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竞争与FDI区位分布——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1993—2004年省级地区面板数据重点分析了地方政府竞争对FDI在我国区位分布的影响。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竞争和区位特征变量一道触发了FDI的初始地理集聚,而由于集聚效应的作用,地方政府竞争的经济后果会被持续加强,导致了FDI在我国省级地区的不均衡分布。(2)从长期来看,单纯的税费优惠手段对FDI区位选择整体上不起作用;各地区在交通、通讯和能源等硬件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对吸引FDI流入具有重要作用,成为各地经济竞争的主要手段,并导致科教文卫等软件公共物品投资不足;此外,旨在提高地方政府治理水平的制度优化竞争对吸引FDI流入也具有积极作用,应成为未来地方政府竞争的主要方向。本研究为各地招商引资活动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除了地方政府竞争因素以外,FDI的区位选择还要受到地方市场规模、市场开放度等区位条件,以及集聚经济效应的影响。     

地方“马拉松热”缘何而起：基于县域经济长期增长的证据

举办大型体育赛事是政府创新经济发展竞争方式的策略。文章以马拉松赛事为例，通过一个供需动态平衡模型，分析了县内举办马拉松赛事对县域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并利用手工搜集和爬取的2013—2019年马拉松赛事信息、县域面板数据和多期强度双重差分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县内举办马拉松赛事能显著促进县域经济长期增长；（2）县内举办马拉松赛事显著提升了政府回答公众疑虑的积极性，增加了医疗服务供给，刺激了零售品消费，吸引了固定资产投资，创造了赛后财政收入，进而拉动县域经济长期增长；（3）县内举办普通城市马拉松赛事对经济长期增长的效果优于越野马拉松赛事，且县（市）与省会城市距离越远、历史市场规模越大、数字化水平越高，这一效果越显著；（4）市区举办马拉松赛事会抑制县域经济长期增长，而贫困县（市）办赛有利于加速脱贫攻坚进程，抵消市区“虹吸效应”的不利影响。研究结论为县（市）借助大型体育赛事契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启示。     

人力资本因素在中国和印度吸引FDI中的差异

新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以后,关于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会是否使得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减少,甚至使得FDI转而流入印度的讨论引起诸多学者的兴趣.笔者通过对中印两国在人力资本因素上对吸引FDI流入的差异进行比较得出结论:未来关于吸引FDI的竞争将不是FDI流入量的竞争,而是FDI优效结构的竞争,人力资本素质的提高是改善FDI流入结构的根本所在.     

大型体育赛事与城市经济活力——马拉松“跑热”城市经济了吗?

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已成为打造现代产业体系、增强城市经济活力,持续推进“体育强市”战略的重要抓手,兼具经济、社会效益的马拉松赛事也因此越跑越“热”。本文收集整理2008年以来中国各地级市举办的马拉松赛事信息,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DID)模型,考察了马拉松赛事对主办城市经济增长的“强市”作用。实证结果显示：马拉松赛事显著促进了主办城市的经济增长,且赛事累计举办年份越长、举办场数越多,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为明显。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2015年马拉松审批制度实行“放管服”松绑改革之后,马拉松赛事对主办城市经济增长的“强市”作用明显增强;马拉松赛事对主办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对东部和中部地区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西部和东北地区主办城市的经济增长效应较小乃至为负,出现了“赛事诅咒”效应;与常规马拉松相比,特色马拉松赛事更能促进主办城市的经济增长。马拉松赛事通过引致基础设施投资、拉动旅游经济以及擦亮城市品牌等渠道,显著“跑热”了城市经济。最后,本文还就如何完善大型赛事管理,提升赛事的经济增长效应,避免盲目跟风“马拉松热”,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启示。     

引资竞争下的外资流入与政府收益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FDI的流入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分权制的财政体制下,FDI也由此成为各地方政府争夺的重要资源。本文从微观经济框架出发分析并检验了地方政府对FDI资源的竞争以及由此对地方政府的收益所产生的影响。分析认为,对FDI资源的竞争使地方政府制定了过于优惠的引资政策,从而降低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益。这种竞争以及收益的损失会随着跨国公司预期技术转移水平和当地国有企业比重的增大而变得更趋严重。     

