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变动、邻国汇率效应与双边贸易——基于中国与东南亚五国SVAR模型的经验研究

本文将邻国汇率效应纳入传统的汇率变动影响双边贸易的研究框架,通过构建结构性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分析了中国同东南亚五国双边汇率和邻国汇率变动(水平变化和波动幅度两个层面)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同东南亚五国双边进口和出口贸易受双边汇率和邻国汇率的水平变化影响较小,但受其波动幅度影响较大;双边汇率的波动(幅度)对中国同东南亚五国的双边贸易具有正向影响。邻国汇率波动对中国与各国双边贸易的影响存在显著不同,其中泰国与中国的双边汇率波动对中国同马来西亚的双边贸易,菲律宾与中国的双边汇率波动对中国同印度尼西亚的双边贸易均具有正向影响,而马来西亚与中国的双边汇率波动对中国同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的双边贸易均具有负向影响;进一步分行业研究,发现中国同东南亚五国大部分行业的双边贸易同样存在显著的邻国汇率效应,与整体层面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针对以上结论,从中国同东南亚五国之间的汇率联动性、厂商竞争地位、金融市场发育程度等多方面对结论做了解释,并结合"一带一路"倡议背景得到了许多政策启示。     

企业金融化与技术创新——基于内外监管调节作用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中国的实体产业增长率放缓,而金融行业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在逐利动机的驱动下,实体企业倾向于进行金融投资,企业金融化程度不断上升。基于此,文章选取2010—2021年中国A股上市非金融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以实证方法探讨了企业金融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从内外监管视角入手,深入探讨了内部控制与分析师关注在其中所发挥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会显著抑制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并且这个结果在替换了自变量后依然稳健。进一步认为内部控制与分析师关注均能够负向调节企业金融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即能够削弱企业金融化对技术创新的负向效应。     

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贸易价格传递效应分析

汇率波动对一国贸易品价格有重要影响,论文通过分析汇率波动的出口价格传递效应、进口价格传递效应、汇率波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结合我国对外贸易的实际情况,研究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贸易价格传递效应。     

好坏波动、行业关联与中国系统性风险防范北大核心CSSCI

区别于传统的波动风险溢出研究,本文将行业波动率分解为好波动和坏波动以捕捉正负向冲击下的行业风险状况,通过构建中国经济金融系统的好坏波动溢出网络并提出针对冲击方向的相对溢入溢出指数,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揭示行业在正负冲击下的风险共振和传染效应,并探究不同时期好坏波动主导地位的转变,以对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的风险状况进行科学判断。研究发现,(1)中国行业间存在显著的波动风险传染效应,表现出同向波动关联更紧密且负向冲击诱发风险共振更强烈的特征。(2)可选消费好坏波动的溢出水平均居行业首位,是最主要的系统性风险源头;而工业好坏波动的溢入水平均最高,易受其他行业的溢出影响,最为敏感。(3)相较于波动溢入,冲击方向对波动溢出的影响更具行业异质性;金融、房地产、能源以及信息技术在负向冲击下的波动溢入溢出水平显著高于正向冲击。(4)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医疗保健好波动的方向性溢出水平高于坏波动,而其他大多数行业则由坏波动占据主导地位。     

内部供给、外部需求和中国出口的动态变化——基于S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考察了影响中国出口的供需因素的重要程度以及各种冲击对出口的动态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内消费、国内投资、国外收入以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均是中国出口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但各种因素形成的冲击对出口的影响有所差异.其中,投资冲击的影响主要体现为短期的正向效应;消费冲击短期内会促进出口扩张,而长期却会造成出口下滑;国外收入冲击会造成出口的持久增长,但增速会逐渐放缓;汇率冲击会在大部分时间对出口产生负向影响.总体来看,无论短期还是长期,国内供给对出口的影响始终比国外需求更大一些.     

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对人民币汇率的冲击效应研究

在结合理论模型分析的基础上,以2001年1月至2010年3月国际原油价格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月度数据为主要研究样本,采用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实证分析了国际油价波动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动态冲击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国际油价上涨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产生了负向影响,但冲击后的有效汇率在回归到零值后会越过零值重新回到升值的趋势中;国际油价上涨对CPI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国际油价上涨是推高CPI的一个重要因素;国际油价上涨引起了工业增加值增长率的波动;国际油价上涨对出口增长率的影响表现出J曲线的特征。     

国际收支对人民币汇率动态影响机制

本文基于国际收支平衡和投资者资产偏好视角建立了国际收支和资本流动对人民币汇率影响的理论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经常账户和金融账户的随机波动率不断增强,汇率的随机波动率呈周期性变化,外汇市场干预的随机波动率的时变性并不明显;时变冲击响应结果显示,经常账户、金融账户、资本流动对人民币汇率影响的动态效应并不明显;非时变冲击响应结果显示,金融账户尤其是证券投资是中短期人民币汇率变动的主要驱动因素,汇率可以对金融账户发挥调节作用,但对经常账户的调节作用较差;资本流入的随机波动率不断增强,而资本流出的随机波动率近年来有所趋缓;国内投资者和国际投资者表现出较为相似的资产偏好,汇率对资本流入的调节效应强于对资本流出的调节效应。     

美国货币供给扩张对中国货币供给的溢出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前后的货币供给变化,运用VAR模型和方差分解等计量模型考察了美国货币供给对中国货币供给的溢出效应和传导机制。美国货币供给对中国的货币供给有明显的溢出效应,美国货币供给的波动对中国货币供给有较大的冲击,并且随着金融环境的变化,这种冲击的作用有所加强。美国货币供给对中国的货币供给有间接的溢出效应:美国货币供给对中国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冲击作用较强;应用方差分解研究发现中美利差、通胀差、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这些中间变量是引起美国货币供给影响中国货币供给水平的原因。     

非抛补利率平价偏移、汇率波动与政府杠杆率北大核心CSSCI

在全球不确定性不断提高、汇率波动区间持续走阔的背景下,世界各国(地区)政府的平均杠杆率也在逐年上升。债务问题又重新走进人们视野,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本文基于158个国家和地区1980—2020年的年度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方法,实证验证汇率波动对政府杠杆率的影响效果,并通过在一般政府债务分析框架中引入偏移的非抛补利率平价条件给予解释。实证结果表明:汇率波动与政府杠杆率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该结论在更换指标、分样本回归以及引入工具变量后依然保持稳健。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金融发展水平对汇率波动影响政府杠杆率具有负向的调节效应,资本管制则存在门限效应。本研究为我国稳增长、稳杠杆提供了有益启示。     

金融发展、估值效应与外部失衡调节——基于两类金融渠道的比较研究

本文利用38国1981—2014年短面板数据,研究汇率渠道和资产收益率渠道是否因金融发展水平不同对一国外部失衡调节产生非线性效应及其差异。发现:银行贷存比指标、权益证券投资指标和金融开放水平指标的差异,使两类金融渠道均对外部失衡调节产生门限效应。而二者共同解释了中美金融渠道调节失衡效用不同的原因:在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下,汇率渠道对中美两国失衡调节发挥了相似正效应,但收益率渠道的效用却存在国别差异。因此中国需要深化以提高收益率渠道效用为目标的金融发展,维持现行汇率政策稳定,增加股权投资比重,在金融稳定前提下审慎扩大金融开放,以提高金融渠道的总体调节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