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数字鸿沟与多维相对贫困——基于老龄化的视角

在我国老龄化程度加深的背景下,破解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问题对我国实现共同富裕有积极影响。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和数字鸿沟对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缓解老年人口的多维相对贫困,但是数字鸿沟的存在加剧了多维相对贫困,并且数字鸿沟削弱了数字普惠金融对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的减缓作用。不同维度的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缓解老年人口在收入、健康、社会保障以及生活环境维度的相对贫困,但是对教育维度的相对贫困影响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能够显著减缓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但数字化程度的影响不显著;数字鸿沟的使用沟对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最大,并且使用沟的负向调节作用最大,其次是知识沟和接入沟。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越完善、家庭数字反哺越好以及社会互动越活跃,那么数字鸿沟在数字普惠金融减缓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中的负向调节作用将越小。     

互联网、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居民相对贫困

近年来，随着农村互联网加速普及，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开始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来缓解家庭信贷约束，这对农村居民的相对贫困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将互联网、数字普惠金融和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纳入同一框架下进行研究。分析结果发现：首先，互联网发展有助于推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缓解农村居民相对贫困；其次，互联网可以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缓解农村居民相对贫困，且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最后，互联网的减贫效应存在地区和年龄差异性，互联网对西部地区和青年人的相对贫困缓解效应更强。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从加快数字乡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知识宣传和改善相对贫困群体生产生活条件等方面提出缓解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的对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我国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影响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解决居民消费不平等是实现我国共同富裕的一个手段。本文利用2015—2019年CHFS(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在对我国居民消费不平等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视角探讨其对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基准回归和RIF回归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整体上提高了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但现阶段却加剧了我国居民消费不平等;基于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居民消费不平等的传导机制检验我们发现,流动性约束机制和支付便利机制的不均衡与不完善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剧我国居民消费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因此,政府应协助通讯和互联网相关企业进行有针对性的基础设施建设,银行要有意识地将数字普惠金融资源向弱势群体和欠发达地区倾斜,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和改善支付便利性来降低居民消费不平等。     

数字金融、市场参与和农户相对贫困

市场参与机会和能力的提升是缓解相对贫困的持久性内生动力,数字金融通过影响贫困群体心理从而缓解相对贫困的微观机制尚未得到有效验证.基于贫困心理和行为的理论,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18年的数据,采取反事实分析和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等多种方法验证数字金融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并进一步利用中介效应来检验市场参与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数字金融的使用缓解了农户的相对贫困,且数字金融缓解农户相对贫困具有长期、稳定的作用;第二,数字金融对收入相对较高、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农户家庭的相对贫困缓解效应更强;第三,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的市场参与行为,从而缓解了农户的相对贫困.因此,应通过促进农户市场参与发挥数字金融在缓解农户相对贫困中的有利作用,同时努力提升较低收入和较低教育水平农户的数字金融素养以弥合数字鸿沟.     

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和水平测度

普惠金融具有金融服务可获得性、金融成本可负担性、金融发展可持续性等特征,对于实现贫困减缓、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取得一定成效,普惠金融重点领域需求持续增加,供给也在逐步改善,普惠金融整体发展环境良好。但我国普惠金融整体还处于一个较低的发展水平,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发展水平相差较大,并没有实现均衡发展。因此,政府和金融机构应当采取措施加强普惠群体金融知识教育,鼓励金融机构间合作,促进金融产品创新,加强普惠金融政策引导,加快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完善监管体系与征信体系。     

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

文章通过匹配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系统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因其独特的低成本和普惠性优势，能够给贫困弱势群体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显著缓解家庭低水平贫困脆弱性和高水平贫困脆弱性，而且对缓解高水平贫困脆弱性的效果更好，这一结论在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显著减缓城市家庭和东中部地区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但却对农村家庭与西部地区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有显著增加效应。通过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缓解信贷约束、推动创新创业以及拓宽投资增收渠道，对提升家庭收入水平和降低贫困脆弱性产生积极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缓解了相对贫困吗?北大核心CSSCI

