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大规模商誉减值:经济下滑还是财务"大洗澡"

文章选取2010—2018年存在商誉减值的A股上市公司,分析了业绩下滑因素和盈余管理动机对企业发生大规模商誉减值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内部控制质量和审计质量提高能否抑制企业大规模商誉减值.结果表明:经济因素对企业发生大规模商誉减值概率不存在显著影响,财务"大洗澡"动机会提高企业大规模商誉减值的概率,说明企业大规模商誉减值主要受管理者财务"大洗澡"动机驱使.此外,高质量的外部审计能有效遏制企业大规模商誉减值的财务"大洗澡"动机.     

商誉减值损失、内部控制质量与审计费用

近年计提商誉减值的行为屡见不鲜,文章以2012—2018年度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商誉减值损失对审计定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于没有计提商誉减值损失的公司,计提商誉减值损失的公司审计费用明显上升,且计提的商誉减值损失越多,审计费用越高。进一步考虑内部控制质量的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可以抑制商誉减值损失与审计费用的正相关关系。此外,国有和非国有上市公司的商誉减值损失与审计费用均显著正相关,但内部控制的调节作用仅存在于国有企业。     

CEO金融背景与企业商誉减值风险研究

文章基于我国金融风险防范背景,以我国2009—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CEO金融背景对企业商誉减值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CEO金融背景有助于缓解企业商誉减值风险,聘请具有金融背景的CEO的企业所面临的商誉减值风险较低.进一步研究发现,产权性质、市场化水平和市场类型会对CEO金融背景与企业商誉减值风险之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在非国有企业、市场化水平较低、创业板企业样本中,CEO金融背景对商誉减值风险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商誉减值的影响

商誉减值风险是影响资本市场秩序的重要风险之一。本文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为切入点,选取2009～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外部宏观环境要素对企业商誉减值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显著增加了企业商誉减值,而盈余管理会削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商誉减值间的关系。进一步地,从企业经营、公司治理和产权性质角度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商誉减值影响的异质性,发现经营风险高、自由现金流不确定性高、代理冲突严重和产权性质为非国有的企业,商誉减值规模更大。上述研究结果为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背景下商誉减值计提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提示有关部门关注当前经济政策不确定下的商誉减值风险问题。     

商誉减值的价值相关性——基于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7—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商誉减值的价值相关性,并从盈余管理、内外部监督角度探究市场对商誉减值信息的价值判断。研究发现,商誉减值与股价和股票收益负相关,说明投资者对发生商誉减值的公司给予负面评价。进一步的研究显示,亏损公司的商誉减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较低,内部控制质量和审计质量高的公司商誉减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较高。上述发现表明,商誉减值信息具有价值相关性,且其价值相关性的高低受到盈余管理动机和内外部监督机制的影响。     

并购风险计量初探—— 以蓝色光标为例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推进,企业并购中的估值、风险计量和管控问题也得到了大家的关注.本文以蓝色光标两家子公司的商誉减值为例,在介绍风险量化理论的基础上,探讨并购中商誉与风险的关系、风险定义和计量问题,并从并购商誉短期出现巨额减值可能导致管理层的操作空间视角,提出现有会计准则的商誉减值测试处理值得商榷的观点.     

论高额商誉风险的后果与启示--以海航科技为例

以海航科技为例,对其形成的商誉及商誉减值问题进行深入的剖析,发现高额商誉的形成将有可能透支公司资产价值,加大财务风险,且商誉减值将会引发严重的利润亏损。为了更好地防范商誉泡沫和商誉减值风险。合理准确评估企业价值,或是改变商誉的计量方式,规定商誉的摊销方式,是关键所在。对商誉会计确认及初始计量工作进行一定的表述,对合理准确评估被购买方企业,并对未来如何合理计量企业价值进行相应的探讨,并对减少商誉堆积、防范风险进行总结。     

