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缓解了相对贫困吗?北大核心CSSCI

在贫困研究进入相对贫困治理以及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双重背景下,探索相对贫困的数字化治理途径,对于构建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具有重要价值。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18年的数据,将相对贫困区分为主观和客观两种类型,并运用条件混合过程(CMP)等研究方法,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相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增加1%,客观相对贫困的发生概率下降2.12%,主观相对贫困的发生概率下降0.96%,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效缓解了城乡居民的相对贫困状况,其作用机制在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信贷成本、积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缓解客观相对贫困,通过积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缓解主观相对贫困。进一步从异质性视角分析发现,这种缓解效应存在城乡差异和年龄差异,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居民主客观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要强于农村居民,对60岁以下年龄群体主客观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要强于60岁及以上群体。     

互联网、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居民相对贫困

近年来,随着农村互联网加速普及,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开始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来缓解家庭信贷约束,这对农村居民的相对贫困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将互联网、数字普惠金融和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纳入同一框架下进行研究。分析结果发现：首先,互联网发展有助于推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缓解农村居民相对贫困;其次,互联网可以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缓解农村居民相对贫困,且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最后,互联网的减贫效应存在地区和年龄差异性,互联网对西部地区和青年人的相对贫困缓解效应更强。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从加快数字乡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知识宣传和改善相对贫困群体生产生活条件等方面提出缓解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的对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农户信贷可得性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

文章从相对贫困治理的三个方面构建了农村相对贫困治理评价指标体系,以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为研究基础,利用半参数模型从全国、区域层面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信贷可得性对农村相对贫困治理各维度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从全国层面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户信贷可得性均对农村权利贫困治理水平提升产生正向影响。从区域层面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户信贷可得性对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作用效果存在区域异质性。从时间维度看,样本期内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信贷可得性对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影响表现出波动式变化趋势。据此,提出应加强政府在宏观层面指引、实施差别化政策、发挥金融机构作用,从而不断提升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鸿沟与多维相对贫困——基于老龄化的视角

在我国老龄化程度加深的背景下,破解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问题对我国实现共同富裕有积极影响。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和数字鸿沟对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缓解老年人口的多维相对贫困,但是数字鸿沟的存在加剧了多维相对贫困,并且数字鸿沟削弱了数字普惠金融对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的减缓作用。不同维度的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缓解老年人口在收入、健康、社会保障以及生活环境维度的相对贫困,但是对教育维度的相对贫困影响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能够显著减缓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但数字化程度的影响不显著;数字鸿沟的使用沟对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最大,并且使用沟的负向调节作用最大,其次是知识沟和接入沟。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越完善、家庭数字反哺越好以及社会互动越活跃,那么数字鸿沟在数字普惠金融减缓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中的负向调节作用将越小。     

数字普惠金融、多维相对贫困及空间效应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 2017—2019年数据,建立了多维相对贫困测度指标体系,测算了我国微观家庭层面与宏观地区层面的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状况。并使用离散选择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宏微观结合地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多维相对贫困的空间收敛性、空间相关性与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多维相对贫困消减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我国各省级行政区的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收敛性与空间相关性;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在微观家庭层面上帮助减贫,还有助于在宏观地区层面上降低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机制分析的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在助力减贫的过程中对公平性问题的处理也相对较好,避免了“精英俘获”现象所导致的减贫效率低下与资源错配;数字普惠金融的多维减贫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家庭收入、就业、消费结构、主观感知与信息获取状况的改善。     

数字金融能力与相对贫困*

本文定义了“数字金融能力”并对其进行了理论分析,检验了数字金融能力减少相对贫困的效应和作用渠道。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在处理内生性问题的前提下,数字能力和金融能力均显著地减少相对贫困发生概率。交互效应显示,在相对贫困样本分布越多的能力水平上,数字能力和金融能力减贫的概率越大。这种交互特征将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在数字金融能力减少相对贫困发生概率的机制方面,提升收入、促进财富积累、缓解流动性约束、影响购物渠道四个中介渠道的贡献比例差异值得特别关注。致力于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政策应重视提升相对贫困群体不同层次的数字金融能力。     

数字金融、市场参与和农户相对贫困

市场参与机会和能力的提升是缓解相对贫困的持久性内生动力,数字金融通过影响贫困群体心理从而缓解相对贫困的微观机制尚未得到有效验证.基于贫困心理和行为的理论,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18年的数据,采取反事实分析和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等多种方法验证数字金融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并进一步利用中介效应来检验市场参与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数字金融的使用缓解了农户的相对贫困,且数字金融缓解农户相对贫困具有长期、稳定的作用;第二,数字金融对收入相对较高、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农户家庭的相对贫困缓解效应更强;第三,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的市场参与行为,从而缓解了农户的相对贫困.因此,应通过促进农户市场参与发挥数字金融在缓解农户相对贫困中的有利作用,同时努力提升较低收入和较低教育水平农户的数字金融素养以弥合数字鸿沟.     