在贫困研究进入相对贫困治理以及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双重背景下,探索相对贫困的数字化治理途径,对于构建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具有重要价值。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18年的数据,将相对贫困区分为主观和客观两种类型,并运用条件混合过程(CMP)等研究方法,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相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增加1%,客观相对贫困的发生概率下降2.12%,主观相对贫困的发生概率下降0.96%,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效缓解了城乡居民的相对贫困状况,其作用机制在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信贷成本、积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缓解客观相对贫困,通过积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缓解主观相对贫困。进一步从异质性视角分析发现,这种缓解效应存在城乡差异和年龄差异,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居民主客观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要强于农村居民,对60岁以下年龄群体主客观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要强于60岁及以上群体。     

和谐社会视角下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思考——以青海农牧区为例

普惠金融是以贫困及低收入人口为目标客户,向他们提供贷款、储蓄和其他基本的金融服务,帮助他们脱贫致富,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助推器.青海农牧区作为欠发达的偏远地区,市场化进程的迟缓和金融需求的特殊性,使普惠金融的不可或缺性更加突出.通过建设普惠型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为广大农牧民提供有效的、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是全面推进和谐社会进程的重要保障.目前青海农牧区金融发展滞后,农牧民特别是贫困农牧户和小微企业难以获得正常金融服务,导致地区差距不断扩大.为此,需要积极探索农牧区普惠金融的发展路径,进一步强化金融对农牧区贫困及低收入人群的服务功能,尽快改善低收入者的经济状况及收入水平,提高农牧民的生活质量,实现农牧区的和谐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居民消费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为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文章主要从理论与实证等角度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及效果。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在中国的中、东、西部地区存在显著差异;居民消费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且农村地区明显强于城镇地区。为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应继续加大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在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建设;重点强化数据治理和风险监管,优化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环境;引导数字普惠金融绿色发展,促进中国居民绿色消费。     

数字普惠金融、创业活跃度与包容性增长

文章使用双向固定效应、系统GMM、中介效应和门槛模型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地促进了包容性增长及其子维度的提升,创业活跃度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机制,缓解信息不对称有助于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边际贡献。进一步研究表明,在传统金融服务密度高和电子商务发展水平高的区域,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信息不对称的有益影响更加凸显。文章对深入理解数字普惠金融的运行机理以及提升其促进包容性增长的边际贡献提供了有益参考。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与我国减贫可持续性——基于多维相对贫困和贫困脆弱性的双重视角

解决多维相对贫困问题并降低贫困脆弱性是保证我国减贫成果可持续的关键。本文使用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构建村庄层面的农村普惠金融指数、农村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和贫困脆弱性指标，使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分析农村普惠金融对多维相对贫困与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现阶段影响农村家庭轻度和深度多维相对贫困的重要非经济因素是农民信息获取劣势和受教育程度不足，且深度贫困脆弱性家庭占比居高不下是造成未来农村脱贫人口返贫的主要风险；虽然我国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存在区域非均衡性，但整体上农村普惠金融能有效缓解农村家庭的多维相对贫困和轻度贫困脆弱性，而对深度贫困脆弱性的减缓尚需结合其他手段；降低农村家庭面临的信贷约束，是农村普惠金融促进其摆脱多维相对贫困并降低贫困脆弱性的重要渠道。     

国外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正自联合国在推广2005国际小额信贷年时提出普惠金融体系以来,普惠金融在中东、非洲、南亚、东南亚以及拉丁美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并且很快为世界其他国家所效仿,成为一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金融组织模式。对国外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研究对我国普惠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无疑具有借鉴意义。一、国外普惠金融发展的可持续性普惠金融指的是为社会所有人,特别是贫困和低收入人口提供的金融服务形式。"普惠"这个提法原属国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

消除贫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我国“十三五”期间最为艰巨的任务.发展普惠金融是金融扶贫工作的主要着力点,也是实现全面脱贫目标的有效途径.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明显,中部地区平均发展水平低于东、西部地区,各区域普遍存在着融资难问题;普惠金融减贫表现出显著的门槛特征,减贫效应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强;经济发展、教育、基础设施、财政支农等对贫困减缓存在着正效应.政府应根据不同区域特点制定普惠金融发展策略来解决融资约束问题,并应采取积极措施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水平、基础设施水平,增加财政支农投入量.     

