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合谋的反垄断规制及工具创新研究

在数字经济领域,数字商务企业采用算法定价会明显提高合谋的可能性和可实施性,具有较大的价格合谋风险,因而成为反垄断法关注的重点。学理上,尚待明确的问题有:算法定价促进合谋的内在机理和类型化机制;如何创新反垄断执法体制以有效规制自主学习算法;在反垄断事后执法无效情况下,是否需要以及如何实行事前规制等。研究表明:算法合谋的反垄断规制宜坚持分类治理原则,采取事后反垄断禁止为主并辅之以事前规制的政策组合,反垄断政策工具创新应主要针对自主学习算法合谋。算法合谋反垄断规制政策需重新界定构成非法合谋的"协议"要件,明确当事企业的主体责任,重在采取以"软执法"为主的反垄断执法体制。事前规制政策应坚持"基于设计来遵守法律"的原则,强化算法审查机制和审查能力建设,并将提升算法透明度和可问责性作为重点。     

平台经济反垄断研究的热点演进与理论框架——基于文献计量方法的分析

平台经济是连接多个用户群体进行信息与资源交换的新型商业模式,近年来其垄断形势愈演愈烈,对现有监管模式和反垄断研究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文章利用Citespace V科学计量工具,对2003—2022年中国知网数据库中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的平台经济反垄断研究进行知识图谱可视化研究,在探究该领域的研究热点演化路径的基础上,构建了平台经济反垄断的理论框架。研究发现,平台经济反垄断研究主题经历了从传统双边产业反垄断与反垄断法构建,到双边市场特征与相关市场界定问题,到算法、大数据引发的垄断治理困境,再到超级平台形成、“二选一”独占交易协议4个阶段的演变。总的来看,平台经济反垄断理论框架由垄断形成机理、垄断演进趋势和反垄断规制体系三个部分组成。平台经济的规模效应、网络效应和锁定效应三种特征诱致垄断发生,垄断竞争理论、双边市场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是这一问题的重要研究视角;在技术与规模驱动下,平台经济呈现“厂商垄断-平台垄断-场域垄断”的主体变迁和“价格垄断-算法垄断-数据垄断”的形式升级;对此,应当构建价格监管、算法规制与数据治理相结合的综合规制体系。     

数字时代的算法滥用及其规制研究

在数字经济时代，算法技术结合大数据和机器学习后已被应用于自动化或辅助决策、精准匹配和趋势预测等诸多生产或管理活动中。伴随其在商业和公共管理等领域的广泛深刻运用，因算法权利异化导致的算法滥用问题逐渐受到人们的担忧和重视。算法滥用存在针对不同主体的诸多现实或潜在的危害与弊端，足以影响到数字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数字经济时代引致出针对算法进行规制和监管的需求。不同于传统的规制和监管的范式与手段，针对算法进行规制监管存在诸多问题与挑战。通过分析当前典型的算法规制思路与治理范式，结合算法规制监管的实施特点和痛点难点，本文针对性地提出建立以广义算法公开为基础的分场景算法审查、监管和评议的综合技术规制框架；建立在算法伦理基础上的外部监管问责、平台责任义务相结合的法规体系；建立以个体数据赋权为主要形式的健全维权途径、强化维权意识和配置个人算法权利的数据主体算法权利保障；建立算法设计主体价值与算法相关主体价值收敛协同发展、强化算法设计者社会责任的具体实现路径，以图探求适合中国数字经济背景下的算法规制体系建设思路。     

有效竞争及其在知识经济R&D冲击下的变异

从效率视角在批判传统市场结构理论基础上分析有效竞争的经济学逻辑,然后分析有效竞争范式在知识经济R&D下的演化——竞争性垄断市场结构,以此为理论框架重新审视微软反垄断诉讼案,进一步佐证有效竞争变异理论。     

论互联网领域垄断协议的现实困境与解决路径

由于互联网领域的高速发展,数据算法技术的不断应用,垄断协议有了独特的发展规律,其概念形式以及判断标准也对传统的垄断协议进行了颠覆,出现了一系列以轴辐协议为代表的新型垄断协议。互联网领域垄断协议与传统垄断协议有很大的区别,互联网领域垄断协议存在隐秘性、技术性、广泛性以及分类方式的复杂性等特点,且目前存在难以认定是否具有合谋目的、协同行为的界定以及法律规制不完善、执法力度难把握等困境,本文提出相应的解决路径。由此可见,对数字平台的垄断协议进行规制迫在眉睫。     

数字平台反垄断相关市场界定

相关市场界定是中国数字经济反垄断的重要政策难题.在进行多边平台相关市场界定时,基于平台盈利模式和依据交易型与非交易型平台的类型化界定方法非常武断,市场界定应主要基于不同平台的交叉网络效应分析来进行确定.数字平台反垄断相关市场界定应摒弃固守市场界定作为必要前置程序和采用数量分析工具的束缚,回归市场界定理论的本源——竞争性约束,应根据个案灵活地选用市场界定方法,重点突出采用以竞争损害为核心的反垄断审查逻辑,并基于个案的商业经济现实来分析特定行为对不同用户群的整体竞争影响,从而进行相关市场的界定.     

