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FDI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面板数据动态GMM方法的实证检验

利用2003-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在考虑能源投入和环境污染的情况下,选用基于SBM方向距离函数的ML指数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其分解项,进一步构建计量模型使用动态GMM方法实证检验财政分权、FDI及其交互项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分解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处于较低水平,且增长主要来源于绿色技术效率的改善;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对绿色技术进步有一定的正向作用,但在较大程度上恶化了绿色技术效率,总体上不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FDI的引入既不利于绿色技术进步也未能有效改善绿色技术效率,但与财政分权的良性互动显著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财政分权、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影响呈现一定的区域非均衡特征。     

财政分权、经济增长目标与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将财政分权、经济增长目标和全要素生产率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分析并检验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下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会提高基础建设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水平，但由于受到经济增长目标的约束，基础建设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会抑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抑制作用。随着经济增长目标的增大和约束力的增强，抑制作用愈加明显，且这种影响在保增长压力大的地区更显著。从全要素生产率分解指标来看，财政分权对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均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经济增长目标值约束和硬约束的压力更多地作用在对技术进步的负向影响上。     

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环境分权和空间溢出视角

基于我国省级2003—2020年的宏观层面数据，以实施环境规制面临的成本—收益分析和中国式环境联邦主义理论分析为基础，利用基准模型和空间模型实证分析在环境分权背景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倒U形影响，先促进后抑制，目前已过拐点；以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为代表的治理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U形影响，先抑制后促进，目前已过拐点；市场引导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倒U形影响，先促进后抑制，目前未过拐点。在环境分权背景下，环境分权对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产生负向调节作用，缩短其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时间，削弱其作用强度；环境分权对市场引导型环境规制产生正向调节作用，延长了其发挥正向作用的时间。在时空异质性分析中发现，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各类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与基准结果一致，仅有市场引导型环境规制的倒U形影响贯穿经济高速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在东部地区，市场引导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强，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在中西部地区的影响更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不可忽略的空间相关性，治理投资型环境规制和市场引...     

制造业转型升级差异化路径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调节效应和空间效应视角

基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建设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背景，本文利用2005-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Super-SBM模型、空间计量模型、偏微分分解效应考察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及其区域异质性，并利用调节效应和面板分位数模型解释制造业转型升级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以及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制造业转型升级可以优化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是制造业转型升级路径和影响机制存在区域差异性；以人力资本和对外开放水平为主导的制造业转型升级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U型”特征，以绿色技术进步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为主导的制造业转型升级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倒U型”特征。     

地方财政压力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减缓地方财政压力，加强环境规制与促进绿色可持续发展是保障地方财政可持续性与经济高质量的重要环节。基于200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地方财政压力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地方财政压力显著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且经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地方财政压力通过削弱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间接的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中西部地区的地方财政压力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程度大于东部地区。据此建议：缩小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缺口，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增强地方政府执行环境规制的动力，合理引导及规范招商引资行为；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同时协调区域发展。     

四川省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

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了2006—2015年包含能源消费和环境污染在内的四川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实证研究发现,四川省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增长趋势,但其低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然后利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将四川省18个城市分为双高型城市、单高型城市和双低型城市三类。实证结果表明:四川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指标因素影响程度各不相同。技术水平对双高型城市、双低型城市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起正向显著作用;不合理的能源结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起负向显著作用;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负面效应;外商投资仅仅会对双高型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OFDI、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选用方向距离函数和ML生产率指数,测算了能源环境约束下2003～2015年我国省际层面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并借助面板模型分析OFDI、环境规制及两者合力作用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来源于绿色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力度较高的地区对应较高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OFDI和环境规制均有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符合"波特假说",同时环境规制能够促使OFDI发挥技术溢出与结构优化效应来改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间OFDI、环境规制及两者合力作用效应存在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政府应合理把握环境规制力度并向中等标准组看齐;门槛检验显示,OFDI的作用效应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和人力资本门槛。     

低碳城市建设促进了地方绿色发展吗?——来自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利用2007-2016年204个地级及以上行政级别城市的面板数据,借助双重差分方法对低碳城市试点的绿色发展效应进行了评估.研究发现,低碳城市建设能够有效促进地方绿色发展,试点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约1.9个单位.机制分析表明,低碳城市建设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和技术创新促进了地方绿色发展,但异质性较为明显:相对于非资源枯竭型城市,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绿色发展效应有限;东部地区的绿色发展效应较为理想,而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并未实现预期的经济和环境目标.     

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全要素生产率对辽宁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

文章通过收集辽宁省14个城市的投入产出数据,对考虑资源环境条件下的辽宁省TFP再估算,采用基于DDF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分析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对辽宁省经济增长的贡献,并分区域分析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针对辽宁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为负、技术效率低、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的现状,提出相对应的政策建议。     

