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会监督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

高管激励问题一直是公司治理领域的热点问题,财会监督从国家治理层面为该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效路径。通过构建企业、社会、政府日常财会监督体系,并选取我国2015～2019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财会监督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发现财会监督会显著提高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进一步考虑企业内外部治理环境因素后发现,当企业内部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外部行业环境不同时,财会监督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作用效果不同。另外,考虑高管特征的影响后发现：当高管拥有财务背景时,财会监督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提升作用更大;公司高管权力较大会抑制除政府外的财会监督主体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作用的发挥。     

高管薪酬激励、内部控制有效性与公司业绩——来自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采用2010—2014年沪深A股非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的数据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内部控制有效性与公司业绩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高管薪酬激励程度越高,内部控制有效性越好;内部控制有效性、高管薪酬激励与公司业绩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内部控制有效性是高管激励程度对公司业绩影响的中介变量,三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局部中介效应,以控股权不同进行分组检验也证明了这一效应的存在。因此,上市公司在制定高管薪酬激励计划时应当考虑内部控制对薪酬激励效果的影响,为达到激励高管进而提升公司业绩的目的,需要建立与高管薪酬激励相配套的机制,完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     

股权制衡下高层管理人员薪酬影响因素研究

高管薪酬是公司治理的重要问题.薪酬激励的有效性影响了公司的治理效率.将股权制衡因素引入到高管薪酬研究之中,发现股权制衡程度高低将影响高管薪酬,而企业业绩与高管薪酬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这与传统激励与约束机制相矛盾,这一结论为进一步研究指明了方向.     

税收负担、高管双重激励与企业财务绩效 ——兼论CSR的中介效应

文章以沪深A股工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利用其2009—2018年间财务数据对高管双重激励对财务绩效的作用与影响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探讨税收负担在两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及社会责任CSR在两者关系中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均有利于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其中股权激励对规模相对较小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薪酬激励对规模相对较大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税收负担显著增强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与企业财务绩效间的相关性;社会责任在高管双重激励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     

内部控制、董事会结构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文章以2011年至201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为对象,首先单独研究内部控制质量对其影响,然后引入董事会结构特征,考察不同董事会独立性和董事会规模环境下内部控制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程度。实证结果表明:提高内部控制质量能显著提升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并且在董事会独立性较高以及董事会规模较小的公司,内部控制的作用更为显著。文章丰富了高管薪酬激励研究方面的经验证据,以期为公司治理及政府监管提供相关指导。     

创新投入、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的研究

本文基于企业高管激励视角，以我国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考察创新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探讨了高管激励对企业创新的调节作用，其中，高管激励细分为高管薪酬激励以及高管股权激励。研究结果表明，创新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高管激励在创新投入与企业绩效之间起到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即在高管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较高的情况下，企业的创新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更为显著。     

高管团队背景特征与投资效率——基于高管激励的调节效应研究

以高管激励为主要切入点,通过研究2010—2014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在分析我国企业高管团队背景特征对投资效率影响的基础上,结合高阶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激励理论,探讨高管激励对高管背景特征与投资效率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和平均任期与投资效率呈正相关关系;（2）高管薪酬激励对高管年龄和投资效率的关系以及高管学历水平和投资效率的关系均具有正向调节效应;（3）高管晋升激励对高管年龄和投资效率、高管学历水平和投资效率以及高管任期和投资效率这三种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但对高管性别与投资效率的关系具有反向调节效应。此外,具体划分投资不足组和过度投资组,国企组和民营企业组,并做了进一步检验,对不同企业如何通过适当的激励制度提升投资效率提供了更有针对性的实践思路。     

薪酬激励、薪酬差距与公司业绩——基于广西上市公司2010—2012年数据的研究

以2010—2012年27家广西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第一,高管现金薪酬激励效果最优,其次是员工现金薪酬激励效果,高管股权薪酬激励不仅不能提升公司业绩,反而降低了公司业绩;第二,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公司业绩呈"倒U型",即随着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增加,公司业绩逐渐增长,但当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再持续加大薪酬差距会导致业绩的下降。因此建议:一是继续重视现金薪酬激励的作用,不仅体现在高管现金薪酬激励的运用上,还体现在员工现金薪酬激励的运用上;二是在制定薪酬政策时,要关注公司高管—员工的薪酬差距,避免薪酬差距过小和过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薪酬激励、薪酬差距与公司业绩*--基于广西上市公司2010-2012年数据的研究

以2010-2012年27家广西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第一,高管现金薪酬激励效果最优,其次是员工现金薪酬激励效果,高管股权薪酬激励不仅不能提升公司业绩,反而降低了公司业绩;第二,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公司业绩呈“倒U型”,即随着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增加,公司业绩逐渐增长,但当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再持续加大薪酬差距会导致业绩的下降。因此建议：一是继续重视现金薪酬激励的作用,不仅体现在高管现金薪酬激励的运用上,还体现在员工现金薪酬激励的运用上;二是在制定薪酬政策时,要关注公司高管-员工的薪酬差距,避免薪酬差距过小和过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导向及影响激励的结构性因素分析

高管薪酬契约能够激励管理层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使所有者利益最大化,有利于缓解两权分离产生的代理问题.本文在国内外高管薪酬契约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现阶段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激励导向类型进行归纳总结,并分析探讨了影响高管薪酬契约激励导向的结构因素.     

