动机是出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研究在丰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和股价崩盘风险相关领域研究的同时,对上市公司、投资者和监管部门也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优化营商环境能提高企业风险承担吗

营商环境对企业经营战略决策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以2008～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营商环境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优化营商环境有助于提高企业风险承担；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优化营商环境可以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提升企业内外部信心、加剧产品市场竞争三条路径促进企业风险承担；拓展性检验表明，对处于成长期的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非高新技术企业，营商环境的优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经济后果研究表明，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促使企业风险承担转化为较高的创新绩效水平。本文结论充分验证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要论断，体现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并为政府推进营商环境建设、企业管理者科学制定经营决策提供了依据。     

企业社会责任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以信息技术上市公司为例

文章以2015-2019年沪深两市信息技术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声誉理论,实证检验企业社会责任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信息技术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表现越好,会计信息质量越高,经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与内部控制在企业社会责任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提升作用中起负向调节作用;企业价值是企业社会责任提升会计信息质量的中间渠道;企业社会责任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提升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显著。     

战略联盟与企业风险承担

基于风险承担视角,研究战略联盟合作的经济效果,发现参与战略联盟的公司其整体风险承担水平显著提升。机制检验表明,战略联盟通过降低企业代理成本和企业运营成本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非国有企业、高行业竞争度企业及处于市场化水平较低区域的企业,战略联盟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提升效应更大。拓展性研究表明,股权式合作模式、双边契约形式,区域商业合作文化显著增加了战略联盟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提升作用。战略联盟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债务融资规模的扩大、资本性支出水平的提升和研发投入的增加。鉴于此,企业应积极寻求建立有效的战略联盟,监管机构应激励和支持企业构建战略联盟,以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增强企业竞争优势,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职场负面八卦对员工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情感事件理论和印象管理理论,构建了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以考察职场负面八卦影响员工知识共享行为的中介机制及边界条件。运用SPSS 24.0和AMOS 22.0对404份问卷进行分析,实证检验职场负面八卦对员工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职场负面八卦与员工知识共享行为之间的关系为负相关;情绪衰竭在职场负面八卦和员工知识共享行为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面子观正向调节职场负面八卦与情绪衰竭之间的关系;面子观对情绪衰竭在职场负面八卦与员工知识共享行为间的中介作用具有调节作用。研究结论有助于理解职场负面八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可为管理者采取有效措施提升员工知识共享行为提供指导。     

媒体的治理效应、投资者保护与企业风险承担

作为最重要的公司治理的外部机制,媒体能够加强信息披露、汇集与扩散,降低信息搜集成本,极大影响公司管理者行为。通过研究发现,媒体监督作用可以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问题。具体而言,媒体治理效应越强,越有利于强化企业投资决策过程中的风险偏好,促使企业承担更多的风险性项目。这说明媒体披露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外部治理作用。此外,媒体披露对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者的风险承担影响显著,而且这种影响在投资者保护好的环境下更加突出。     

基于企业自身的企业社会责任建设

承担社会责任有助于提升企业竞争力和企业信誉,有利于企业长期健康发展。企业社会责任的构建,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的联动机制加以推进,需要强化政府的引导推动作用,发挥社会的参与监督作用,尤其要突出企业自身的创建主体地位:即强化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意识;建设企业文化,提升企业责任理念;树立以人为本的企业责任观;加强诚信建设,依法履行义务;提升盈利能力,增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实力;积极奉献社会,树立良好形象。     

企业社会责任对银行商业价值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银行业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中国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2005—2017年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企业社会责任对银行商业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短期内,商业银行承担社会责任对商业价值影响程度较小,但从长期来看,企业社会责任对银行商业价值具有较大的正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对银行商业价值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政治级别越高的商业银行承担社会责任对其商业价值的影响越大;相对于上市银行,非上市银行承担社会责任对其商业价值的影响更大;相对于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承担社会责任对其商业价值的影响更大。研究结论对激励商业银行承担社会责任,提升银行商业价值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企业社会责任机制的构建与政府角色定位

企业应该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包括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环境责任。企业社会责任机制是企业实现社会责任目标的内在条件,其建构可以通过经济、法制、伦理和社会途径完成。政府是企业社会责任机制构建的外部影响力量,政府作用的有效性在于对企业的责任行为进行适度干预,表现为在法制建设、增加社会资本和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机制的建设任重而道远。     

终极控制人性质、异质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风险承担

本文以2010-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总体持股与企业风险承担显著正相关,且非国有企业的提升效果优于国有企业;大机构投资者持股的提升效果优于小机构投资者;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与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相对于后者,前者的促进作用更大。本文的研究结论支持了机构投资者整体的"有效监督假说",并且说明机构投资者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提升作用,因机构投资者特征以及企业终极控制人性质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数字金融、企业风险承担与审计费用

数字金融是金融生态环境不断优化的重要引擎，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选取2011—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从企业风险承担的角度实证研究了数字金融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数字金融不仅会显著增加企业支付的审计费用，还能够通过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增加企业支付的审计费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均能通过企业风险承担增加审计师收取的审计费用；分组检验发现，数字金融通过企业风险承担增加审计费用的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数字金融对审计费用的增加作用在东部地区更大；此外，审计投入也在数字金融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国际“四大”审计提高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了吗?

针对我国资本市场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机制不够完善这一现象,系统考察国际"四大"审计是否对公司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质量发挥提升作用。研究发现,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面临更高的诉讼风险,对公司社会责任等非财务信息披露状况更加关注,从而提高了公司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质量。进一步研究显示,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状况较差,国际"四大"审计对非国有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作用更明显;在法制环境较好的地区,国际"四大"审计面临的诉讼风险更高,从而对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作用也更明显。     

刍论企业社会风险与内部控制

企业社会风险源于企业忽视社会责任的战略和经营决策。本文指出,无论从利益相关者理论还是从风险社会理论看,承担和控制社会风险都是企业不可推卸的责任;而要防范和控制企业社会风险,就必须从治理和管理两个层面建立自上而下的内部控制机制,即进行企业社会风险的治理控制和管理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