地方保护主义和FDI相关性分析——基于1994-2006年的数据

自财政分权体制改革以来,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问题就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为了推动本地经济增长,各地政府对FDI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地区间的FDI竞争不断加剧。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是否会影响FDI的流入?文章以我国各省为研究对象,研究了FDI的影响因素,考察了地方保护主义和FDI之间的关系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财政透明与FDI区位选择

财政透明不仅能促进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提升,还能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地方政府对FDI的吸引力.本文从理论层面诠释财政透明对FDI区位选择的作用机制并提出研究假设,基于2009—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面板模型考察财政透明对FDI区位选择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效应,结果表明:一是财政透明对FDI区位选择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效应均显著为正,即无论是本地区抑或邻近地区财政透明度的提升对本地区吸引FDI流入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二是财政透明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效应具有显著的地区异质性,其中,直接效应和空间效应在欠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比在发达地区和东部地区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促使我国政府通过财政透明推动政府信息公开,且有利于规范地方政府的FDI竞争与推动区域经济协调高质量发展.     

FDI在云南的区位分布研究

云南吸引FDI流入最早可以追溯到滇越铁路的修筑,近代云南FDI流入始于80年代中期,“昆交会”的成功举办为云南FDI流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总体看云南吸引FDI流入起步晚,速度快.昆明是云南省FDI流入的主要聚集地,超过60％的外资流入和实际利用主要集中于昆明,怒江、文山、楚雄、丽江、昭通等地是云南内部FDI流入最少的地区,其总和不足全省的2％.地区差异明显、地区规模差距大是FDI在云南区位分布的主要特征.     

投资环境因素与FDI流入关系研究综述

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国际直接投资(FDI)成为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竞相争取的对象,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指定的经济特区和开放城市,以及各种优惠政策就是为吸引FDI流入所作出的努力。文章在对投资环境研究的一些新成果的基础上,分析投资环境因素与FDI流入的关系。     

如何保障政府的积极"有为"?——兼评林毅夫"有为政府论"的社会基础

如何保障政府切实"有为"而不"乱为"呢?这是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及其产业政策主张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文章基于思辨逻辑系统地考察了政府积极"有为"的社会基础及其背后的文化原因,得到了如下主要结论:(1)决策者制定和实施合理的产业政策也是根源于一种企业家精神,但这是根植于责任伦理的公共企业家精神,而不是根植于信念伦理的私人企业家精神;(2)责任伦理充分嵌入在儒家社会中,体现在"尽其在我"的责任文化之中;(3)从儒家传统中寻找智慧来培育和壮大责任伦理以及相应的公共企业家精神,就可以保障有为政府的切实"有为".总之,根植于责任伦理,有为政府与企业家精神之间就能形成互补共进关系,进而与有效市场有机结合而促进产业升级.文章为新结构经济学及其"有为政府论"夯实了理论和社会基础,是对新结构经济学"有为政府论"的一个很好的补充和拓展.     

中国式分权下地方政府FDI税收竞争的策略性及其经济增长效应

中国式分权机制下,政治和经济双重激励使地方政府竞相降低税率吸引FDI流入,本文考察了这种税收竞争的策略性及其对FDI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模型表明地区间策略性税收竞争将通过降低外资质量影响FDI经济增长效应。使用1999-2006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回归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地区间外资企业实际所得税率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税收优惠对FDI经济增长效应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并且税收优惠幅度越大,阻碍作用越强。因此,我国需要加大对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行为的监督和约束,以使地方政府放弃对FDI的盲目追捧,转而注重FDI质量,提高FDI对国民福利的促进作用。     

引资优惠竞争一定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吗?——基于FDI质量的视角

资本异质性导致同样数量的FDI可能对东道国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的影响.基于我国地方政府激烈引资竞争的客观事实,笔者从FDI质量角度出发,使用我国1998年～2008年省级动态面板数据考察了地方政府引资优惠竞争对FDI质量及FDI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旨在获得更多FDI的引资优惠竞争能够提高地区FDI数量,但同时也会降低FDI质量;FDI质量提高能够显著推动地区经济增长,但引资竞争加剧将弱化FDI质量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效应.     