关于企业高管薪酬制度的思考——基于中国平安薪酬激励的分析

金融危机下,人们开始空前地反思高管的薪酬激励机制.本文通过分析平安的薪酬激励状况,提出从增强高管薪酬透明性、制定合理的绩效衡量指标、健全对高管薪酬制定的内部制衡、依据同业水平及我国国情确定薪酬水平等方面完善我国的高管薪酬激励制度,以实现所有者和管理层的共赢.     

政府干预下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的有效性研究

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国有企业受到来自政府的各种干预.由于政府干预的刚性和滞后性,可能会对国有企业的薪酬契约产生外溢的效果,即隐形契约的形成.文章对国有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政府干预影响高管薪酬激励的作用机制及对高管薪酬激励有效性产生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在地方国有企业,政府干预影响了货币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的有效性,强化了在职消费、政治晋升等隐形激励对货币薪酬激励的替代,过度的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产生了负面影响.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对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影响

合理制定薪酬分配政策、加强人力资源的考核与激励是企业内部控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以2013~2018年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内部控制质量与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关系,以及地区市场化进程对两者之间关系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内部控制质量是否会影响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激励效果。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对上市公司高管—员工薪酬差距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对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正向影响显著增强,但市场化程度对两者之间正向关系的调节效应仅在非国有企业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对企业业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企业业绩的相关性更显著,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高,薪酬差距激励效果越显著。同时,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更有助于发挥高管—员工薪酬差距激励效果。     

管理层薪酬激励与盈余管理研究：一个综述

高管薪酬激励越来越受到投资者和学者的广泛关注,但是基于公司业绩设计的高管薪酬往往导致高管盈余管理行为。本文对国内外管理层薪酬激励与盈余管理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综述,主要考察基于管理者薪酬激励的盈余管理行为的动机：国外文献研究主要基于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假说和契约有效性假说;国内文献研究主要基于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假说,但忽略了中国的特殊制度背景。     

基于业绩的薪酬激励是高管盈余管理的诱因吗——对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的分析

以2005—201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激励与约束的视角,结合应计项目盈余管理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实证分析了我国企业的高管薪酬激励以及内部控制制度对高管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结果发现,我国大多数企业已建立了高管薪酬与业绩挂钩的激励机制,高额薪酬能抑制冒险的盈余管理行为,只有当高管薪酬水平较低时其盈余管理程度才会提高;高管的薪酬激励强度与盈余管理程度显著负相关,而且激励强度较高的企业内部控制通常较好,良好的企业内部控制有助于抑制高管基于薪酬目的的盈余管理行为。因此,在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下,基于业绩的薪酬激励不是高管盈余管理的直接诱因,增强激励强度反而对盈余管理具有抑制效用。     

家族高管与职业高管薪酬水平的差异及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本文以沪、深324家家族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家族公司聘请职业高管后的薪酬水平变化及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族高管的薪酬水平显著高于职业高管的薪酬水平;高管薪酬激励对公司绩效作用的强弱受到高管来源的影响,职业高管的薪酬激励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更显著。从而得出家族公司在聘请职业高管后,提高职业高管的薪酬激励水平可作为家族化管理的替代机制的结论。     

家族高管与职业高管薪酬水平的差异及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本文以沪、深324家家族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家族公司聘请职业高管后的薪酬水平变化及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族高管的薪酬水平显著高于职业高管的薪酬水平;高管薪酬激励对公司绩效作用的强弱受到高管来源的影响,职业高管的薪酬激励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更显著。从而得出家族公司在聘请职业高管后,提高职业高管的薪酬激励水平可作为家族化管理的替代机制的结论。     

我国上市公司业绩与高管薪酬相关性研究——基于沪市的经验数据

文章以2006至2009年沪市616家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货币性薪酬和权益性薪酬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高管薪酬的现状并同美国的薪酬状况做比较,指出了我国高管薪酬存在的问题.然后,以2009年沪市616家上市公司的实际数据为样本,从实证的角度出发,提出七个假设,分别构建公司业绩及其他影响因素对高管薪酬短期激励与长期激励的影响模型,检验两种激励方式下公司业绩及其他影响因素与高管薪酬的相关性.实证结果显示,两种激励方式下的结果均支持了原假设,而且在长期激励方式下,公司业绩与高管薪酬的相关性高于在短期激励下的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公司业绩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比其他影响因素更加显著.由此提出优化薪酬结构的建议,同时引入符合长期激励要求的经济增加值EVA作为绩效评价体制中对公司业绩的衡量标准,以使我国薪酬激励体制更健全更有效.     

高管薪酬契约研究综述

在当前经济状况下,高管薪酬偏高反映出关于公平的问题在社会上的争议不休,合理的高管薪酬既可以达到节约成本的目标,又可以达到激励高管从而提高公司业绩这一最终的目的。本文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对高管薪酬契约的业绩评价指标选择,影响因素以及高管薪酬契约与公司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三方面进行了文献综述,并结合当前经济环境对高管薪酬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高管激励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基于独立董事的中介效应研究

基于2016—2020年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和Bootstrap检验,实证分析了高管激励、独立董事和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股权激励可以优化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激励力度越大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但对高管进行薪酬激励不能优化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独立董事在高管激励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中介作用,高管股权激励通过独立董事提升了企业内部控制质量,高管薪酬激励无法通过独立董事提升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并且在控制了高管激励因素后,独立董事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仍然存在明显的正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