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与资本账户开放的跨境资本流动效应——基于PSTR模型的非线性实证检验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金融市场逐步开放,资本账户开放在给新兴市场带来境外流动性的同时,也加剧了新兴市场境内资产价格和汇率的波动。基于非线性分析框架,本文探讨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资本账户开放的跨境资本流动效应,并结合金融发展水平考察两者之间关系的渐进演变,比较资本账户开放的跨境资本流动效应在新兴市场和发达经济体中存在的差异。研究发现:资本账户开放对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证券投资有促进效应,且该效应会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而增强,呈现出非线性特征;当金融发展处于较低水平时,资本账户开放会降低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内证券投资规模,只有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资本账户开放才会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内证券投资规模;相较于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的跨境资本流动与资本账户开放之间非线性关系的转换速度更快,即受金融发展水平变化的影响,资本账户开放对新兴市场跨境资本流动影响的动态效应更加显著。     

国际资本流动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

系统性风险是评估国际资本流动影响一国金融系统稳定的核心概念。本文选取53个样本经济体2000—2018年的季度数据，考察净资本流入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系，并从资本流动构成和经济体发展水平角度进行综合分析，在此基础上讨论金融发展程度以及资本管制、汇率制度、宏观审慎政策等如何影响净资本流入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系。面板回归结果表明，净资本流入对银行信贷和住房价格具有显著推升作用，并且因资本流动构成和经济体发展水平而有所差异。拓展研究结果显示，对于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经济体，资本流动对系统性风险的推动作用较弱；资本管制、弹性汇率制度和宏观审慎政策等可以抑制资本流动引起的系统性风险，特别是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相关政策措施效果显著。     

国际收支对人民币汇率动态影响机制

本文基于国际收支平衡和投资者资产偏好视角建立了国际收支和资本流动对人民币汇率影响的理论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经常账户和金融账户的随机波动率不断增强,汇率的随机波动率呈周期性变化,外汇市场干预的随机波动率的时变性并不明显;时变冲击响应结果显示,经常账户、金融账户、资本流动对人民币汇率影响的动态效应并不明显;非时变冲击响应结果显示,金融账户尤其是证券投资是中短期人民币汇率变动的主要驱动因素,汇率可以对金融账户发挥调节作用,但对经常账户的调节作用较差;资本流入的随机波动率不断增强,而资本流出的随机波动率近年来有所趋缓;国内投资者和国际投资者表现出较为相似的资产偏好,汇率对资本流入的调节效应强于对资本流出的调节效应。     

我国国际贸易的相关金融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出口贸易引力模型实证分析

随着我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我国相关金融资本的全球化流动和国际贸易一样,越来越突破国界的概念。进一步优化以银行资本为代表的国内资本规模结构,继续推动金融深化改革,加快经济金融化进程;逐步开放国内资本账户促进资本国际流动。发挥国内金融相关因素对我国国际贸易的积极推动作用,从而推动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     

汇率制度、全球金融冲击与新兴经济体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北大核心CSSCI

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能够更加有效地配置资源和释放风险,是跨境资本流动的自动稳定器。基于32个新兴经济体1990年第一季度至2016年第四季度跨境资本流动数据,考察全球金融冲击背景下新兴经济体汇率制度选择对跨境资本流动的作用可以发现,全球金融冲击影响新兴经济体短期跨境资本流入,但不同汇率制度间存在系统性差异,相比于浮动汇率制度,固定汇率制度和中间汇率制度强化了全球金融冲击对新兴经济体短期跨境资本流入的负影响。同时,考虑到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等诸多方面与其他样本新兴经济体存在的差异,将中国剔除后进一步检验汇率制度对全球金融冲击和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调节作用,亦得到了相似的结论。而且,替换全球金融冲击代理变量、考虑制度因素影响、考虑跨境资本流入导致汇率制度变迁的反向影响后该结论依然稳健。由此可以认为,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尽管灵活的汇率制度难以提供完美的绝缘性,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全球金融冲击对跨境资本流入的负面影响。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为真正实现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制度,我国监管部门一定要把人民币汇率制度市场化改革视为一项系统工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改革的自主性、渐进性和可控性;一定要合理引导人民币汇率预期,促使汇率更好地发挥自动稳定器的作用。     

金融发展与国际资本流动结构的案例探索

本文通过对国际贸易中有关引力模型的理论进行借鉴,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结构和规模以及影响的相关因素进行考察,很多的实证研究都表明,在资金流动规模方面,金融发展水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金融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国家,在国际资本的流动规模方面也更加的巨大,此外在整个的投资中,权益投资所占的比重也十分的大,债券投资的比重较低。但是,虽然金融发展水平会对国际资本的流动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对不同类型的资本流动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股权投资,其次就是FDI以及债券投资。     

金融发展与国际资本流动结构的案例探索

本文通过对国际贸易中有关引力模型的理论进行借鉴,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结构和规模以及影响的相关因素进行考察,很多的实证研究都表明,在资金流动规模方面,金融发展水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金融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国家,在国际资本的流动规模方面也更加的巨大,此外在整个的投资中,权益投资所占的比重也十分的大,债券投资的比重较低。但是,虽然金融发展水平会对国际资本的流动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对不同类型的资本流动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股权投资,其次就是FDI以及债券投资。     

我国跨境资本流动规模与渠道分析

2014年下半年以来,受美元加息预期增强、新兴市场经济下滑等国际经济金融环境的影响,人民币汇率贬值,我国存在资本流出现象,市场波动较大。文章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资本和金融账户角度,梳理了2004年至2016年期间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情况,着重分析了2016年资本流出的规模和主要渠道。通过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外债偿本付息、个人海外旅行是我国目前面临短期资本净流出的主要原因。长期来看,跨境资本流动将呈现有进有出,双向波动趋势。     

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突然中断风险与防范

国际资本流动突然中断是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开放进程中面临的重要风险。本文基于1980-2012年23个新兴市场国家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在运用面板Probit模型考察国际资本流动突然中断驱动因素的基础上,评估与识别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突然中断风险,结果发现:GDP增长率、通胀率、经常账户、金融开放、国内外利差、货币错配及风险传染等因素显著影响突然中断的发生概率;近年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突然中断风险较小,但存在重要风险来源,由此提出我国防范国际资本流动突然中断的政策建议。     

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新兴经济体跨境股票资本流动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使用1996年2月-2020年1月35个新兴经济体的跨境股票型基金微观数据,实证考察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新兴经济体跨境股票资本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导致新兴经济体跨境股票型基金净资本流入下降,这一影响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更为显著。受国别因素影响,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一国外汇风险暴露水平更高、国际金融一体化风险更大、与美国直接贸易联系更紧密,受到的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更显著,更高的利率水平有利于缓解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来看,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处于研发密集型行业下游和邮政通讯、金融商业服务等行业下游的经济体影响显著。渠道分析表明,全球投资者对新兴经济体的国别风险情绪变化是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重要传导渠道。进一步研究表明,中美贸易摩擦期间,主要受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加征关税会显著降低新兴经济体跨境股票型基金净资本流入。在金融开放进程中,新兴经济体应防范外部不确定性引发的资本流动剧烈波动风险,保持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