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基于薪酬辩护理论视角

基于薪酬辩护理论,文章考察了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超额薪酬是否会影响其信息披露动机,进而导致对外公开披露会计信息可比性水平的变化。研究发现,高管超额薪酬水平越高,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越低;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国有企业高管超额薪酬与会计信息可比性没有显著相关关系,非国有企业高管超额薪酬与会计信息可比性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具有公司治理功能的机构投资者持股、分析师跟踪可以有效抑制非国有企业高管超额薪酬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负向影响。     

高管薪酬溢价、多元化经营战略与民营企业成长能力

本文以2011—2017年沪深A股上市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对高管薪酬溢价、多元化经营战略与民营企业成长能力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研究发现:多元化经营战略与民营企业成长能力之间显著正相关;高管薪酬溢价与民营企业成长能力之间显著正相关;高管薪酬溢价能够增强多元化经营战略与民营企业成长能力之间的相关性.     

异质机构投资者对高管薪酬的影响研究——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以2012—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实证研究异质机构投资者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影响,结果表明：在高管薪酬方面,压力抵抗型投资者持股对薪酬总额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则能显著提高薪酬总额;在高管薪酬变动速度方面,压力抵抗型机构投资者能够显著提升上市公司的业绩—薪酬敏感性,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的这一提升效果不显著;在高管薪酬变动幅度方面,A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普遍存在向下的粘性,相较于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压力抵抗型机构投资者能够显著抑制高管薪酬粘性。     

非财务信息披露、超额薪酬与企业盈余波动性

文章以2011—2017年间在沪深A股上市的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考察非财务信息披露、超额薪酬以及企业盈余波动性三者间的关系,并重点研究非财务信息披露在超额薪酬与企业盈余波动性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超额薪酬与企业盈余波动性呈显著的正向关系;非财务信息披露与企业盈余波动性呈显著的负向关系;非财务信息披露能够抑制超额薪酬与企业盈余波动性间的相关性.     

高管团队稳定性、员工薪酬满意度与企业创新绩效

现阶段企业之间的竞争主要集中在创新研发方面,如何保证创新研发绩效是企业发展战略关注的重点,本文选取2010—2017年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对高管团队稳定性、员工薪酬满意度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后得出以下结论:员工薪酬满意度与企业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高管团队稳定性与企业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高管团队稳定性能够显著增强员工薪酬满意度与企业创新绩效的相关性.     

高管超额薪酬影响企业风险承担吗

文章以管理层权力理论为基础,从薪酬防御的视角出发,利用2007—2018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共17 694组非平衡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风险承担间的关系以及产权异质性对两者关系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二者的中介作用机制。结果发现: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风险承担为负相关关系,二者的这种负相关关系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是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风险承担的中介途径,即高管获取了超额薪酬会提升内部控制质量进而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研究结论一定程度上为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体制改革以及如何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供了理论依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

以2008—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并增加了企业高管的超额薪酬。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赋予了管理层集中的决策自主权,弱化了外部对管理层经营管理行为的监督力度,增强了管理层利用其高度集中的权力影响董事会薪酬契约制定的能力,获得了更多与企业业绩不匹配的私有收益,从而降低了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内部控制质量或信息披露质量较高的企业,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负面效应会得到抑制。研究结论为全面认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也为数字化转型公司高管薪酬契约的制定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终极控制人、高管货币薪酬与债券发行溢价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债券发行数据,本文研究了公司披露的高管货币薪酬信息对债券发行溢价的影响。结论显示:高管货币薪酬水平与债券发行溢价显著负相关,而在国有控股公司中,货币薪酬水平与债券发行溢价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显著较弱;政府限薪令的实施却会增强国有控股公司高管货币薪酬与债券发行溢价之间的负向关系。以上结论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公司治理、资产定价和产权理论的研究。同时,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建议:首先,监管层应进一步强化和完善公司高管薪酬信息披露制度以提高资本市场效率;其次,上市公司应重视薪酬激励在证券市场中的信号效应并合理设计薪酬制度;最后,债券投资者应同时关注公司治理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以提高投资效率。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7年至200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年报作为研究样本,分析了公司财务业绩对高管薪酬的影响。研究表明：公司财务业绩与市场业绩对高管薪酬的相关性都很显著,即高管薪酬的自利性和激励性都凸显,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显著性在逐年增强,并且在薪酬水平较高的高薪组中,公司财务业绩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大于市场业绩对高管薪酬的影响。     

审计师行业专长、会计信息质量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

以薪酬-业绩敏感性度量薪酬契约有效性，实证研究审计师行业专长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并对其作用渠道与影响机理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审计师行业专长能够显著增强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会计信息质量在其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在聘请高声誉审计师、大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相分离、机构投资者重仓、成长性高的公司中，这种影响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丰富了高管薪酬激励影响因素领域、外部审计治理效应领域的成果，同时对优化高管薪酬激励机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结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

如何设计一套具有激励性的薪酬方案对于现代公司发展至关重要,以我国2010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以净利润衡量的公司绩效与高管薪酬结构间的关系的研究发现:公司绩效与高管层平均薪酬显著正相关,与CEO薪酬无显著相关性;与CEO持股比例负相关性较显著,但与高管层平均持股比例无显著相关性;与CEO和高管层的薪酬差距、持股比例差距均显著负相关;与公司规模、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总数显著正相关。     

