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益递增与中国工业经济资本积累

中国工业资本生产率和资本利润率数据显示,中国工业资本积累处于收益递增时期,计量研究结果也支撑了这一判断。从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看,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长、制度变迁、政府服务的外溢效应、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等因素成为工业部门规模收益递增的源泉。未来一段时期内工业部门投资需求仍会很强烈,直到大规模工业化阶段由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等带来递增收益释放完毕。     

加快湖南工业化进程的思考

工业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各国经济发展经验表明，经济发展过程一般要经过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三个时期。工业化是经济发展中由农业经济为主向工业经济为主过渡的较长发展过程，是工业结构不断升级、三大产业协调发展和社会经济制度不断进步的过程。美国、英国、日本等工业化先行国家从发动产业革命到完成工业化都经过了100多年的时间。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也经过4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才初步完成工业化任务。     

农业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基于27省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

利用2008—2013年27省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农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农业FDI与农业技术存在非线性关系,不同地区农业FDI影响存在差异,农业外资只对部分农业投资不足地区的农业技术发展带来了正效应;农业FDI对农业技术的影响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存在双门槛效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农业FDI的技术溢出效果越大,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不能很好的吸收农业FDI中的技术溢出,外资对这些地区的农业技术发展形成了阻碍。     

劳动力成本、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江西省的实证分析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笔者基于Stockhammer-Ederer模型的计量分析结果发现,虽然江西省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投资产生负效应,但对居民消费却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其对总产出及经济增长率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内需拉动效应呈U型变动趋势.因此,政府应积极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给经济发展带来机遇与挑战,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武汉城市圈老工业基地改建生态工业园研究

2007年底,国务院批准武汉城市圈为两型社会试验区.还处在工业化中期的湖北是我国老工业基地之一,虽然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仍存在很多问题.推进工业化进程,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湖北当前和今后长时期的艰巨任务.在这历史机遇下,需遵循循环经济的理念,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发展,建设生态工业园,努力推动老工业基地又快又好的发展.     

进口技术扩散和自主研发对环境规制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

笔者采用2003年～2010年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模型实证检验进口技术扩散、本国自主研发等技术指标对环境规制的影响.结果表明:(1)进口技术扩散在清洁行业对环境规制具显著正效应,在污染密集型行业呈显著负效应,并拉动整体工业行业呈显著负效应.行业技术水平越高,环境负效益越小,正效益越大.(2)本国自主研发对环境规制具明显负效应,但影响有限.(3)结合进口技术扩散和自主研发的二次研发对环境规制具显著正效应.     

工业化与城镇化对能源强度的影响研究——基于新疆面板数据的FGLS和SYS-GMM的实证分析

工业化与城镇化是节能降耗的关键。文章利用2004—2013年新疆15个地州市面板数据,建立静态面板及动态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工业化、城镇化对能源强度的影响。结果显示:(1)能源强度存在显著的累积效应与路径依赖,工业化水平提升有助于降低能源利用强度,在天山北部地区尤为显著;(2)城镇化进程中基础设施、交通运输的建设投入在短期内更多地体现为能源消耗规模迅速扩大,长期可能存在的集聚效应进而降低单位能耗的机制尚未发挥;(3)通过长期城镇化发展形成的集聚效应促进经济发展水平提升,进而降低能源强度的路径存在,且作用效果大于通过工业化发展促进经济水平提升进而降低能源强度这一路径。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建议。     

持续出口企业创造了更多就业吗?

出口能够带来就业效应,这已成为一个共识;但以往研究只关注了出口与否对就业产生的不同影响,并没有讨论出口持续程度的差异造成的就业效应偏差.文章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首次考察了企业出口持续程度与企业就业人数的关系.研究发现:(1)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提高确实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且这种就业创造效应是动态的.(2)持续出口企业创造更多就业的机制在于,持续出口企业更有可能获得高额利润,具备更好的创造和维持岗位的能力,从而带来更大的就业规模.(3)2005年的汇率制度改革并没有显著改变持续出口企业创造更多就业的事实.因此,政府在鼓励出口时,应该更加重视帮助企业维持其持续出口能力,通过加大对出口企业产品研发和制造的资金与技术支持,从根本上提升出口企业的产品质量和经营管理能力.     

第一大股东股权、治理机制与企业过度投资——基于中国上市公司Panel Data的研究

以1999-2005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股权、治理机制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过度投资水平呈倒"U"型关系;相对于非国有控股公司,国家作为控股股东的上市公司存在着明显的过度投资倾向.(2)内部治理中的董事会治理与企业过度投资无显著关系.(3)企业外部治理因素,如上市公司所在地区市场化水平越高,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越小,金融业市场化水平越高,执法水平越高,企业过度投资水平越低;同时产品竞争程度的提高有利于抑制过度投资.     

TPP的投资区位效应及非TPP亚太国家的应对措施——基于多国自由资本模型的分析

文章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为基础,结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引入多国自由资本模型,数值模拟了TPP的投资区位效应及非TPP亚太国家的应对措施.结果表明:(1)TPP的形成会导致双重投资区位效应:在TPP内部,规模大的国家将拥有更多的工业品市场份额,成为核心国;在TPP外部,随着TPP内部贸易自由度的提高,外部国家的投资会流向TPP成员国,进一步放大投资区位效应.双重投资区位效应左右着亚太地区国际生产布局.(2)作为应对措施,RCEP的提前达成将是一个不错的现实选择;若RCEP与TPP同时达成,则具有TPP和RCEP双重身份的国家获益最大.因此,中国应积极同TPP成员国签订双边或多边FTA,主动参与东盟主导的RCEP,最大限度地减少TPP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