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供应链集中与商业信用匹配

供应链是现代市场竞争的主体,已有研究表明,在"上游供应商-核心企业-下游客户"三元关系下,商业信用存在匹配现象.文章以我国A股上市制造企业2009—2018年数据为样本,研究了供应链集中与核心企业商业信用在上下游间匹配的关系,并以货币政策为调节变量研究了不同货币政策对商业信用匹配的影响.结果表明:供应链集中下的核心企业会利用商业信用匹配来缓解融资约束,在货币紧缩时商业信用匹配现象更为显著,说明核心企业在同时面临供应链集中与货币紧缩带来的双重融资压力时,融资性动机明显强于经营性动机.     

企业数字化的供应链融资效应——基于商业信用视角

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了企业数字化对供应链融资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提高了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和经营绩效,显著促进了商业信用供给。随着数字化的深入推进,企业延缓了客户销售款的收取并且更快地向供应商支付货款。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的供应链融资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上下游数字化协同水平较高以及地区信任水平较低的样本中更为显著;企业数字化主要促进了以融资而非交易为目的的商业信用供给;数字化促使供应链中的资金显著流向了交易次数较少、非国有企业以及融资约束较低的上下游供应商和客户。应继续推进数字技术在企业信用评估、风险规避和供应链协作中的应用,为供应链发挥融资作用提供有力支持。     

供应商关系、市场化进程与商业信用

以2008—2018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了供应商关系与商业信用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供应商关系与商业信用之间表现为倒“U”型关系,即供应商关系存在一个阈值,在到达阈值前供应商关系的加深能够促进企业获得商业信用,超过阈值后供应商关系则会对企业取得商业信用产生负面影响。进一步考察市场化进程在其中的调节作用之后发现,这种倒“U”型关系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敏感性更强。研究丰富了供应链关系对商业信用影响方面的文献,为认识和理解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提供了一些借鉴,也为政府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提供了依据。     

三元关系下供应链集中与商业信用匹配

文章以我国A股上市制造企业2009—2016年数据为样本,研究了供应链集中与核心企业商业信用在上下游间匹配的关系。结果表明,三元关系下客户(供应商)单边集中的核心企业均会利用商业信用匹配来缓解融资约束压力。即客户集中度与核心企业占用供应商商业信用显著正相关,供应商集中度与核心企业提供给客户商业信用显著负相关。此外,文章进一步将视角延伸至供应商集中且客户集中(即双边集中)的情况。研究发现,当双边集中时匹配现象与单边集中时不同。在双边集中时,供应商集中会抑制核心企业进行商业信用匹配,体现为竞争效应;而客户集中会增强核心企业进行商业信用匹配,表现为合作效应,客户集中度较低的企业商业信用匹配现象可能消失。     

客户-供应商关系与商业信用——基于我国上证180家企业财务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上证180家企业2004~2006年的财务报表,选择变量、建立模型,采用描述性统计和回归分析方法,对商业信用在我国企业中的特殊表现形式及其形成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验证了相关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最后引入中介变量探讨此种商业信用安排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     

新产品研发能力、制造业企业成本粘性与债务违约风险——兼论供应链商业信用的中介效应

文章以2009—2018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样本,对制造业企业成本粘性与债务违约风险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探讨新产品研发能力和供应链商业信用在两者关系中的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结果表明:制造业企业成本粘性与债务违约风险间显著正相关;新产品研发能力显著削弱制造业企业成本粘性对债务违约风险的推动作用;供应链商业信用在成本粘性与债务违约风险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商业信用融资——基于商业信用网络位置视角的分析

以2000—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及商业信用网络位置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面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企业会选择提升商业信用融资,企业的商业信用网络中心位置能够帮助企业获得更多性商业信用融资。进一步研究表明,面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商业信用网络中心位置的企业是通过提升企业的议价能力与系统性风险地位进而提升商业信用融资的。面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升,商业信用网络中心位置会缓解企业对银行信用的依赖,但当企业自身能够获得银行信用青睐时,商业信用网络中心位置会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商业信用。因此建议企业在经济政策不确定高时充分融入商业信用网络,以商业信用资源弥补企业的银行信用不足,同时监管当局需要合理引导优化金融资源配置,避免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资源的过度倾斜。     

