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上市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广西2007～2012年在市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董事会特征、股权结构、高管激励方式等公司治理机制对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独立董事人数与企业社会责任显著正相关,而董事会规模、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兼任对企业社会责任没有显著影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企业社会责任水平越高;企业是否为国有以及高管薪酬水平对企业社会责任水平没有显著影响。     

创新驱动发展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选取2012—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创新驱动发展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以及高管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对上述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企业创新驱动发展能够有效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实施高管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均能显著增强上述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盈利水平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且当企业处于成长期和衰退期、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以及为非国有企业时,上述关系更显著。研究结论表明,特别是处于成长期与衰退期、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大力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并辅之以高管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可以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实现和谐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ESG表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作为一种市场化治理机制,能否发挥“激励效应”和“监督效应”,并对企业ESG水平产生影响亟需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基于2009—2020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样本,考察公司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ESG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企业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后,企业ESG水平显著提升,此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机制检验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通过激励企业绿色创新与降低代理成本渠道提高企业ESG水平;异质性检验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和法治化水平较低地区以及国有及高管持股较高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大。因此,政府要鼓励企业积极参保,发挥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监督激励效应;强化内外部治理渠道,助力企业绿色发展;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制度设计。     

公司治理机制与社会责任的关系探析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责任问题已成为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通过构建企业社会责任指数,以2008-2012年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Probit回归模型研究了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高管薪酬越高和董事持股比例越高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程度高;国有股比例越高、高管持股比例越高和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程度较差。     

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研究

文章在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对食品饮料行业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选取了2008到2010年深沪市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食品饮料行业A股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构建两套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即通用指标体系和行业特色指标体系。实证研究发现:董事会规模、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社会责任正相关;独立董事人数和债务融资与企业社会责任负相关;当实际控股人为国家时反而不利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可能是国有控股人缺位导致的;从食品饮料行业特点来看,要增强社会责任的履行还必须重视高管激励和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积极作用。     

知识溢出、吸收能力与经济增长——基于调节效应的检验

本文基于罗默经济增长模型分析知识溢出、吸收能力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逻辑关系,从理论上阐述知识溢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并利用2006—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检验三者之间的数量关系。理论研究表明,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对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且吸收能力在知识溢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发现,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均表现为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吸收能力在知识溢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因此,为实现经济持续平稳的发展,应不断鼓励技术创新,提高区域自主创新水平,促进区域间交流合作,充分发挥知识溢出和吸收能力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高管持股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研究

本文以2012-2014年度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高管持股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持股与会计稳健性之间存在非线性相关关系,即高管低比例持股时,高管持股与会计稳健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高管高比例持股时,高管持股与会计稳健性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结论说明,当高管持股比例较低时,股东可以授予其一定的股份来提高企业的会计稳健性和企业价值;当高管持股比例过高时,股东应该给予适当的监督以保护企业的价值,进而维护股东的权益。     

高管预期离任与企业捐赠行为研究淤

文章利用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高管离任是否可预期角度出发,探讨高管预期离任是否会影响离任当年企业的捐赠行为.研究发现,高管预期离任发生当年,企业捐赠行为会显著地增加,且在董事长子样本中更加突出.研究还发现,预期离任会加重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影响捐赠.在高管兼任董事长和总经理时,权力过大加重代理问题,更能引发机会主义行为,导致预期离任与当年企业捐赠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加强,而当公司位于儒家文化氛围浓厚的地区时,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高管克己复礼的社会责任感更强,会显著减少捐赠行为方式的利益输送.本研究的贡献在于丰富了有关高管变更经济后果、企业捐赠行为机会主义动机的研究,为高管变更引发的代理冲突治理提供经验证据与理论指导.     

掏空防范机制选择:监督还是激励?

监督和激励是公司治理的两种基本手段,它们单独或交互发挥作用。以2011—2014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激励、监督两大机制的掏空抑制效果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大股东的掏空行为离不开高管的配合,高管是激励与监督的对象;在只考虑单一治理机制时,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设监督效果较好,但不管是对高管还是董事会,也不论是薪酬激励还是股权激励,激励机制效果甚微;较高的独立董事比例、较大的董事会规模甚至不利于抑制掏空;对于激励与监督机制的组合,高管薪酬激励与董事长不兼任总经理的监督组合、高管薪酬激励与董事会持股组合对掏空行为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社会责任

文章以2009-2017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学者型高管能够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其中具有高校任职经历的高管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最强,具有科研协会任职经历的高管次之,而曾在科研机构任职的高管没有发挥显著的促进作用;(2)与国有企业相比,学者型高管对逐利动机更强的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更强;(3)媒体负面报道对企业造成的压力越大,学者型高管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越积极;(4)与非学者型高管相比,学者型高管对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提升具有更强的价值相关性。     

