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金融素养与家庭诈骗损失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采用工具变量法,从微观层面研究了居民金融素养对家庭遭遇诈骗产生损失概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居民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可以显著降低家庭因诈骗产生损失的可能性,即家庭具备的金融素养越多,越不会在诈骗中受损。(2)家庭收入在居民金融素养和家庭诈骗受损概率关系中起显著负向调节作用,当家庭收入越高时,其在诈骗中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受居民金融素养水平的影响越小。进一步的异质性研究表明,金融素养对不同教育水平家庭诈骗受损概率都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是影响效果存在差异。     

收入不确定性、商业健康保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

中国家庭消费存在显著的过度敏感性，而收入波动和疾病风险带来的不确定性正是这种过度敏感性的重要来源。本文采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项目中的截面数据，从微观角度实证分析家庭在面对收入不确定性时，商业健康保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作用，并试图解释健康保险的消费平滑机制。研究发现：收入不确定性和商业健康保险对家庭消费分别有着显著的抑制和促进作用；在控制人口统计特征等变量后，商业健康保险可以显著缓解收入不确定性对家庭消费的冲击作用，有效平滑居民收入曲线，大幅提升家庭消费水平。同时，家庭面临的收入风险越大，商业健康保险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也越发突出。此外，相较于农村家庭，健康保险降低城市家庭收入不确定性进而平滑消费的效果更加显著。     

数字金融能力、收入多样化与家庭消费升级

消费升级是增强我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关键。数字金融发展有利于提高居民收入多样性从而促进消费升级;但这种作用受家庭内部数字金融能力的影响,并且表现出群体性差异。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从微观视角探讨了数字金融能力促进家庭消费升级的效应和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力显著提升了家庭消费升级,从而有助于经济增长。数字金融能力在提升家庭总消费水平的同时,也推动着家庭消费从生存型向发展型和享受型转变。机制研究发现,收入多样化是数字金融能力促进家庭消费升级的重要途经,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有较强的促进作用,收入多样化水平越高其对家庭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越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能力对农村地区、低收入水平和中西部地区家庭的消费升级影响更明显。     

城镇家庭规模与就业面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

近年来,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差距逐渐扩大,本文依据我国1997—2011年按收入等级分组的城镇居民家庭基本情况调查数据,以家庭为研究对象,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家庭人口与家庭就业面对不同组别和不同收入水平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庭规模对城镇居民收入有负向影响,就业面对居民家庭收入有正向影响,并且随着收入等级的变化,影响程度也明显不同。     

城市高房价如何影响农民工的定居意愿

中国城镇化进入了以提升质量为特征的减速阶段,农民工有序完成迁移第二个过程,即在城市定居下来,这是高质量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快速上涨的城市房价对农民工定居意愿的影响日益凸显.本文首先构建中国城乡人口迁移两个过程的理论模型,分析城市住房价格对农民工定居意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其次将2012-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与288个城市数据匹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城市高房价显著降低了农民工的定居意愿,而定居意愿下降将会阻滞城镇化的进程.机制检验发现,城市高房价主要通过提高农民工家庭在城市的预期购房成本进而降低其定居意愿.此外,本文还进行了个体异质性和城市异质性检验.个体异质性检验发现,城市高房价对第二代、低受教育水平和本地无房农民工定居意愿的负向影响更大,对更高收入水平、更大发展空间以及可获得公共服务农民工定居意愿的负向影响更小;城市异质性检验发现,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高房价对农民工定居意愿影响的负向作用逐渐增大.本文的政策含义是抑制城市房价过快上涨、提高农民工收入和福利水平、提供更为平等的公共服务,以及解决好进城农民工"三权"有偿退出问题,可以增强农民工的定居意愿,推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配偶收入对老年人就业决策的影响研究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和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的背景下,合理有效地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CHARLS(2011-2015)数据,结合家庭劳动供给理论,考察了配偶收入对老年人就业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配偶收入水平对老年人的就业概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这一负向影响对女性、城镇户籍和家庭中有16岁以下孙子女的老年群体相对更大,并随着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增加而增大。     