内部控制、产权性质与商业信用——基于货币政策紧缩视角的检验

以货币政策紧缩为视角,运用2007—2011年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分析内部控制质量、产权属性对企业获取商业信用的影响,结果表明：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商业信用能够作为一种替代性融资方式;具有高质量内部控制的企业能够获取更多的商业信用;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所具有的较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更有助于获取商业信用。     

机构持股、高管能力与企业商业信用融资

本文选取2007-2016年国内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对机构持股、高管能力与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越高,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比重越大;企业高管的能力越强,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比重越大;机构持股能够显著增强高管能力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作用。     

企业社会责任与商业信用模式——基于信任的视角

基于信任视角,以企业与供应商之间商业信用模式选择来间接衡量企业间的信任度,以是否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及报告信息质量来衡量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对企业社会责任在提升企业信任度中所起的作用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于没有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企业的商业信用成本更低;社会责任报告质量越高越有利于降低商业信用成本;地区生产者合法权益保护水平与社会责任报告质量对商业信用成本的影响存在替代关系,即生产者合法权益保护水平越差的地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质量对商业信用成本的负向影响越大。     

财务战略影响公司商业信用融资能力吗？

以2007—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公司财务战略定位上的异质性特征对公司商业信用融资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偏离行业平均水平的异质性财务战略显著降低了公司商业信用融资能力;收益波动程度增加和通过操纵性应计项目实施的盈余管理程度增强所引发的盈余质量降低,是偏离行业平均水平的异质性财务战略影响公司商业信用融资能力的中介路径,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考虑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后发现,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加剧了财务战略定位上的异质性特征对公司商业信用融资能力的负面影响。     

基于供应商视角的供应商与制造商关系研究

本文基于供应商视角研究了网状供应链中供应商与制造商的关系,在分析了网状供应链中供应商与制造商之间存在双向选择关系的基础上,界定了影响双方关系的谈判能力的影响因素,采用模糊综合评判的方法对供应商与制造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类,最后基于供应商视角提出了建立供应链合作关系的策略.     

所有权性质、盈利能力与商业信用的提供——基于再分配理论的实证研究

商业信用是企业最重要的短期外部融资来源之一,对于无法获得银行贷款的企业更是其最重要的外部融资渠道。文章通过对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在控制了规模、成立时间、行业竞争性等因素后,银行短期借款越多的公司提供了更多的商业信用,支持了商业信用的"再分配"观。研究结论还表明,利用银行信用提供商业信用再分配的现象只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存在,盈利状况较差的非国有上市公司在银行信用的基础上提供了更多的商业信用。     

企业ESG绩效会影响商业信用融资吗？——基于信息传递与治理赋能视角

基于2007—202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ESG绩效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ESG绩效提升了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能力;机制检验发现,ESG绩效提高了信息传递效率和公司治理水平,从而影响商业信用融资;区分样本发现,ESG绩效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在低竞争地位、非污染性行业、东部地区和环保法实施后的样本中更为显著。以上研究结论为企业进行ESG实践,提升商业信用融资水平提供了经验借鉴。     

供应链能力对供应链运营绩效影响机制研究——基于组织学习的视角

本文在梳理前人有关供应链论述的基础上,基于系统观和能力层级观将供应链能力界定为一个多维度概念,即供应链物流能力和供应链服务能力,同时引入组织学习变量,研究了供应链能力对供应链运营绩效的作用机制,并得出了结论。     

超越规则的边界?——比较视角下中国集体谈判结构变化背后的权力关系

中国情境下的集体谈判在出现罢工的情况下,可以成为具有化解与预防罢工功能的工具性博弈机制.本文通过对比D区与G省两个典型案例的分析发现,集体谈判结构变化实际上受到了工人罢工与地方政府政治空间开放双重因素的推动,但同时又受到地方政府管控与工人经济性诉求双重因素的局限.因此,其效果既实现工人工资的增长,也同时将罢工工人自发形成的集体力量嵌入并约束在制度化的轨道上.而工会作为中间的调节组织推动了这种约束的形成.本文认为,谈判结构变化背后的权力关系变化暗示出在地方政府与工会对集体谈判间接或直接的介入下,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很难发展成为劳资自主形式的集体谈判.然而,工会作为调节组织其有效性将决定这类集体谈判机制再生产出工人的“同意”抑或“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