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誉减值损失、内部控制质量与审计费用

近年计提商誉减值的行为屡见不鲜,文章以2012—2018年度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商誉减值损失对审计定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于没有计提商誉减值损失的公司,计提商誉减值损失的公司审计费用明显上升,且计提的商誉减值损失越多,审计费用越高。进一步考虑内部控制质量的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可以抑制商誉减值损失与审计费用的正相关关系。此外,国有和非国有上市公司的商誉减值损失与审计费用均显著正相关,但内部控制的调节作用仅存在于国有企业。     

关于商誉会计处理的思考——基于二六三商誉减值的案例分析

本文以2016年度报告中计提巨额商誉减值的二六三公司为案例,通过对其商誉形成及减值过程的分析,发现我国会计准则关于企业并购中形成商誉的会计确认及后续计量的规定存在企业管理层自由裁量空间大、企业业绩波动幅度大的问题,进而提出了改进商誉会计规则的思路.     

中国上市公司 商誉减值风险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投资者股价高估和管理层盈余管理两个方面,结合2018年出现的政策预期,考察2015—2018年上市公司商誉减值风险的影响因素。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股价高估程度越高,未来商誉减值的风险就越大,此时,成长性较差的上市公司会比成长性较好的公司面临更高的商誉减值风险。相比民营企业,股价被高估的程度对国有企业商誉减值风险的影响更显著。此外,政策预期增加了上市公司通过计提商誉减值进行“洗大澡”管理的行为,减少了上市公司通过计提商誉减值的方式进行盈余平滑管理的行为。     

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与商誉减值计提

审计委员会中海归成员日益增多,其对审计委员会治理的有效性有何影响值得关注。基于此,以商誉减值计提为切入点,选择2008—2016年间中国资本市场发生商誉事项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试图通过检验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与商誉减值计提之间的关系来分析审计委员会治理的有效性。研究发现:(1)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能够显著促进商誉减值计提程度的提高;(2)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对商誉减值计提程度的正向促进作用越显著;(3)审计质量弱化了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对商誉减值计提程度的正向促进作用;(4)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增加审计费用,且商誉减值计提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丰富了海归人员经济后果领域的相关文献,有助于明晰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对商誉减值计提的影响机理。     

高管特征对企业并购商誉的影响研究

选取2014—2018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实证研究了高管特征与企业并购超额商誉之间的关系,以及盈余管理动机下高管特征对后续商誉减值计提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平均年龄、团队稳定性、具有财务背景的高管人员占比以及非国有企业团队规模都可以有效抑制商誉泡沫的产生,其中高管团队的稳定性会直接负向影响商誉减值的计提,团队规模和平均年龄可以有效抑制企业盈余管理动机下增加商誉减值的行为,具有财务背景的高管人员占比在有无盈余管理动机下对商誉减值的影响均不显著。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合理配置高管团队、控制高管人员流动性、加强市场对并购事项的监管等相关建议。     

消失的信号：业绩补偿承诺到期前后的商誉减值研究

以2007—2017年完成重大资产重组且签订了业绩补偿承诺协议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业绩补偿承诺是否到期为信号,研究信号影响管理者计提商誉减值的会计选择的作用。研究发现,在业绩补偿承诺期间管理者计提商誉减值的概率和金额均显著高于业绩补偿承诺到期之后,说明信号对管理者计提商誉减值的会计选择具有正向作用。进一步检验信号影响管理者计提商誉减值的作用机制后发现,具有外部可验证性的信号能够约束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影响管理者计提商誉减值的会计选择。     

机构持股与企业商誉减值风险研究 ——基于外部治理的视角

基于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风险背景,本文利用2007—2018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机构持股对企业商誉减值风险的影响,进一步探讨产权性质和内部控制质量的调节作用.本文研究发现:机构持股与企业商誉减值风险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机构投资者持股有助于抑制商誉减值风险,并且这种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内部控制质量较差的企业中发挥得更为明显.     