数字普惠金融、农户信贷可得性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

文章从相对贫困治理的三个方面构建了农村相对贫困治理评价指标体系，以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为研究基础，利用半参数模型从全国、区域层面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信贷可得性对农村相对贫困治理各维度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从全国层面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户信贷可得性均对农村权利贫困治理水平提升产生正向影响。从区域层面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户信贷可得性对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作用效果存在区域异质性。从时间维度看，样本期内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信贷可得性对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影响表现出波动式变化趋势。据此，提出应加强政府在宏观层面指引、实施差别化政策、发挥金融机构作用，从而不断提升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推进共同富裕？——基于微观家庭数据的经验研究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也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愿景,如何推进共同富裕是当前我国面临的重大问题。文章基于CHFS微观调查数据构建了共同富裕指数,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推进共同富裕,其中创业活跃度的提升是数字普惠金融推进共同富裕建设的重要路径;第二,在偿债能力低、金融市场参与度低以及农村地区的家庭中,数字普惠金融的“马太效应”更加明显;第三,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普及数字工具以及提高个体金融素养能够减轻“马太效应”,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服务质效,从而推进共同富裕。文章厘清了数字普惠金融在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的作用与路径,为共同富裕建设提供了政策依据。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家庭正规信贷获得?——来自CHFS的证据

2016年G20峰会提出了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理念,而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正规信贷获得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特别是对缺乏正规金融服务的"长尾"人群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2015和2017年的数据,结合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运用Probit面板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家庭正规信贷获得,该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数字支付渠道来实现的;数字普惠金融的"长尾"特性尤其显著,主要是提高了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低收入人群、女性群体获得正规信贷的可能性。因此,应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优先加强移动支付技术的宣传与推广,更着力改善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服务欠发达的状况。     

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的地区差异及效应研究

基于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和标准差椭圆等分析工具,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保持一定的增长态势,但整体上现有的协同发展水平仍然比较低;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存在一定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协同发展水平均值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存在非均衡发展态势;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的地区相对差异虽然在逐步缩小,但现有的总体相对差异仍旧较大.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的提高对我国宏观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相比较而言,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的效应最大,东部次之,中部最小.为提升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缩小地区差异,各地区要强化数字普惠金融的支撑作用,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以及针对现有的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存在的空间非均衡现象,积极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的区域协调机制.     

基于互联网的普惠金融实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普惠金融"的概念,指在成本可负担的前提下,将金融服务扩展到低收入人群和欠发达地区,不断提高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推广,互联网金融服务的低成本、高效率、广覆盖等特性,让列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农户、贫困人群及小微企业,能快速地获取价格相对合理的金融服务,为普惠金融体系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数字普惠金融、居民生活压力与幸福感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居民幸福感,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指数、使用深度指数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均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了较为显著正向影响.与高收入(中东部地区、城镇地区、男性、高教育水平)群体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低收入(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女性、低教育水平)群体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相对更大.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生活压力(体现在经济压力和制度排斥压力方面)的路径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居民幸福感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数字金融普惠体系.     

西部欠发达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对农民增收效应研究

自2005年联合国提出普惠金融概念以来,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已经取得瞩目的 成绩,本文就西部欠发达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对农民的增收效应展开研究.基于2009-2019年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首先,利用变异系数法在四个维度九个指标下对西部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进行量化.普惠金融指数显示西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迅速,农村居民金融服务可获得性不断提高,但广西、云南两地普惠金融水平仍处于较低水平.其次,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显著提升农村居民收入,但第三产业比重的加大会对普惠金融的增收效应产生负向调节作用;2.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呈"U"型关系;3.普惠金融对农民的增收效应在低收入人群中作用效果更大,而对农村高收入人群作用效果不明显.最后,文章建议应进一步推进普惠金融建设、加大欠发达地区的帮扶力度、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和传导机制和优化产业结构,防止返贫困和收入两极分化现象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