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

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 ,制度促进或阻碍经济发展是通过激励或压抑创新实现的 ,因为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创新。因而 ,好的制度是能够持续激励创新的制度 ,同时 ,这种制度本身也应是充满生命力的、开放的、不断调整和创新的。     

教育、制度与经济发展——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基本理论与方法,从制度变迁、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的角度分析了教育对于促进制度变迁及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并就如何发挥教育的这些作用提出几点看法。     

海洋文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海洋文化在文化发展中具有鲜明的特点,为促进世界经济的繁荣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也是中国文化主要组成部分之一。文章分析海洋文化所包含的解放思想、团队建设、制度创新和竞争优势等经济发展要素,揭示沿海地区经济发达的主要原因,指明海洋文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     

文化流变与经济发展——略论吴文化与苏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近代以来，中国近五千年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建立在高度农业文明基础上的灿烂文化遭遇到西方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文化强烈冲击，当中华民族通过民主革命实现了国家独立并为现代化扫除了制度障碍后，如何建立起能够既适应国情又符合现代化的文化，即实现文化的转型，     

企业文化与企业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过程也是文化发展过程 ,了解文化的特征及企业文化在经济中的作用 ,才能更加注重企业文化的地位。把握文化特质和企业行业特色 ,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发挥企业文化的作用 ,方能更有利于促进企业经济持续发展     

浅析制度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

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技术进步对现代经济增长,尤其是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大,而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制度投资和制度创新.     

儒家伦理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逻辑

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究竟具有怎样的关系,既有文献见仁见智。本文的分析表明,儒家伦理起初内生于保证家庭组织运行效率的实际需要,而后长期充当国家与个人的调适角色,促成了家族制与官僚制的制度妥协,并由此形成独具特色的市场制度基础,汉唐盛世便奠基其上。中国未来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要害是政府因素与其他市场因素能否达成制度均衡,儒家伦理的作用自当不言而喻。不仅如此,儒家伦理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逐步完成了商业转向,具有了丰富的市场涵义,加上东亚经济奇迹佐证凿凿．因此其对市场经济发展有利无害当成定论。本文的讨论发现,儒家伦理的宏观功能与微观功能存在内在冲突。它在宏观上具有很高的财富门槛与道德条件,但却疏于微观层面的财富创造,因此,既有经济改革过程注重汲取基于新教伦理的欧美制度优势以促进财富积累,具有显而易见的合理性。但是这种进程缺乏稳定性与包容性,极易导致财富与道德的偏离,而儒家伦理恰好具有纠正此种偏离的比较优势。这就意味着,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衔接”在所难免。本文的结论是,财富积累长期疏离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当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最大挑战,面对日益凸显的深层社会经济矛盾．唯一正确的制度选择是使经济改革与发展进程重返中国本土的文化基础。     

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东亚儒家社会的公民价值观念的链接

西方政治学界对当代民主化的比较研究,多年来主要形成了两个研究路径:“转型学”与“结构主义”研究.政治文化的变迁或者公民价值观念在民主化和民主政治中的重要作用是结构主义研究的一个前沿.这一视角认为,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会促使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公民形成一组亲民主的价值观念.经过长期的积累和增长,一国公民这种较强的要求民主政治和支持民主运作的价值观或政治文化会带来一国专制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转型,或者提高一国民主制度和民主政治的质量.本文以这一理论框架为前提,探讨中国公民政治文化或价值观念中几个重要维度在本世纪初叶的变化情况以及其政治影响.我们将借助“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分析中国大陆的公民在文献中确定的“自我表达价值观”的各个维度上的变化情况及其政治意义,并和其他几个东亚社会加以比较.     