收入如何影响中国发达地区家庭生育数量

本文基于人口老龄化和低生育率的背景,运用CGSS2018数据,以中国发达地区作为样本,研究家庭收入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建立泊松回归模型发现,家庭绝对收入和家庭相对收入均是影响家庭生育行为的重要变量,但影响方向不同。家庭绝对收入与生育行为之间存在反向关系;而家庭相对收入不独立影响家庭生育行为,在家庭绝对收入基础之上的相对收入与家庭生育数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本文建议降低家庭生活、生育成本,提高家庭相对收入水平,构建可持续的生育文化和生育环境以释放家庭生育潜能。     

你是姐姐：父母男孩偏好与长女家庭收入

不同于既有文献将家庭之间长子与长女的差别归因于男孩偏好的逻辑,本文基于家庭内部同胞性别结构,通过探索有弟弟相对于有妹妹对长姐家庭收入的影响来识别男孩偏好对女性的收入效应。利用头胎性别的外生性构建工具变量,综合使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及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发现父母男孩偏好意外使得长女家庭收入显著增加了约10%。机制分析表明,长女配偶的教育水平更低,个子更矮,体重超标的概率更高,因此可排除配偶更加优秀从而长女家庭收入更高的假说。反而是,父母的男孩偏好改变了长女的大五人格,显著提高了其宜人性、尽责性和情绪稳定性,长女因之有更高的家庭收入。该意外发现显然并不能阐释为性别歧视有益于女性,反之,国家应该在宏观公共政策上、父母应该在微观家庭内部促进性别平等。     

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研究——基于代际差异视角的分析

土地流转作为提升土地利用率和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的重要手段,对农户家庭收入亦有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从代际差异角度出发,结合logit回归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土地转出和转入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均有显著增收效应,不同代际农户家庭总收入增长路径有所差异。其中,土地转入通过增加中老年农户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提升其家庭总收入水平,但对青年农户家庭收入无显著影响。土地转出主要通过增加农户家庭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增加农户家庭总收入,但对老年农户家庭工资性收入无显著影响。故政府制定和实施土地流转政策时应依据农户需求采取针对性措施。     

城镇化进程中财产性收入冲击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来自房屋拆迁的准自然实验

在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财产性收入占中国居民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也日益凸显.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2-2014年的面板数据,以房屋拆迁为准自然实验,本文考察暂时的财产性收入冲击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房屋拆迁所带来的暂时的财产性收入增加会显著增加家庭总消费中的耐用品消费,对日常消费总体没有显著影响,但边际消费倾向估计值仅为0.02 ～0.03.与预防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理论一致的是,农业户口、较低收入、受教育程度较低以及金融资产较少家庭的消费反应更大,其日常消费水平也有所提高.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增加财产性收入有利于提升家庭消费能力,对低收入阶层福利改善尤为重要.     

人口年龄结构对家庭收入结构的影响——基于CFPS2018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数据实证检验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家庭收入及其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年龄结构的变动显著影响了家庭收入水平。在收入结构方面，老年人口比显著降低了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而显著增加了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其他收入。少儿人口比对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影响均呈负，而对转移性收入和其他收入的影响均呈正。此外，受教育程度可以减弱老龄化对家庭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带来的负面效应，且这种效应在农村地区更为显著。     

家庭经济地位与生育行为:宏观环境的调节效应

使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研究家庭经济地位对中国妇女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影响。考虑到社会情境对个体行为的重要影响作用,本研究构建多层模型分析不同省级社会环境下家庭收入对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影响。家庭经济因素对个体生育行为的影响会随着省级社会环境的不同而呈现出巨大差异。在女性在农业部门就业比例高的地区,收入呈负向影响;女性在农业部门就业比例低的地区,收入呈正向影响。这说明社会环境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机制是复杂的。研究结果对生育政策调整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收入不平等对家庭杠杆率的影响

