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混改”与民营企业盈余管理

“反向混改”不仅意味着民营企业股权结构的变化,而且可能产生资源效应和治理效应,从而影响企业经营活动。本文利用初始产权性质为民营企业的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7—2020年数据,以前十大股东中国有股东持股比例及其是否超过10%来度量反向混改,以微利或资产报酬率微增度量盈余管理倾向,进而考察反向混改对盈余管理倾向的影响,结果发现,反向混改与盈余管理倾向之间呈显著正向关系。机制性检验表明,反向混改对盈余管理的促进作用可以部分地归结为政企关系的加强。异质性检验表明,反向混改对盈余管理的促进作用仅存在于市场化水平较低、政府干预程度较高、民营经济发展环境较差地区,且主要来自于国有非金融类机构的入股。基于具体盈余管理手段的进一步检验表明,反向混改企业主要通过非经常性项目而不是应计盈余管理手段来向上操纵盈余。这一研究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不同性质的股权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并有助于加深对反向混改后果的理解。     

国资介入能否抑制实体企业的脱实向虚?——兼论亲清政商关系的调节作用北大核心CSSCI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将大量资金投资于金融市场而非主体产业,使我国经济呈现出一定的"脱实向虚"迹象。文章基于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视角,以2014—2019年民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国有资本介入但非控股民营企业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从外部制度环境视角出发,考察了亲清政商关系对国有持股与企业金融化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国有持股有助于抑制民营企业金融化,有效纾解"脱实向虚"困境;混合所有制改革在融资约束高、控制链延长的民营企业中发挥的改革效应更明显;城市层面亲清政商关系健康指数的提高有助于增强国有持股对民营企业金融化的抑制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混改制衡度对民营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与管控作用,民营企业参与混改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以上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研究结论对全面评析"双向"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效应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为进一步分析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对企业价值的提升提供了经验证据。     

混合所有制与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基于企业违规视角的研究

从理论上看,国有股东参股民营企业既可能产生产业保护效应并激化内部治理矛盾而促进企业违规,也可能缓解资源约束并强化股权制衡而抑制企业违规。文章考察了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形式下,国有参股股东对民营企业违规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参股股东显著抑制了民营企业违规,缩短了违规后被查处的时间间隔,降低了违规倾向,提高了被稽查的概率。区分违规类型发现,这种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信息披露违规、经营违规以及严重程度更高的违规行为中。区分国有参股股东属性发现,地方国有参股股东对民营企业违规具有更强的抑制效果。国有参股股东对民营企业违规的抑制路径包括监督治理民营企业双重代理问题和通过促进银行信贷、商业信用融资以及政府补贴为民营企业提供资源支持。结论表明,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建设并未降低正式制度的有效性,而是通过监督治理与资源支持促进了民营企业合法合规健康发展。本文从股权混合层面丰富了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建设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尤其是挖掘了地方国有股东在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建设中的优势,为提升混合所有制改革效果,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发展提供了政策参考。     

盈余管理程度的决定因素:公司治理抑或经营绩效

本文采用2003-2005年我国证券市场的数据进行考察,利用调整的截面Jones现金流模型计量操控性应计利润,分析了民营上市公司与国有上市公司之间盈余管理程度的差别及其决定性因素.研究发现,民营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显著高于国有上市公司.进一步的经验证据还表明,盈余管理程度差异的决定性因素来自经营绩效的激励作用,而非公司治理的制约作用.     

“单向混改”还是“双向混改”?——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选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主体，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日益普遍，但是关于哪种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才能“合得来、混得好”,更好地促进民营企业创新这一问题，现有研究对此尚未得出一致结论。本文利用第十四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既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又引入国有资本的“双向混改”路径较仅选择“单向混改”路径更有利于促进民营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民营企业选择“双向混改”路径较“单向混改”路径，能更好地促进不同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资源协同，有效降低民营企业融资成本、税费成本，使民营企业获取更多的政府补贴资源，进而减少创新成本，促进企业创新。异质性分析表明，“双向混改”对认同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理念的民营企业和设立党组织的民营企业的创新促进作用更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双向混改”路径不仅会提高民营企业自身创新水平，而且对社会创新会产生正的外部性。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选择的相关研究，而且为实现“两个毫不动摇”的发展理念，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基于股东特质的控制权转移的 盈余管理研究

从股东特质角度研究控制权转移的盈余管理问题,笔者根据控制权的不同把上市公司区分为国有控股和民营控股。研究结果表明,当第一大股东由国有股权转化为民营股权时,第一大股东有盈余管理动机,即国有股权私有化过程中存在国有资产流失嫌疑。当第一大股东由民营转变为民营时,第一大股东变更前后盈余管理存在显著差异。即第一大股东变更发生在民营企业间时,由于民营企业是一种“理性经济人”,因而显著地存在对业绩的盈余管理问题。当第一大股东变更发生在国有企业之间时,无论是无偿转让还是有偿转让,盈余管理的动机都不明显。而民营转为国有的例子在我国当前几乎不存在,但未来有可能出现。     