浅谈现代信托制度与经济发展

社会生产的规模化和集约化,要求分散的社会资本集中管理,建立在信托契约上的信托制度,能使产权分散化和管理社会化的矛盾迎刃而解,并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发挥着盘活不良资产优化资源配置、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地方产业结构的调整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一个文献综述

本文对经济发展与增长的基本因素的四种看法或假说进行了回顾与梳理,包括运气(多重均衡)假说、文化与宗教信仰假说、地理与疾病假说以及制度和政策假说。这四种因素都会通过影响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等直接因素,从而影响经济发展与增长。然而,运气、文化和地理都不足以产生持续和巨大的人均收入的跨国差异,无法解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相反,制度和政策假说能很好地解释各国人均收入差异以及1500年以来世界财富的逆转。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相信,制度和政策是经济发展与增长的主要的基本因素。本文把重点放在有关制度和政策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的文献上,总结了有关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内生的文献,并进行了结论性述评。     

民族文化资本化与新疆社会经济发展

新疆地处中国西部,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天然地理条件和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本文试图从民族文化资本化的角度来阐述新疆民族文化对新疆经济发展的作用,并针对新疆民族文化的特点提出开发新疆民族文化资源的建议。     

非正式制度、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

非正式制度是制度体系不可或缺的构成内容,是正式制度产生、发展和有效运行的前提,是社会资本的核心内容。作为社会资本的非正式制度是决定经济绩效的关键变量,对经济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制度演进的内生和渐进特点,使得非正式制度的演化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至关重要的问题。只有结合包括非正式制度在内的社会资本存量状况,构建促进经济发展的合适社会资本,我国现代化进程才有望取得持续进展。     

比较优势、制度变迁与区域经济发展——山西经济发展历史的解释及启示

对于重型经济结构与山西经济发展变化的关系,理论界存在着多种争论。文章从比较优势与制度落差出发,得出如下结论:一方面重型经济结构的形成与发展是由山西的资源禀赋优势决定的,因此将其归结为山西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原因是不客观的;另一方面,从长期来看,经济结构的持续“重型化”可能导致山西经济遭遇“资源诅咒,”因此需要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从根本上说,山西经济未来的发展取决于能否将资源禀赋优势确实转化为发展优势。     

浅析篮球文化与体育产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随着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发展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篮球文化的发展与体育经济的之间存在十分重要的关联。篮球运动从某种程度上已经不仅仅是人们所熟知的一种体育方面的竞技和运动,它已经逐渐的形成了一种产业,也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篮球文化。篮球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体育产业在经济上的不断发展,反过来说,其也实现了篮球文化的传播与带动,因此,体育产业的不断发展对于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文章主要是通过篮球文化与体育产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分析来实现相关内容的深入研究,最终实现篮球文化与体育产业经济的统一发展。     

广府文化生态与广东经济发展

广府文化是岭南文化的主要代表，本文试通过剖析广府文化的渊源和先进特征，分析其文化生态特质对广东经济发展环境产生的积极影响，从中寻找有益于提高文化软实力的经验启示。     

腾飞——龙江经济发展60年结束语

整整一个甲子年，历史留给我们太多的记忆。 回望，战火纷飞的岁月；铭记，在战争中崛起的人们；今天，随着东北经济文化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更加珍惜坐拥的幸福生活……     

江南文化精神与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

以吴越文化为底蕴的江南文化精神是以浙北、苏南以及上海为核心区域的长三角地区人民通过千年以来的积淀、融合、凝固而孕育形成的区域文化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突出表现为“祟文好学、诚信合作、贵和谦让、精进务实、开放灵活”。江南文化精神对长三角经济区发展必将发挥重要支撑作用,特别对打造长三角地区的人才高地、塑造经济伦理、加快一体化进程和发展文化产业具有极其强大的推动力。     

制度涵义、制度功能、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就是不断优化和建立新的生产函数的过程。我国经济发展依赖于科技创新的推动作用日益突出,但更重要的还是取决于制度创新的质量和水平。科学技术等要素资源只有通过制度创新,技术跨越才有可能,要素效能才能充分发挥。制度重于技术,越是高效率、高效益的经济发展,越需要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制度最基本的功能是降低交易成本,制度变迁就是人们不断降低成本的过程。文章在阐释制度涵义与功能的基础上,重点论述了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的七大关系。     

制度供给与经济发展——兼论"浙江现象"中的政府因素

在我国这样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政府对经济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作用不再是政府直接去干预经济,而是政府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本文从政府因素的角度对"浙江现象"进行了解读.文章指出,浙江各级政府在转型过程中有效的制度供给,是推动浙江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