家庭杠杆率的不断攀升和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了收入不平等对家庭杠杆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收入不平等显著提高中国家庭杠杆率,收入差距提高10％,家庭杠杆率显著提升4.64％;(2)进一步分析表明,随着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低财富家庭杠杆显著提高,低财富群体的家庭杠杆水平主要是由住房负债所推动;(3)异质性分析显示,在低房价和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户主受教育水平较低及1套房家庭,收入不平等对家庭杠杆的影响更为敏感.本文的研究为认识收入不平等和家庭杠杆率的关系提供了证据,可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影响效应与传导机制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从数字金融需求方的视角研究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使用显著促进了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其收入结构.进一步研究发现,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异质性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通过促进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进而促进农户家庭增收.     

农村信息化进程中农民家庭上网状况的调查与思考

缩小城乡“数字鸿沟”,促进农村思想观念的更新和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利用山东省12个地市18个村庄的499个农村家庭样本数据,运用TPB理论建立农村家庭上网选择行为模型,讨论了可能影响农民家庭购机上网意愿的主要因素。进而借助Logit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家庭购机上网意愿受家庭收入状况、电脑等上网设备价格、网络应用技能以及家庭子女学习阶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数字经济对居民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基于2018年和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文章采用两部分模型和PSMCMP方法,通过基准回归和异质性检验,深入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家庭旅游消费支出和水平,这种影响在解决潜在内生问题后依然稳定;数字经济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旅游体验满意度来促进旅游消费,并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影响;尽管数字经济未改变家庭必需品消费支出比例,但它推动了家庭消费结构转型。因此,应通过数字赋能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数字资源与文旅实物资源的高效对接,推动旅游消费机制创新,缩小城乡“数字鸿沟”。     

普惠金融与家庭金融脆弱性

利用2015、2017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从资不抵债和入不敷出两个维度构建家庭金融脆弱性指标，探讨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同时降低了家庭资不抵债和入不敷出的发生概率，对家庭金融脆弱性具有显著抑制效应。分维度看，普惠金融使用度和满意度的提升都有助于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而便利度的影响则不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促进减贫增收和提升风险应对能力两种途径抑制家庭金融脆弱性。进一步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对低收入、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更为深远。本文结论为我国进一步构建和完善微观金融风险监管与防范机制提供了新的思路。     

数字金融发展缓解了家庭金融排斥吗?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分析

借助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2015、2017、2019年四轮调查数据,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中国家庭金融排斥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从静态还是动态来看,数字金融发展都显著降低了家庭金融排斥;从排斥类型看,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资产端和借贷端金融排斥均具有显著的缓解作用,并且对家庭资产端的影响更大。进一步,从不同的家庭类型来看,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村、中西部、三四线城市以及银行业等传统金融相对落后地区家庭金融排斥的缓解作用更明显。     

农户加入合作社的收入效应和资产效应 ——基于CHIP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实证研究农户加入合作社对家庭可支配收入和农业经营性固定资产的影响.考虑可观测变量和不可观测变量的潜在自选择偏差问题,本文应用AI稳健标准误进行倾向得分匹配(PSM)估计,并用MLE方法估计处理效应模型(TEM).实证结果表明,加入合作社的农户人均家庭可支配收入和农业经营性固定资产显著增加,但在不同市场化程度的地区,其影响显著不同: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收入效应明显较大,而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资产效应明显较大.样本总体的处理效应显示,与非农民合作社成员相比,加入农民合作社导致人均家庭可支配收入和农业经营性固定资产分别增加16％和45％.最后,本文还讨论了实证发现的潜在政策应用.     

农户收入决定及其区域差异--基于201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Mincer收入方程构建了农户收入决定方程,利用201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CSS）数据定量研究了农户收入的决定因素和农户收入差距的成因,期望能为农民增收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研究发现劳动力人数、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劳动力平均年龄和家庭负担率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为负;分东中西部进行的区域比较,发现上述因素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物质资本、教育和社会资本是农户收入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