治理结构、R&D投入与绩效的逻辑分析——兼议政府补助的作用路径

以2010—2015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面板数据及其稳健性标准误修正模型研究了治理结构、R&D投入与企业绩效三者的逻辑联系。实证结果表明：国有持股负向影响企业的R&D投入,股权制衡度正向影响企业的R&D投入,股权集中度、高管持股水平与R&D投入呈非线性关系;高管股权激励的“利益趋同效应”与“壕沟防御效应”共同调节政府补助对企业R&D投入的作用路径;R&D活动具有滞后效应,负向影响当期的企业绩效,但是对滞后两期的绩效水平有显著正向作用。优化公司治理结构,从根源上解决代理问题,是提高研发效率进而促进企业稳健发展的基本路径。     

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信息披露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以深交所信息披露考评结果作为信息披露水平的代理变量,对公司治理因素与信息披露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从而发现影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水平的决定性因素。研究表明,上市公司产权性质、股权集中度、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管持股比例、董事会规模、审计机构权威性、审计意见与交易状态等因素对信息披露水平有显著影响;提高流通股比例和独立董事比例、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设置审计委员会等制度设计对信息披露水平的作用并不显著。     

审计定价与公司治理、盈余管理风险——基于2004—200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公司内部治理框架,运用2004—200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考察盈余管理风险对于审计定价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当存在其他变量时,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例、企业的股权集中程度和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设置情况对审计定价存在显著影响,这一结果表明,在公司内部治理治理中,独立董事制度、高管层持股对于公司内部治理具有积极意义;加快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两职分离有助于降低代理成本,降低企业风险,节约审计费用,改善公司内部治理。     

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对自愿性信息披露影响研究

本文选取2008年度-2010年度深市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分析了企业治理结构对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发现,流通股比例、高管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以及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状态对企业自愿性信息披露有显著影响,而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规模和国有股比例与企业自愿性信息披露之间关系不显著。     

高管能力、董事网络与企业风险承担

文章以2013—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高管能力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机理,并从网络位置与联结强度两个层面探究董事网络在其中产生的异质效应.研究发现,高管能力越强,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低;董事网络中心度、外部董事弱联结都能够缓解高管能力对风险承担水平的负面影响,内部董事强联结则进一步加剧了高管能力对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     

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基础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利用2002—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对基于基础吸收能力调节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以专利授权数量表示的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得到如下结论：加入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各个指标的调节变量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技术创新能力均产生了正面效应,但是与R&D经费投入和科研人员数量相比,这一促进效应依然较小;基础吸收能力调节变量的加入正向调节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相对来说,基础吸收能力对西部地区OFDI逆向溢出与创新能力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更为重要。     

高管政治关联与企业社会责任——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制度理论视角,研究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多元回归方法,对182家中国上市公司连续4年数据构成的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发展水平越高,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影响越强。高管政治关联通过两方面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作用:一方面,高管政治关联能够起到传递政府等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施加压力的渠道作用;另一方面,高管政治关联的特征差异导致企业受到相关利益相关者压力的程度存在差异。本文最后提出如何通过发挥高管政治关联作用推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建议。     

年报问询函对被问询企业内控质量的影响研究

以2015—2018年深交所发放年报问询函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年报问询函这一非处罚性监管方式对被问询企业内部控制的治理效应。研究表明,年报问询函制度对提升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具有正面促进作用,收到年报问询函后,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显著提高。进一步研究表明,年报问询函对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促进作用主要存在于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的上市公司,以及国有上市公司,对于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的上市公司以及非国有上市公司,该效应并不显著。本研究为年报问询函制度的有效性提供了实际证据,其政策启示在于,应继续实施并强化年报问询函监管制度,对于被问询后仍存在重大纰漏或失范的上市公司,应加大对企业及其高管的信息曝光和惩戒力度,从而增强年报问询函制度对两职合一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及其高管的震慑力度。     

产品市场竞争、高管激励与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基于企业捐赠视角

本文利用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研究了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竞争因素和高管激励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产品市场竞争强度显著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研究还发现,虽然规模越大的企业,捐赠支出越多,但规模越大的企业,相对捐赠比值越小;公众理性看待企业社会责任应结合企业竞争环境和企业规模;高管薪酬正向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水平;高管持股与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关系不显著。     

跨国公司知识溢出质量特性与本土集群企业国际化成长关系研究——基于吸收能力调节效应的视角

新国际分工背景下,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已成为知识溢出的有效载体。本文旨在通过引入吸收能力的调节效应来探寻跨国公司知识溢出质量特性作用于本土集群企业国际化成长的微观机理。以苏州地区制造业集群企业为样本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跨国公司知识溢出质量特性和本土集群企业吸收能力均对本土集群企业的国际化成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吸收能力对跨国公司的知识溢出与集群企业国际化成长之间则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为此,要调整政府利用外商投资的政策取向,提高集群企业的吸收能力,以增强跨国公司知识溢出效应及其对本土集群企业国际化成长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