社会责任报告语调与股价崩盘风险

以2006—2017年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社会责任报告的语调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社会责任报告的净正面语调与股价崩盘风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具体表现为通过正面语调离差策略来隐匿企业的负面信息。进一步分析发现,当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企业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时,其社会责任报告净正面语调与未来股价崩盘风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管理层隐匿坏消息的动机是出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研究在丰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和股价崩盘风险相关领域研究的同时,对上市公司、投资者和监管部门也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商誉减值的影响

商誉减值风险是影响资本市场秩序的重要风险之一。本文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为切入点,选取2009～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外部宏观环境要素对企业商誉减值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显著增加了企业商誉减值,而盈余管理会削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商誉减值间的关系。进一步地,从企业经营、公司治理和产权性质角度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商誉减值影响的异质性,发现经营风险高、自由现金流不确定性高、代理冲突严重和产权性质为非国有的企业,商誉减值规模更大。上述研究结果为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背景下商誉减值计提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提示有关部门关注当前经济政策不确定下的商誉减值风险问题。     

商誉减值影响了企业创新质量吗？

高质量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石。聚焦于企业创新质量,从商誉减值信息披露视角出发,考察了创新质量的影响因素。以沪深A股2008—2018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商誉减值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商誉减值对企业创新质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与高质量创新相比,商誉减值对企业低质量创新的负向影响效应更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商誉减值通过影响企业盈余管理倾向、信息披露质量和风险承担水平降低了企业创新质量。进一步地,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改进、业绩补偿承诺的签订加剧了商誉减值与企业创新质量的负相关关系,并且在非国有企业、管制性行业企业及外部制度环境较差的企业中,商誉减值对企业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更显著。     

并购方企业管理者能力对商誉减值影响研究

以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为研究对象,以实证研究的方式探讨管理者能力对并购商誉减值的合理性和客观性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并购方企业管理者能力与商誉减值程度呈负相关关系;市场化程度越高,企业管理者能力和商誉减值程度的负相关关系越强;此外,当并购方企业管理者权力受限时,管理者能力对公司商誉减值程度的反向影响增强.文章基于实证结果,从管理者能力、市场化程度、管理者权力三个角度提出建议.研究结论丰富了管理者能力与商誉减值相关领域的研究,为今后市场并购活动的高效开展,控制和降低商誉减值风险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债券市场能识别并购后商誉减值的风险吗——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的分析

以2010—2019年间发行公司债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债券市场对企业商誉减值信息的传递效率。研究发现:企业商誉减值与债券信用利差显著正相关,并购后计提商誉减值的企业债券信用利差更高。与未处于业绩承诺补偿期的企业相比,处于业绩承诺补偿期的企业商誉减值后,债券信用利差会更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债券市场对并购溢价高的企业的商誉减值信息反应更敏感,而对于使用现金支付进行并购后的企业商誉减值信息则较不敏感。此外,支持企业进行并购的宏观政策效应强化了债券市场对企业商誉减值信息的反应,商誉减值会通过降低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来增加债券信用利差。结果表明,我国债券市场能识别并传递商誉减值信息所带来的风险,为企业进行理性并购提供借鉴,也对进一步优化完善并购重组制度和防范化解商誉减值风险具有一定的启示。     

管理层过度自信对并购商誉减值风险的影响研究

并购重组作为企业实现成长、扩大规模的重要途径,应用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商誉减值,而高商誉减值在引发潜在市场风险、影响资本市场稳定方面具有明显作用,给上市公司及实体经济运营带来了较为严重的不可逆转代价.管理层过度自信作为影响并购商誉减值的重要原因之一,文章在此基础上借助实际案例,对管理层过度自信如何在并购过程中影响企业商誉减值展开了深入探讨,并从企业角度和市场监管者角度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管理层规范建议,期望能对规范管理层过度自信、降低并购商誉减值风险有所裨益.     

