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费模式、声誉与信用评级质量——基于我国债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中债资信对债券发行主体进行主动评级的数据,考察了投资者付费模式的引入对我国债券市场上发行人付费评级机构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投资者付费模式评级具有标杆效应,相对于没有被中债资信评级覆盖的样本,被中债资信进行主动评级的样本其发行人付费评级与之前相比有显著降低,评级质量有所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投资人付费模式主要通过声誉约束机制发挥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肯定了投资者付费模式评级在我国信用评级市场发挥的积极作用,并提出监管机构可在合适情况下推出双评级制度。     

评级机构竞争、声誉与债券信用评级质量

本文以我国2010—2014年的企业债和公司债为样本,构建了新的声誉指标,分析了声誉机制和评级机构竞争对债券信用评级质量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高声誉的评级机构出具的债券信用评级具有较高的评级质量;评级机构竞争加剧了评级虚高,降低了债券信用评级质量;声誉机制能够抑制评级机构竞争导致的评级虚高,提高债券信用评级质量。本文为衡量我国评级机构声誉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助于辩证地看待评级机构竞争的影响。     

产权性质、债券融资与过度投资——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我国沪深两市2008-2011年发行公司债券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不同产权性质下公司债的发行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公司债可以有效地制约过度投资;相对于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公司债券对民营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可以发挥更为有效的制约作用,银行贷款负债的治理作用弱化不及公司债券对投资的约束作用。     

信用评级对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来自中国公司债券的经验证据

债券市场是我国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尽量避免违约事件发生,降低信用风险,减少债券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完善信用评级制度显得尤为重要。文章通过研究国内外债券融资成本相关课题,结合理论与实证分析,基于2016—2020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的公司债券样本,探究信用评级对我国公司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信用评级在债券市场中起着信号传递的作用,有效减少了投资人和发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2）信用评级与债券融资成本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债项评级和主体信用评级作用效果较为显著,国际信用评级的影响相对较小。据此结论,文章最后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股权结构、产权性质与债券融资成本——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最近十年503家上市公司发行的984只债券数据,实证检验了股权结构、产权性质对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度与债券融资成本正相关,制衡度与债券融资成本负相关。进一步检验发现,股权结构对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在民营企业中比在国有企业中更显著,产权性质发挥了调节作用。本文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公司债券定价理论,为发行人降低债券融资成本、投资人评估债券投资风险提供了有益启示,并为监管部门完善债券市场监管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     

评级、担保与债券发行成本——基于中国非公开发行债券经验的理论分析

基于中国非公开发行债券数据,本文探究了信息非对称下评级和担保的组合选择及其对债券发行成本的影响。假设债券发行人、评级机构和担保机构对违约概率有完全信息,而投资人则只知道其概率分布。分析表明：第一,除非发债质量很高或者很低,评级可以借由信息揭示机制细分“有评级”和“无评级”违约概率的分布范围。第二,担保通过提供违约赔付降低发行成本,且高风险债券更有可能发生担保,但摩擦成本的存在使担保债券的发行成本具有异质性。第三,评级和担保并非简单的互补或替代关系,当揭示机制起作用时,“无评级”会促进担保发生,然而“有评级”的影响并不确定,因为评级降低了投资者预期的最高违约概率会促进担保,但降低平均违约概率却会替代担保。本文可以为理解取消强制评级的政策效应提供理论洞见和决策依据。     

产权性质、内部控制与会计信息质量——来自我国主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会计信息质量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本文基于我国的制度情境,选取2009-2012年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应计质量与盈余持续性两个层面,考察了企业内部控制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高质量水平的内部控制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应计质量,并有助于改进企业的盈余持续性和盈余现金预测能力;而且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水平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良好效果,同时也说明加强内部控制体系建设是提高会计信息决策有效性、深化国有企业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     

商业信用、产权性质与企业现金持有量

商业信用在企业的融资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银行融资存在替代性关系。以2005-2008年非金融类、正常交易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和现金持有量的关系发现:企业商业信用融资比重的提高会引起现金持有水平的提高,商业信用和现金持有量的这一正相关关系受产权制度的影响,在国有企业表现更为明显,国有产权会强化这一正相关关系。     

我国企业债券融资、财务风险和债券评级

影响我国债券评级的决定因素有以下三点:(1)影响债券评级最关键的因素是发债企业总资产的规模,即企业资产规模越大,其评级越高;(2)政府政策对该发债项目或行业支持与否时债券评级有正的影响,即发债项目或其所在行业是有国家政策明确支持的,其评级可能越高;(3)企业的财务风险如资产负债率和长期负债比率等对债券评级没有显著的影响,企业的绩效如资产收益率对债券评级也没有显著的影响.目前评级机构的评级不能反映企业财务风险与绩效的好坏,债券上市后评级的动态调整也几乎不存在.这说明我国目前企业债券市场的信用风险评级与欧美的债券市场存在极大的差异.     