混合所有制改革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研究述评及未来展望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突破口,也是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措施.但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如何影响国有和民营企业创新仍不清楚.另外,现阶段混改仍存在"混而不改""混而不合""动力不足"等关键问题,提高国企经营和治理效率的主要改革目标还未实现.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通过系统梳理现有研究,厘清混改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和结果,进而指出现有研究的短板及未来方向,既有助于理解和指导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管理实践,也有助于丰富混改及创新研究的相关理论.另外,结合Citespace、Vosviewer等3种计量可视化工具的分析结果,本文构建了以"影响因素-实施过程-治理效果"为主线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框架,并进一步评述了框架中每个部分的研究现状及不足,旨在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逆向混改何以影响民营企业韧性——基于董事关系网络的视角

组织韧性能够提高企业的抗风险能力,逆向混改所带来的竞争优势是培育和提升民营企业韧性的重要因素。本文以2009—2020年A股上市民营企业为样本,考察了逆向混改对民营企业韧性的影响。研究表明,逆向混改可以通过拓宽民营企业的董事关系网络,提升董事关系网络中心度和结构洞丰富度,进而提升民营企业韧性。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逆向混改对民营企业韧性提升的空间变小,表明应根据民营企业具体情况权衡入股时机,分类推进逆向混改。此外,当国有股东属于投资类股东以及环境不确定性较高时,逆向混改对民营企业韧性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因此,为培育和提升民营企业韧性,应进一步增强国有资本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加速构建“国民共进”的市场经济体系。     

国企混改、高管薪酬激励与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以2004—2020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区别多数文献对混合所有制改革虚拟变量的处理,本文采用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第一大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超过5%）进行量化。在作用渠道检验中,为了提高对中介效应的检验力和结果的解释性,使用非参数Bootstrapping方法调整估计偏差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多重中介效应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作用在地方国有企业、引入的非国有资本为民营资本及混改后依然国有控股的样本企业中更为显著;高管的货币性薪酬和股权薪酬激励承担了大部分中介效应,其中货币性薪酬激励的作用更为突出,在使用与基准回归相似的稳健性检验后,中介效应依然显著成立。     

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

本文基于内部资本市场理论,从盈余管理的视角研究了企业集团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代理问题及具体表现.研究结果显示,与独立上市公司相比,系族上市公司和集团上市公司倾向进行向下盈余管理,其中系族上市公司向下盈余管理程度最为严重.从企业集团产权性质分析,民营系族上市公司和民营集团上市公司比同类型的国有上市公司向下盈余管理程度更为严重.在系族上市公司中,内部资本市场效率与系族上市公司向下盈余管理的程度负相关.这表明,企业集团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代理冲突会受到内部资本市场的影响,从而有别于普通的第一类代理问题.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分类改革与资本配置效率

混合所有制分类改革是我国国有企业的重要改革战略.以我国2003-2018年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混合所有制分类改革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充分竞争类"国有企业中,混合股权制衡度能显著抑制过度投资并提高资本配置效率,而在"重要行业类"国有企业中不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在"充分竞争类"国有企业中,与其他性质的股东相比,民营股东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强,能更好地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与"资源垄断类"国有企业相比,在"一般竞争类"国有企业中,混合股权制衡度能显著抑制过度投资并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反向混改”能促进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民营企业在数字经济角逐中如何培育核心竞争力和实现高质量发展,逐渐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点。而“反向混改”不仅会导致民营企业股权结构发生变化,还具有资源供给效应和治理优化效应,进而影响民营企业的经营活动。本文基于手工搜集整理的2008—2021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反向混改”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并实证检验“反向混改”对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反向混改”显著促进了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相比于实践应用维度,上述影响在底层技术维度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反向混改”通过研发联盟的资源共享和委派董事的监督治理机制为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提质增效。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投资类国有股和高科技属性国有股注资入股民营企业时以及地处民营经济发展水平较差地区的企业中,“反向混改”对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此外,“反向混改”还能通过促进数字化转型提升民营企业创新持续性和全要素生产率。     