上市公司合并商誉减值测试实证研究——基于盈余管理的视角

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2007～2008年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状况进行了统计性描述,并利用统计检验的方法对商誉减值准备计提进行了差异分析,同时在控制会计师事务所类型以及财务状况因素的影响下,采用2007～2008年的截面样本数据对影响商誉减值准备的盈余管理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其他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率、合并商誉规模以及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等因素对商誉减值测试有显著影响。上市公司合并商誉减值测试存在明显的盈余管理动机。     

并购风险计量初探—— 以蓝色光标为例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推进,企业并购中的估值、风险计量和管控问题也得到了大家的关注.本文以蓝色光标两家子公司的商誉减值为例,在介绍风险量化理论的基础上,探讨并购中商誉与风险的关系、风险定义和计量问题,并从并购商誉短期出现巨额减值可能导致管理层的操作空间视角,提出现有会计准则的商誉减值测试处理值得商榷的观点.     

商誉减值对企业审计意见的影响研究

本文选取2012—2019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分析了商誉减值对企业审计意见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盈余管理强度的中介效应和企业净资产纯收益率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商誉减值规模越大,企业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越高;盈余管理是商誉减值与审计意见正相关的中介变量,企业商誉减值伴随着盈余管理,盈余管理导致企业更有可能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扣除商誉减值的企业营业绩效存在负向的调节作用,营业绩效越好,相同商誉减值计提规模下的企业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概率更低.     

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与转回行为研究——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与转回为研究对象,分析了2002年至2006年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与转回行为的影响因素,并比较长期资产减值行为在新准则颁布前与实施前的异同。结果发现,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受到企业盈利能力变化的显著影响:当企业盈利能力上升时,企业倾向于少计提减值,当企业盈利能力下降时企业倾向于多计提减值;ST公司、扭亏公司、减值前亏损公司倾向于通过多转回减值少计提减值的方式提高利润,以达到扭亏或者防亏的目的;减值后亏损的公司倾向于多计提减值准备进行大清洗;高管变更的公司并未通过多提减值准备进行大清洗;新准则颁布后实施前并未出现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突击转回现象。     

并购商誉、商誉减值与股票错误定价

以近年来上市公司频发的并购重组为背景,选取2007—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并购商誉对股票错误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商誉加剧了并购方的股票错误定价,高商誉的公司股价被严重高估,计提商誉减值能够向投资者传递增量信息,缓解商誉导致的股票错误定价。进一步研究发现,会计稳健性和投资者情绪在并购商誉对股票错误定价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商誉对股票错误定价的影响在管理层持股高、分析师跟踪人数多的情况下更为显著,上市公司大股东及管理层存在利用并购商誉导致的股价高估实现高位减持的行为。研究结论有助于投资者对并购商誉正确定价,提高资本市场定价效率。     

商誉减值与摊销:该选择谁——基于准则演进与文献回顾的认识

在减值法下,商誉减值准备的计提酌定性较强,会计稳健性受到了挑战;在摊销法下,按固定年限进行摊销,使得商誉价值难以很好地反映各公司的经济事实。无论是稳健性受到挑战,还是会计反映背离经济事实,都并非准则制定的初衷。基于对商誉会计准则演进与研究发现的回顾与总结,本文认为:相对而言,减值法是一种更优的会计规则,更可能使商誉会计信息反映各企业的经济事实;为了降低商誉减值准备计提的酌定性程度,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可适时修改和完善相关会计准则的应用指南,就商誉减值测试提出更为明确、具体的指导性意见和判断标准,并在年报附注中充分披露商誉减值测试的程序、方法和依据。     

对提取减值准备情况下固定资产的折旧核算

一、折旧与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关系 <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企业应当于期末对固定资产进行检查,如果发现减值迹象,应当计算固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以确定固定资产是否发生减值;如果固定资产发生减值,应当计提相应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由于折旧是固定资产在其使用寿命内按照确定的折旧方法对应计折旧额进行的系统分摊,应计折旧额为应当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原价扣除净残值后的余额,计提折旧后固定资产的价值应为现行可使用的价值.提取减值准备后,实务中容易产生一个疑问:提取或转回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后,应否重新确定折旧额?计提折旧时净残值是按原预计数扣除还是按重新确定的价值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