服务业FDI提高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机制进行说明,随后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全域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估算出中国2002—2014年各地区服务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TFP)变动及其分解项。全面控制影响服务业绿色TFP的重要变量后,实证分析了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全国及分区域服务业绿色TFP的影响。估算结果显示:中国服务业绿色TFP整体呈现增长态势,但表现出较大的省际和区域异质性;回归分析表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显著抑制了全国以及中西部地区服务业绿色TFP的增长,而其对东部地区服务业绿色TFP则不存在显著影响;此外,服务业发展水平、资本劳动比、服务业内部结构、服务业能源结构、环境规制、信息化水平对服务业绿色TFP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双向FDI协调发展、市场分割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过加快国内市场一体化来提升双向FDI技术溢出效率,推动绿色经济增长。本文选取2003-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借助动态SBM-GML模型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采用相对价格法分别测算商品市场分割指数与要素市场分割指数,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定量分析双向FDI协调发展、市场分割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发现：双向FDI显著地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通过提高绿色技术进步水平来实现;东部地区双向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中西部地区双向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双向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倒U”型关系,只有当存在商品市场分割指数与要素市场分割指数分别超过某个门槛值时,双向FDI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减税降费、政府干预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动态面板门限模型的分析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是“十四五”时期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绿色低碳转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保障。本文利用2006-2019年我国27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门限模型，分析减税降费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以及政府干预的门限效应。研究发现：减税降费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非线性，当政府干预程度低于门限值时，减税降费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显著的促进效应，当政府干预程度高于门限值时，扩大减税降费力度反而会阻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其中，产业结构高级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构建了减税降费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传导机制。另外，减税降费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呈现明显的差异性，且影响程度受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影响。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不同集聚视角下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产业集聚的理论研究和绿色发展的环境诉求,本文以2004-2016年中国30个省(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研究样本,运用面板门槛模型探讨供给侧视角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从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角度证实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结构突变效应,并鉴于内部细分行业集聚特征展开进一步探讨。结果表明:在不同集聚视角下,能源强度、经济发展水平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不同程度的门槛效应;就全国层面,专业化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抑制作用,多样化集聚表现出较明显的促进作用;就行业层面,细分行业专业化集聚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特征,金融业是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重点行业。     

数字经济发展对流通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溢出视角的分析

流通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其流通效率的提升是充分发挥消费纽带作用的前提,其绿色流通的转型是落实高质量发展目标的保障。基于数字经济与流通业绿色发展的内在关联机制,将碳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纳入考量,利用DEA-Malmquist指数分析我国流通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化规律;进而,立足空间溢出视角,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DSDM）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对流通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空间异质特征。研究表明：我国流通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长期稳步向好的趋势,空间异质特征显著,呈现“东高西低”的态势;数字经济发展对于流通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增效应,但这一促增效应在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化特征显著。据此,应强化数字经济与流通经济的融合发展,通过数字化服务平台搭建和智能化流通管理,有效推动流通业高质量发展。     

服务业开放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准自然试验

文章以2010～2021年中国292个城市为样本,研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政策效应及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服务业开放能显著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发挥中介作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间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因此,继续提高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应鼓励企业在服务贸易领域提供绿色产品和服务,大力发挥技术创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全要素生产率:“竞次”还是“竞优”

本文揭示了“中国式财政分权”制度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作用是导致了TFP的“竞次”还是“竞优”.理论分析表明,“中国式财政分权”制度通过改变资源配置条件影响技术进步:当地方政府间的竞争通过市场开放、要素流动及基础设施改善的方式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时,分权制度会促进技术进步,形成地区间“竞优”;当地方政府以分割市场等途径作为竞争手段时,会造成要素扭曲,分权制度则抑制了技术的进步,形成地区间“竞次”.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式财政分权”制度显著改进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要素市场的扭曲进而不利于技术进步.进一步观察TFP的内部构成后得出,财政分权导致技术进步(TP)与技术效率(TE)呈现较为明显的“竞优”,但全要素生产率“竞优”正在弱化.     

农产品贸易促进了中国农业绿色发展吗?——基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视角

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助于农业绿色化转型与可持续性发展。基于2006—2020年中国30个省份数据,选择SBM-ML指数法,利用MaxDEA软件测算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使用系统GMM模型与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农产品贸易能够有效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且其影响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在东部地区较为显著;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绿色化发展的正向溢出作用越明显。因此,各省份要推动农产品贸易的持续健康发展,政府应当依照地区贸易发展状况与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地制定有关农产品贸易政策,充分发挥农产品贸易的正向溢出作用,促进农业绿色发展。     

产业结构调整、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

文章基于 2004-2016 年 285 个城市的空间面板数据,在系统 GMM 模型下,对全要素生产率、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面进行实证研究。 研究发现,我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正从产业结构调整逐渐转移到全要素生产率上,且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有着一定的抑制作用,且存在城市规模的异质性,这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借鉴意义。     

集聚密度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差异——来自中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的证据

考虑集聚外部性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对我国285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1990～2008年间的城市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和分解。生产过程中的技术进步、技术效率提高是我国城市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因素,而与集聚外部性紧密相关的要素配置效率和规模效率仍是制约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城市经济密度对城市经济增长存在两种不同的影响途径:制造业在市辖区内的空间集聚体现为"拥挤"效应;人口空间密度则对地方产出的影响存在倒U型特征。人口因素仍然是我国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人口与制造业的空间"共聚"现象对城市产出有着显著为正的影响。     

新疆城市经济增长中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基于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方法

城市是区域发展的核心,城市经济增长对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运用2004-2007年新疆主要城市的面板数据(paneldata),采用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方法,分析新疆城市经济增长过程中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状况,并将其进一步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研究结果表明,要提高新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需要同时重视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水平的提高.单独依靠一个方面,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将是有限的.因此,采取有效城市规划,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较快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