高管激励对波特假说在企业层面的有效性影响研究

不同所有制背景下企业环境保护责任、动机及外部条件存在显著差异,大多数研究不区分所有权性质,只是笼统地认为环境规制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却忽视了公司治理层面的调节作用。基于重污染行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上市公司2009—2013年的实证分析发现：①波特假说在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有效性不同：外生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作用不显著但作用方向相反,其一般对民营企业存在负向影响,对国有企业存在正向影响,内生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②高管激励在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间存在调节作用,但只在民营企业中作用显著。高管激励越大,外生环境规制对民营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越小,内生环境规制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补偿效应则越大,但在国有企业样本中,未发现相关证据。     

民营企业参与地方国有企业混改的现实困境与对策研究

本文以民营企业参与地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为视角,提出民营企业参与地方国企混改能在更广和更深程度上检验我国市场化程度高低、市场机制完善和市场平等机制构建的效果。当前,民营企业参与地方国有企业混改还存在政策制定的挤出、资源要素配置不均衡、国资监管体制强约束、制衡机制缺失及民企自身竞争力不强等困境。对此,应在顶层设计中加强平等机制的构建、优化资源配置、改革国资监管体制、构建制衡机制和做强做优民营企业,从而促进民企更好参与地方国企混改。     

国有股权能够为民营企业带来好处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民营企业家参政所产生的政治关联效应已受到广泛关注,但民营企业中的国有股权是否也具有政治关联效应还有待进一步证实.文章以中国民营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国有股权在民营企业中的政治关联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民营企业中的部分国有股权能够为其发展获取更多的经济资源与发展机会,因为国有股权可以依靠其与政府的体制关联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声誉担保;与此同时,这些融资便利与经济资源能够进一步提升民营企业的经营业绩.文章拓展了公司政治关联领域的研究文献,为进一步全面理解中国经济转型时期政治关联对企业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国有及民营上市公司盈余信息含量对比研究——来自沪深股市的经验数据

国有与民营经济是构成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大主要力量,长期以来,有关国有和民营经济在诸如资产优良性、经营效率方面的差异,现有的研究文献不多,用实证方式进行研究的就更少。本文通过取得国有和民营上市公司的相关财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初略结论:民营上市公司执行新准则后财务会计信息含量要好于执行旧准则下的情况,说明新准则能够有效提高民营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质量;而国有上市公司的盈余信息含量在新准则下则有所降低,分析认为这个结果给国有资产管理提出了一定警示作用:不是新准则实施对国有上市公司会计盈余含量有降低的作用,而是国有上市公司的体制和机制有待进一步改革优化。同时,由于我国市场的弱式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提高股市的运行质量。     

规范民营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民营经济得到长足发展.据统计,截止到2001年底中国民营资本已达到11.2万亿元,第一次超过10.9万亿的国有资本.到2004年,各类民营企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超过6%,吸纳就业人口超过一亿,投资比重超过了40%,实现了中国17%以上的对外出口,形成了民营、国有、外资"三分天下"的格局.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和民营经济的飞速发展,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中流砥柱,特别是县域经济,几乎80%以上的财政收入和劳动就业都靠民营企业.     

民营企业融资的体制性障碍

现行的融资体制与民营经济在预算约束的性质、融资渠道和信用关系上并不兼容。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不可能通过对现行融资体制的有限调整而得到解除。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融资体制只能“内生”出来,这意味着国家应该积极推进金融领域的开放,鼓励和支持国内民营金融机构进入金融领域。在漫长的信用关系转换中,国家应坚定不移地履行产权保护职责。     

民营企业股权层面的政治关联效应与融资约束——制度逻辑分析视角

一些民营企业混合了少数国有股份,在股权层面形成了政治关联,而这种形式的政治关联能够影响民营企业的融资状况。引入制度理论中制度逻辑的分析视角,识别了股权层面政治关联的两种效应,即经济效应与行政效应。以2004-2013年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这种形式的混合所有制给企业带来的影响进行了检验。实证研究发现:民营企业普遍面临着融资约束,且股权层面政治关联加剧了企业的融资约束,表明这种政治关联具有行政效应。进一步的分析发现,股权层面政治关联之所以具有行政效应,是因为行政逻辑主导的国有股东对企业资源的"掠夺",这种"掠夺"会损害企业绩效;高管个体层面的政治关联能够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且其缓解作用在存在股权层面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中更强;此外,股权层面政治关联的行政效应在企业陷入危机时会转化为经济效应。研究结论为民营企业是否引入股权层面政治关联提供了决策依据,也对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具有重要启示。     

国有参股股东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吗

在中国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背景下,以2008-2017年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手工搜集前十大股东性质和持股比例数据,研究国有参股股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实证发现,国有参股股东能够促进民营企业创新,并且国有参股股东与民企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替代效应。机制检验证实,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创新意愿是两条主要的渠道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民资、国资混合参股的股权结构能够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有助于澄清“国进民退”的争议,对进一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具有重要政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