公司特征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高管薪酬的制定不仅能够激励企业高管更好地为公司服务,还能成为向资本市场投资者传递财务信息透明度的一种手段。影响高管薪酬的因素主要包括公司自身特征、高管人力资本理论、资本市场与法律法规等方面。为更好地改善公司治理水平从而提升公司业绩,对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2009—2012年的财务数据进行线性回归,通过公司自身特征对高管薪酬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为创业板监管制度的出台提供理论依据。     

独立董事信息获取与高管薪酬合理性——来自股东大会的经验证据

企业真实信息是独立董事正确决策的基础。文章利用独立董事参加股东大会的特定场景，考察独立董事从中自主获取信息与高管薪酬合理性的关系。结果发现，独立董事能够通过参加股东大会获得真实信息并据此抑制高管薪酬，且独立董事的信息接收能力越强，其通过参加股东大会获得信息对高管薪酬的抑制作用就越明显。这种信息接收能力表现在独立董事处于第二任期、兼任薪酬委员会委员、具有财务会计专业背景等。机制检验表明，上述作用通过减少高管盈余操纵行为得以实现。研究结论表明，独立董事通过参加股东大会能够直接获取企业真实信息并提高监督效果，为资本市场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提供了直接证据。     

上市银行高管人力资本存量与薪酬水平相关性研究

近年来,上市银行高管薪酬备受社会各界关注。通过对沪深两市上市银行2006年至2009年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上市银行高管年龄与高管薪酬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高管任期和高管学历对上市银行高管薪酬不具有解释力;上市银行高管薪酬与业绩呈正相关关系,但相关性不显著;银行规模对高管薪酬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可见,高管人力资本水平和公司绩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上市银行高管薪酬,但解释力度较弱。     

投资者异质信念、未预期盈余与盈余公告效应研究

文章以2010至2014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回归分析检验投资者异质信念、未预期盈余与公司盈余公告效应的相关性,研究发现:我国证券市场上存在显著的盈余公告效应,投资者异质信念、未预期盈余是盈余公告效应的重要影响因素。投资者会提前对公司盈余公告信息作出反应,由于对公司盈余信息的获取程度不一、对公司股票的未来走势有不同观点,股票流向愿意出更高价格的乐观的投资者手中,投资者异质信念越大,卖方获得的超额收益越大。随着信息不对称程度的降低,投资者异质信念程度降低,股票价格逐步回归其基本价值,累计超额收益也因此降低。总体上,投资者异质信念对未预期盈余与累计超额收益的关系影响不显著。     

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现金分红与公司价值

本文使用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所2009—2012年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高管薪酬、现金分红与公司价值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检验了高管薪酬激励对公司价值的作用机制。研究结论如下：（1）高管货币薪酬对公司市场价值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2）发放现金股利在中国证券市场具有很强的信号传递效应;（3）现金分红水平是高管货币薪酬影响公司价值的中介变量,发挥了中介传导效应,也即高管货币薪酬部分地通过影响公司分红,从而对公司的市场价值产生正向作用。     

负商誉的价值相关性研究——基于新企业会计准则的实证研究

基于新企业会计准则下负商誉的会计政策,运用剩余收益估值模型和回报模型,本文系统探讨了负商誉对股票价值和超额回报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扣除负商誉后的剩余收益对股价有显著正的解释力,而负商誉与股价负相关;(2)扣除负商誉后的未预期盈余对超额回报有显著正的解释力,负商誉与超额回报负相关。实证结论说明,市场不仅能够辨别盈余结构,而且市场投资者能够辨别负商誉的价值含义。     

超额商誉、薪酬激励与企业风险承担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并购活动日益频繁,随之而来的商誉资产急剧增长并不断累积,商誉泡沫逐渐成为资本市场研究中广泛讨论的话题。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超额商誉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超额商誉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对二者之间的负向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且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中。文章不仅丰富了超额商誉与企业风险承担领域的相关研究,同时研究结论也为上市公司并购决策和投资者等资本市场参与者更好地理解商誉泡沫带来的经济后果以及高管薪酬激励体制改革提供一定的参考。     

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企业家精神与非效率投资 ——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文章以2013—2019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企业家的创新性、竞争性及冒险性三个方面选取指标构建企业家精神指数,实证检验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以及企业家精神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和企业非效率投资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企业家精神能够显著增强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对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     

柔性人力资本管理视角下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与企业财务绩效 ——兼论会计稳健性的调节作用

本文以深市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时间区间为2009-2018年,分析了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在企业财务绩效中的治理效应,进一步对柔性人力资本管理在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与财务绩效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并检验会计稳健性的调节效应.经实证分析发现: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与财务绩效间显著正相关,人力资本柔性在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与财务绩效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会计稳健性显著增强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与财务绩效间的相关性.通过研究,可以为高管薪酬契约有效及人力资本柔性构建与管理提供证据支撑,同时还能拓展企业财务绩效影响因素研究领域,具有极强的现实与理论双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