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异质性、贸易自由化与就业变动——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实证分析

基于企业就业的二元边际视角,利用高度细化的关税数据和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中国制造业最终品和投入品贸易自由化水平,并在考虑企业异质性的基础上,实证分析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最终品和投入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就业变动的影响。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对不同生产率企业的就业变动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会引起低生产率企业的就业损失和高生产率企业的就业创造,同时导致低生产率企业死亡率上升以及高生产率企业死亡率下降;相较于投入品贸易自由化,最终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就业变动的影响效应更大。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基于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从理论层面梳理了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机理,并构建微观层面的数字化转型指数,在此基础上从实证角度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考虑内生性等问题后,本文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提升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的强劲驱动力,这一结论在进行了 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在影响机制方面,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创新能力、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以及降低成本的机制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基于异质性的研究发现,所有制性质、企业规模、要素密集度等企业微观特征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业开放等外部宏观环境会对数字化转型的效率提升作用产生差异性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准确评估数字化转型的生产率效应,为政策制定和调整提供经验证据.     

服务业开放、资源错配与价值链升级——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研究

本文在理论分析服务业开放促进制造业企业价值链升级以及资源错配调节效应的基础上，科学构建了服务业开放指标，并运用中国制造业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服务业开放在总体上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具有促进作用，而且服务业开放与资源错配的交叉项显著为正，即资源错配程度越轻，服务业开放的促进效应越显著，即使改变测度方法和控制内生性以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还发现：服务业开放的促进效应在不同贸易方式、不同类型企业、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就细分服务行业而言，金融保险和通讯网络的外资准入放开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大。因此，在“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下，不仅要积极扩大服务业开放，还要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改善资源错配，从而为“中国制造”向中高端攀升创造良好条件。     

人工智能技术会抑制制造业就业吗?——理论推演与实证检验

制造业人工智能技术替代劳动的同时也提高了产出,劳动需求结构会随之发生变化,因而人工智能技术对制造业就业的作用方向存在不确定性。本文构建两部门任务模型,分析人工智能技术的生产率效应和对就业替代效应的影响机制,考察人工智能技术生产率增长幅度和产品替代弹性对两种效应的作用方向;利用我国28个省份2003-2016年面板数据,实证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力产业结构的作用方向及强度,进一步利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考察不同人工智能技术生产率增长幅度上,对制造业就业非线性影响。理论模型说明,在多数情况下,人工智能技术会抑制制造业就业,其对制造业就业的替代将促进劳动力向服务业的流动;当人工智能技术存在较大突破导致制造业生产率有巨大提升时,产出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效应会大于技术替代效应,劳动力回流入制造业。实证结果显示,我国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显著降低了制造业的劳动力占比,但其生产率增长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抑制作用。面板门限回归结果显示,人工智能技术生产率增长幅度不足0. 0282时,人工智能技术使用提升1%将减少制造业就业占比0. 124%;反之,当人工智能技术生产率增长幅度超过门限值时,人工智能技术使用提升1%将增加制造业就业占比0. 179%。研究结论的重要启示在于揭示了人工智能技术对制造业就业的挤出效应会随人工智能技术取得重大突破而发生反转,促进制造业劳动力回流的机理。     

FDI流入、要素再配置效应与中国服务业生产率——基于分行业的经验研究

本文使用服务业分行业面板数据,对2004-2012年间中国服务业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再配置效应进行测算和分析。发现服务业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存在较大的行业异质性,且资本、劳动力要素的再配置贡献效应偏低。实证结果表明,服务业FDI通过资本要素再配置效应对中国服务业产生显著的正向生产率溢出;而劳动力要素在服务部门间配置的扭曲使得服务业FDI的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并不显著。此外,研发创新并没有推动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且人力资本也没有起到其应有的强化吸收能力作用。     

大数据发展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以2014—2018年中国制造业企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在构建大数据发展影响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大数据发展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大数据发展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提高大数据发展水平有利于提升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2)内在机理表明,企业创新、要素配置与数据赋能的中介效应显著,大数据发展可以通过促进企业创新、优化资本与劳动要素配置效率,以及数据赋能来提升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3)异质效应表明,大数据发展对民营企业和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要大于国有企业和大企业。     

制造业就业与服务业就业的交互乘数及空间溢出效应

本文通过理论模型揭示了制造业就业与服务业就业之间存在交互乘数及空间溢出效应.利用中国2003-2013年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基于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使用GS3SLS方法进行事实检验.研究发现:制造业就业与服务业就业之间存在双向促进作用机制,城市制造业就业每增加1％,会带来服务业就业0.45％～0.47％0的提升,其中,生产性服务业的受益最大;服务业就业每增加1％,会带来制造业就业1.15％～1.16％的提升.城市之间制造业就业和服务业就业均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而二者的空间交互溢出效应为负,表现为发达地区拥有高端制造业的同时,会吸引周边地区从事服务业的劳动力迁入.进一步的分析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服务业就业对制造业就业的乘数效应占主导,制造业的发展愈发依靠服务业的不断完善,二者的空间交互溢出效应逐渐减弱.政策上,促进劳动力的流动、深化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大城市的规模经济、完善城市结构体系、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有助于提升第二、三产业之间相互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     

贸易技术含量、偏向型技术进步与中国就业结构

本文首先对贸易技术含量如何通过偏向型技术进步影响就业技能结构的内在机理进行了模型分析,然后基于2000-2014年中国制造业的行业面板数据并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实证检验了商品贸易技术含量升级对中国制造业就业技能结构变迁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出口技术含量升级和进口技术含量提高对中国制造业就业技能结构优化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且进口技术含量和外商直接投资还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出口技术含量对就业技能结构的正向效应,但是贸易技术含量升级对就业技能结构变迁的影响效应存在一定的行业异质性。本文为理解中国制造业就业结构变迁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对于经济新常态下如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企业异质性、全要素生产率与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服务业行业和企业数据的实证检验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中国服务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以及全球最大的服务业跨国公司的截面数据,实证分析了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对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检验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在服务业领域的适用性。结果显示: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是服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适用于对服务企业的研究,同时不同于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服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并不存在"生产率悖论";服务业跨国公司存在与制造业跨国公司相同的特征,企业规模越大,跨国经验越丰富,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也越大。并进一步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对中国服务企业OFDI的借鉴意义。     

服务业开放对我国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研究

能否有效化解产能过剩事关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稳定,在新发展格局下探究如何提升产能利用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以我国服务业外资参股的政策调整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系统考察了服务业开放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其传导途径。研究发现,服务业开放显著促进了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服务业开放通过提高生产率、促进出口扩张和减少非效率投资途径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服务业开放的产能利用率提升效应对于民营企业、一般贸易企业、高行业资本密集度企业和低融资约束企业而言更大。此外,本文还考察了服务业开放对企业贸易模式和贸易方式转变的影响,发现服务业开放有助于推动出口企业从间接出口模式向直接出口模式转变,以及从非一般贸易(纯加工贸易、混合贸易)方式向一般贸易方式转变,并通过贸易模式和贸易方式的转变进一步提高了企业产能利用率。本文有助于加深对我国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变化驱动因素的理解,为我国通过服务业市场开放化解产能过剩困境提供可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