债券市场能识别并购后商誉减值的风险吗——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的分析

以2010—2019年间发行公司债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债券市场对企业商誉减值信息的传递效率。研究发现:企业商誉减值与债券信用利差显著正相关,并购后计提商誉减值的企业债券信用利差更高。与未处于业绩承诺补偿期的企业相比,处于业绩承诺补偿期的企业商誉减值后,债券信用利差会更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债券市场对并购溢价高的企业的商誉减值信息反应更敏感,而对于使用现金支付进行并购后的企业商誉减值信息则较不敏感。此外,支持企业进行并购的宏观政策效应强化了债券市场对企业商誉减值信息的反应,商誉减值会通过降低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来增加债券信用利差。结果表明,我国债券市场能识别并传递商誉减值信息所带来的风险,为企业进行理性并购提供借鉴,也对进一步优化完善并购重组制度和防范化解商誉减值风险具有一定的启示。     

中国上市公司商誉的现状、风险及管理建议

目前,随着资本市场并购重组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很多上市公司商誉金额及其占公司资产总额的比重较大,或对未来净利润影响较大,引起了资本市场的高度关注。2018年11月中国证监会出台《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值》,加强对商誉减值的会计、审计和评估等方面监管,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基于此,本文就商誉减值相关规定和目前中国A股市场商誉现状、商誉监管政策变化及减值风险进行了简要分析,并就上市公司如何管控好商誉及其减值,确保稳健经营提出了相关建议。     

也谈上市公司商誉及其减值问题

随着商誉在我国资本市场的日益活跃,上市公司通过并购的方式在扩大企业规模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商誉的问题。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已经有不少的专家和学者就商誉的内涵、商誉的确认和计量、商誉减值测试的方法等有关商誉的一系列问题做了研究或实证分析,提出了非常有建设性的意见,为商誉在企业并购过程中如何正确的对待和科学地反映提供了思路和方向。本文侧重于对商誉的全面理解和比较,并期望从内部控制或风险管理的角度能探讨一些解决方法。     

“宾至如归”：商誉减值风险的应对策略——基于数智赋能的调节作用研究

商誉减值风险的应对是目前学术界和实务界普遍关注的焦点。本文结合数智时代的发展特色,以2010-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高管团队稳定性有助于降低商誉减值风险,且企业数字化建设可以增强高管团队流动性对商誉减值风险的缓冲力,在进一步的产权异质性分析中发现,两者的作用力在非国有企业中尤为显著。基于此,应加强企业组织文化建设,提高管理层团队的稳定性对商誉减值风险的抑制效应,充分发挥企业数智建设在提升企业无形资产保值升值过程中的赋能效应。     

并购方企业管理者能力对商誉减值影响研究

以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为研究对象,以实证研究的方式探讨管理者能力对并购商誉减值的合理性和客观性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并购方企业管理者能力与商誉减值程度呈负相关关系;市场化程度越高,企业管理者能力和商誉减值程度的负相关关系越强;此外,当并购方企业管理者权力受限时,管理者能力对公司商誉减值程度的反向影响增强.文章基于实证结果,从管理者能力、市场化程度、管理者权力三个角度提出建议.研究结论丰富了管理者能力与商誉减值相关领域的研究,为今后市场并购活动的高效开展,控制和降低商誉减值风险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上市公司并购业务商誉减值风险分析与防范

商誉减值损害企业价值,影响资本市场的稳定.文章先明确商誉的概念与特点,分析上市公司商誉减值的成因与风险,从上市公司、外部监管部门与投资者监管三方面提出上市公司并购业务商誉减值风险的防范策略,以促进上市公司的有效、稳定发展.     