数字普惠金融能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吗?

本文运用2013—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普通面板回归模型、门槛回归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从全国范围看,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提升居民消费水平.从各区域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西部受影响程度最大,中部次之,东部最小.这种影响还具有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在门槛临界值前后表现出明显的非线性.进一步从空间角度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空间正向溢出效应皆显著.本文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居民消费水平稳定增长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与我国减贫可持续性——基于多维相对贫困和贫困脆弱性的双重视角

解决多维相对贫困问题并降低贫困脆弱性是保证我国减贫成果可持续的关键。本文使用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构建村庄层面的农村普惠金融指数、农村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和贫困脆弱性指标,使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分析农村普惠金融对多维相对贫困与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现阶段影响农村家庭轻度和深度多维相对贫困的重要非经济因素是农民信息获取劣势和受教育程度不足,且深度贫困脆弱性家庭占比居高不下是造成未来农村脱贫人口返贫的主要风险;虽然我国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存在区域非均衡性,但整体上农村普惠金融能有效缓解农村家庭的多维相对贫困和轻度贫困脆弱性,而对深度贫困脆弱性的减缓尚需结合其他手段;降低农村家庭面临的信贷约束,是农村普惠金融促进其摆脱多维相对贫困并降低贫困脆弱性的重要渠道。     

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了区域创新能力吗

基于中国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1—2017年的数据,运用动态面板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且这种作用因城市地理区位、行政级别和初始创新水平不同而具有明显的地区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中西部城市、重点城市和初始创新水平较低城市的创新能力,但对东部城市、一般城市和初始创新水平较高城市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并不显著。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地区信贷资源配置状况改善和居民消费数量增加及消费质量提高促进了区域创新能力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

文章通过匹配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系统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因其独特的低成本和普惠性优势,能够给贫困弱势群体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显著缓解家庭低水平贫困脆弱性和高水平贫困脆弱性,而且对缓解高水平贫困脆弱性的效果更好,这一结论在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显著减缓城市家庭和东中部地区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但却对农村家庭与西部地区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有显著增加效应。通过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缓解信贷约束、推动创新创业以及拓宽投资增收渠道,对提升家庭收入水平和降低贫困脆弱性产生积极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受教育水平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

基于2014年、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对此,文章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积极效应,主要包括覆盖广度和发展(使用)深度,且进一步考察户主受教育水平可能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促进家庭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其中一级维度指标发展深度对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更加显著、稳定;但户主受教育水平的调节作用与预期并不完全一致,其仅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深度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中起着显著调节作用。相关结论有助于厘清数字普惠金融作用于家庭金融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与实施路径。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吗？

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推动共同富裕的新契机。本文采用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三轮调查数据,以及2012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关数据,运用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影响的门槛效应,并运用OLS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在未达到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不利于代际收入流动;在超过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具有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初期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受限于数字鸿沟,增大了代际收入关联性,不利于代际收入流动。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家庭、农业家庭、低受教育水平家庭和西部地区的代际收入流动产生不利影响。本文的研究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决策参考,为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和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微观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创业水平吗?——基于省际数据和产业结构异质性的分析

运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省级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在不同区域基础上引入产业结构异质性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差异化影响,并对其影响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从不同区域来看,无论是全国范围还是东、中、西部各个区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均能够比较显著地提升创业水平.从产业结构异质性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影响程度具有差异,在东部与西部地区,第三产业占比较高省份的影响更为显著;在中部地区,第三产业占比较低省份的影响更为显著.从机制分析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缓解信贷约束、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影响创业水平.因此,需要进一步健全数字普惠金融体系,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支持作用;从各区域的实际情况出发,进一步提升区域之间的资源整合力度;促进数字技术与金融业务深度融合,强化其对创业水平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