中国吸引FDI区位因素实证分析

近年来,随着国际资本流动的愈加频繁迅速,流向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越来越多,而FDI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着发动机的作用。东道国吸引FDI流入的因素有很多,如资源优势、宽松稳定的社会环境等。采用中国1983-2006年的Panel Data数据,在计量方法上采用的是加入虚拟变量的普通最小二乘法并结合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FDI累计投资额、市场规模及制度因素促进了FDI的流入,而人力资本、市场开放度对FDI的流入无积极影响。并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制度作为区位优势对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以引力模型为基础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引力模型检验了中国的制度变量作为区位优势对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与投资国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文化因素、政策变量以及人民币贬值对中国吸引FDI具有正的显著影响,而中国的关税水平、知识产权保护程度、政府廉洁度对流入中国的FDI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     

预算软约束下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策略的空间经济效应

财政支出竞争作为地方政府争夺要素资源的主要方式之一,一方面有效地促进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另一方面也造成要素资源空间配置效率的损失。文章构建一个软预算约束条件下的地方政府间财政支出竞争模型,并基于2009—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不同类型财政支出竞争策略的空间经济效应。研究发现:公共投资与公共服务两类支出均能吸引资本等要素的流入,因而各地区表现出财政支出的"逐底竞争"。其中,公共投资竞争策略相较于公共服务策略,对资本要素的吸引力更强,这也是造成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重基建、轻民生"的结构扭曲的原因之一。     

FDI与环境规制:基于地方分权视角的实证研究

基于地方分权的视角,本文以环境规制不可直接观测与地方环境决策的策略性博弈为出发点,分别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分析是否存在国内地方政府为保持本地的相对优势而采用竞相降低环境标准的方式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事实。与已有文献不同,本文通过联合检验地方环境决策竞争效应与环境规制强度对FDI作用方向来判别"逐底竞赛"(race-to-the-bottom)的存在。基于2003—2008年中国277个地级城市构成的面板数据,本文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对理论命题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国内地方政府为吸引FDI而导致的环境政策博弈显著存在,但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作用平均而言并不显著。分位点估计进一步显示:地方环境决策的竞争程度随分位点的上升而不断增强;环境规制对FDI的作用方向与FDI本身的水平高低密切相关;在FDI低水平的城市间,环境规制对外资并非只是简单的遏止作用;环境"逐底效应"在FDI水平最高的城市间明显弱化,而这一效应在FDI中高水平的城市间最为显著。     

出口、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1980-2004年总产出、出口总额和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之间的关系.过去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上述三个变量之中的某两个变量,把三者联系起来的研究较少.笔者发现,这三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短期因果关系是:出口扩张和FDI流入都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吸引了FDI流入,FDI流入又促进了出口扩张.     

市场规模、利润侵蚀和争取多产品跨国企业的政策竞争

本文考虑两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政府为争取一家外国跨国企业直接投资(FDI)而进行的政策竞争。两国拥有不同的市场规模,跨国公司生产两种水平差别化产品。文章证明:均衡时跨国企业的FDI选择取决于市场规模效应(marketsize effect)、两种产品间的利润侵蚀效应(cannibalization effect)和两国FDI补贴政策的共同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得到了政府间FDI竞争的福利含义。特别地,本文还证明了:两国福利可能因参与FDI竞争而获得帕累托严格改进,或者发生帕累托严格损失。     

大型体育赛事的经济效应及其评估——以马拉松为例

本文以厦门国际马拉松比赛为例,量化评估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对当地经济的影响.作者利用2009年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通过因果分析方法中的虚拟事实(counterfactual)对举办马拉松比赛的机会成本进行估计.研究发现在赛事举办期间,厦门经济得到了正向的刺激.这和利用调查问卷方式估算的厦门举办马拉松期间经济活动产生的直接经...     

皖江城市带对外开放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皖江城市带对外开放还存在很多问题,如利用FDI(Foreign Direct Invest)发展速度不稳定,FDI利用效率偏低,区域内利用FDI水平和对外贸易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外贸依存度不高,出口市场过于集中,贸易方式单一,贸易显示性比较优势较弱等。政府应建立政策长效机制,减少FDI流入的波动性;制定区域对外开放总体规划,平衡区域内对外开放发展水平;实施大经贸战略,拓展贸易方式;积极承接区域外外资产业转移,促进外资和外贸的良性互动发展,并开拓新的外贸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