最终控制人性质、会计信息质量与公司投资效率——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结合Bushman和Smith的研究框架与我国新兴加转轨的制度背景,以我国沪深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发现,会计信息质量与私人产权控股公司、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地方所属国有企业控股上市公司的投资过度显著负相关,且这种负相关性在它们间无明显差异;会计信息质量与私人产权控股投资不足显著负相关,但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地方所属国有企业控股上市公司的中央直属国有企业控股上市公司的投资不足负相关性不显著。因此,本文的政策建议是加快完善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系统的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以更好地发挥会计信息在公司资本配置中的作用。     

结构性货币政策、金融监管与利率传导效率——来自中国债券市场的证据

强化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协调,统筹考虑各类政策的溢出效应,是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内在要求。货币市场短期利率向债券利率的传导是央行利率调控体系的重要一环,然而鲜有研究探讨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对前述传导路径的影响及交互作用。本文利用债券市场交易数据,基于中期借贷便利(MLF)担保品扩容、资管新规政策,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对该问题进行考察。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出台后,货币市场短期利率向债券利率的传导效率显著下降,MLF担保品扩容则对目标债券起到反向调节作用,助力其传导效率恢复。本文结论表明,结构性工具有助于疏通利率传导,缓和金融监管冲击,维护金融稳定。     

改善民生是中国城乡统筹改革实践的原动力

民生是中国城乡统筹改革实践的原动力。改革起始期,是民生呼唤下的自发改革与政策调整;改革深入期,是民生推动下的体制转轨与制度创新;改革攻坚期,是民生引导下的统筹发展与新农村建设。30年农村改革历程,致使民生问题的不断解决与改革的渐进式节奏相互吻合,推动着"人本"式的农村改革健康有序地发展。     

异质信念与盈余惯性——基于中国股票市场的实证分析

以2003-2005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以意外成交量作为异质信念的代理变量.通过检验异质信念与盈余惯性的关系,发现盈余公告后续的长期收益随着投资者对年报信息意见分歧的增大而严格减小.这一研究支持了Miller (1977)假说;同时也表明在投资者对盈余信息存在异质信念的情形下,中国股市禁止卖空的制度性缺陷将悲观投资者拒之门外,而乐观投资者推动股价高估,导致股票和市场都存在较大的投机性泡沫.     

中国A股IPO融资成本差异:民营、国有上市公司的证据

基于中国A股市场1999-2008年企业IPO样本数据,中国A股市场不论是民营上市公司还是国有上市公司,IPO融资成本中的隐性成本影响权重均强于显性成本。但两类企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其融资成本数量、结构和影响因素均存在明显差异;而发行前的盈利性指标、发行时二级市场投资者非理性行为等,对国有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朝市场化方向改革的IPO发行制度和定价机制,减弱了民营上市公司和国有上市公司承担的折价费用和融资总成本,以及两者间的差距。     

市场竞争强度、管理层持股与股利分配——来自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选取2009—2013年中国沪深两市1208家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Tobit模型和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管理层持股比例对股利分配(股利分配的额度和倾向性)的治理效应。结果显示:中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与股利分配的关系曲线呈倒U型,即在一定范围内,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上市公司股利发放的倾向性和力度就越大;而管理层持股比例一旦超过某一临界值,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反而会降低股利发放的倾向性和力度;市场竞争对管理层持股的治理效应产生显著影响,体现为当竞争程度相对较高时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则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可能性和分配额度越高。     

国有股权、经营风险、预算软约束与公司业绩: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发现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例,本文首次采用分量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国有股权对公司业绩的复杂影响。我们发现:在经营表现较差的上市公司,国有股东监督内部人的积极作用超过了行政或政治干预公司经营的消极作用;而在经营表现较好的上市公司,以上作用没有显著差异。源自国有股权并受经营风险影响的上市公司的预算软约束预期损害了所有公司的业绩。与经营表现较好的公司相比,在经营表现最差的公司,国有股东监督内部人的积极作用以及国有股权导致的预算软约束预期的消极作用都更为显著。虽然国有股权对公司业绩影响的净效果在所有上市公司中都为负,但在业绩最差的上市公司里负面作用最为突出。政策含义在于国有股权的调整应当从业绩最差的上市公司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