商誉减值影响了企业创新质量吗？

高质量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石。聚焦于企业创新质量,从商誉减值信息披露视角出发,考察了创新质量的影响因素。以沪深A股2008—2018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商誉减值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商誉减值对企业创新质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与高质量创新相比,商誉减值对企业低质量创新的负向影响效应更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商誉减值通过影响企业盈余管理倾向、信息披露质量和风险承担水平降低了企业创新质量。进一步地,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改进、业绩补偿承诺的签订加剧了商誉减值与企业创新质量的负相关关系,并且在非国有企业、管制性行业企业及外部制度环境较差的企业中,商誉减值对企业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更显著。     

管理层过度自信对并购商誉减值风险的影响研究

并购重组作为企业实现成长、扩大规模的重要途径,应用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商誉减值,而高商誉减值在引发潜在市场风险、影响资本市场稳定方面具有明显作用,给上市公司及实体经济运营带来了较为严重的不可逆转代价.管理层过度自信作为影响并购商誉减值的重要原因之一,文章在此基础上借助实际案例,对管理层过度自信如何在并购过程中影响企业商誉减值展开了深入探讨,并从企业角度和市场监管者角度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管理层规范建议,期望能对规范管理层过度自信、降低并购商誉减值风险有所裨益.     

北京辖区上市公司商誉研究

近年来,随着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持续活跃,资本市场的商誉规模不断扩大。2018年以来,伴随着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商誉减值风险日益凸显,对公司经营和市场稳定造成了一定威胁。为了更好地指导监管实践,防范和控制商誉减值风险,本文对北京辖区上市公司商誉和商誉减值的现状、商誉减值原因、实务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完善相关准则规定、进一步规范商誉后续计量时的会计处理、压实中介机构把关责任等政策建议。     

上市公司商誉减值风险成因及防范研究--以宝鼎科技为例

近年来,巨额商誉及其减值风险已经成为并购企业和资本市场监管部门必须面对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文章以宝鼎科技并购上海复榆形成的巨额商誉为案例,分析探讨并购企业巨额商誉减值风险的具体成因和防范举措。研究发现:由于尽职调查的致命性缺陷、补偿协议的不合理、并购方式的不恰当以及并购协同不到位等原因,并购企业产生了巨额商誉减值。对于巨额商誉减值风险的防范,创建了并购安全线——并购会略有盈余或盈亏平衡的并购溢价率来判断商誉减值风险。基于此,并购企业应在并购安全线的基础上,通过强化基于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未来成长性的尽职调查、选取基于并购谨慎性的资产基础法、实现并购协同效应,规避巨额商誉减值风险。     

商誉性质及其后续计量方法研究

商誉的后续计量方法应该采用减值测试法还是摊销法,学术界对此争论多年.文章针对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发布的《企业合并——披露、商誉及其减值(讨论稿)》和国际评估准则委员会(IVSC)发布的有关商誉的三篇系列报告中的相关观点,从商誉的本质、商誉的组成部分以及未来现金流量三个视角对商誉的性质进行研究,得出不同于IASB及IVSC的结论:商誉是使用寿命有限的消耗性资产;基于商誉的性质,从商誉减值测试的成本与复杂性、滞后性方面分析了商誉减值框架的局限性,以及滞后性解决方法的局限性;最后对减值测试法和摊销法进行比较,得出结论:相对于减值测试法,摊销法更能以合理的成本,实现对商誉的会计报告目标.     

存在少数股东的并购商誉减值的会计处理

商誉减值是会计处理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本文具体分析了企业并购商誉初始确认中泡沫形成的原因及部分商誉法下存在的问题,梳理了部分商誉法下商誉减值会计处理的原理,提出商誉“整体计算,部分计提”的方法,并结合案例梳理了存在少数股东的并购商誉减值的会计处理,针对商誉会计处理未来准则制定的思路提出建议。     

ST公司异常扭亏、商誉减值与审计风险 ——基于盈余管理视角

本文以沪深两市2009-2018年间连续两年ST企业的第三年财务数据为研究对象,首先以理论分析的方式对盈余管理视角下ST公司异常扭亏、商誉减值与审计风险关系进行假设,然后利用实证分析的方式对假设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商誉减值会加剧审计风险,出于盈余管理动机的商誉减值对审计风险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ST公司异常扭亏会加剧审计风险,出于盈余管理动机的ST公司异常扭亏对审计风险的加剧作用更为显著;ST公司异常扭亏正向调节商誉减值与审计风险间的相关性,出于盈余管理动机下ST公司异常扭亏对商誉减值与审计风险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