国家创新体系视角下的数字平台垄断现象及其治理策略

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数字平台企业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代表性产物，凭借双边或多边市场特性汇聚海量用户和数据，在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数字平台垄断现象。数字平台垄断现象治理应在不突破底线的前提下，从多维度把握鼓励平台健康发展与防止平台垄断之间的平衡点，以大国科技博弈和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视角，权衡加强创新产出和反垄断规制间的关系，秉持“促创新、强监管、守底线”原则健全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明确数字平台垄断现象治理的动态调节标准，创新反垄断调节方法，建立数字平台垄断现象治理动态调节机制。     

电商经济下经营者算法价格歧视的反垄断规制

算法价格歧视是电商平台经营者运用大数据和算法等手段进行的一种潜藏的新型价格歧视。算法价格歧视行为具有可责性,而现行其他部门法对于规制算法价格歧视行为具有局限性,因此反垄断法有必要对其进行规制。算法价格歧视行为若满足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差别待遇,经营者行为造成竞争损害后果等要件,就可构成反垄断法上的价格歧视。可以通过完善相关市场的界定方法,改良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方法,构建反垄断集体诉讼制度,提高反垄断专业执法水平来完善对算法价格歧视行为的反垄断规制。     

我国证券市场集中度与政府规制改革

文章对近几年我国证券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一方面,目前我国证券业的市场集中度还不高,且证券市场存在一个相悖现象,即既具有较强竞争性的垄断竞争市场特征,又具有完全垄断市场特征;另一方面,证券业的市场绩效和效率十分低下。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证券市场的政府规制不当是造成我国证券行业这一现状弱的重要原因,并据此提出提高证券市场集中度、完善证券业市场结构的措施。     

我国独立审计市场结构与审计合谋规制探析

审计合谋对行业的健康发展危害极大,而我国现行审计市场结构失衡与审计合谋的产生具有很大的相关性.该文首先分析了我国独立审计市场结构现状,指出现行审计市场结构失衡对审计合谋的若干影响,并对审计合谋的形成机理进行剖析,最后针对现行市场结构审计合谋的规制提出对策.     

平台宏观风险与平台反垄断

本文对平台停业引致的宏观风险进行分析,并阐述了该风险对于平台反垄断与平台监管的政策意义。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将外生冲击与平台存活概率引入双边市场,对不同市场结构下平台经济的抗风险能力进行分析,本文发现,随着冲击强度增大,与单平台垄断市场相比,双平台寡头市场社会福利下降速度更慢,抗风险能力更强。当面临低强度外部冲击时,在网络效应和规模经济的作用下,单平台垄断市场社会福利水平更高;当面临高强度外部冲击时,双平台寡头市场的强抗风险能力使其社会福利水平高于单平台垄断市场。本研究为平台反垄断和平台风险监管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新经济的冲击与竞争性垄断市场结构的出现——观察微软案例的一个理论框架

本文对新经济的考察以信息资源本质作为基点 ,并由此逻辑地导出技术的市场不相容性定律。这一定律在标准化的约束下导致竞争性垄断市场结构的出现。正是由于传统经济理论对新经济现象缺乏解释力 ,微软一案才出现较大的争议。微软案例表明 ,竞争性垄断市场结构是无法通过企业拆分手段来消除的。值得一提的是 ,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对微软一案的裁决恰好与本文的结论不谋而合。     

美国反垄断政策取向及启示

本文探讨了美国反垄断政策的取向 :反垄断政策的产业经济理论基础从哈佛学派转向芝加哥学派 ;从着眼于国内市场转向国际市场和国家整体利益 ;从对垄断结构的规制转向对垄断行为的规制。在此基础上 ,对我国反垄断法的制定与实施提出了一些看法。     

从经济规制理论的发展演进看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

规制者与企业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它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为此,就要设计有效的激励规制合同,既给垄断性企业以提高经营效率的激励,同时又实现消费者福利的最大化.不过,激励规制只是对传统经济规制方法的一种优化,有其局限性和有限的适用范围.放松甚至完全取消经济规制,在垄断性行业内真正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实现从垄断市场结构向有效竞争市场结构的转变,是规制改革的大方向.     

所有权激励与公用企业的反竞争行为

本文主要是分析"混合市场"中,国有企业所有权结构变化对企业市场竞争行为和市场绩效的影响.在竞争性双寡头市场上,部分民营化的国有企业会比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私有竞争对手获得更高的利润,在国有企业具有经理控制特征时,它天然地具有排斥新企业进入的激励.在竞争性市场当中,国有所有权不仅会造成市场结构扭曲,而且会造成市场行为扭曲,国有所有权降低了市场绩效.因此,推进分类的民营化改革和建立反垄断司法体制是重要的政策选择.     

平台经济领域中扼杀式并购的反垄断法规制研究

在利基市场上,超大型数字平台肆意并购人工智能等科技型初创企业,关停或整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研发、应用项目,试图弱化乃至摆脱中小企业对自己形成的竞争约束,致使平台经济领域中垄断风险上升,由此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各反垄断辖区的高度关注。而传统反垄断法律工具运作逻辑与平台经济特性的偏离,决定了既有的经营者集中控制框架无法有效规制平台扼杀式并购。对此监管窘境,应在平台经营者集中之程序控制框架中,完善强制申报标准、设计竞争合规措施、采用回应性监管模式;在平台经营者集中之实体审查框架中,革新反竞争能力判断规则、完善反竞争动机识别规则、以救济措施为核心健全反竞争可能性抑制规则,从而在平台经济领域中统筹形成“内外联动、前后相辅”的垄断风险协同治理机制。     

数字政府优化乡村治理能力的双重困境、深层原因及法律应对

中国政府治理体系正经历一场刀刃向内的数据革命,乡村治理机制也正开启智治模式。然而,乡村政府面临着数字化建设不足的困境;数字政府优化治理能力的速度又与数字乡村建设的步伐不同频,这给乡村政府深化治理能力带来了难题。研究发现,数字权力的崛起对公权力形成挑战,数字乡村的建设重构了乡村治理格局,政府的治理角色也需调适。为此,应当构建数据权益保护机制平息数据权属争端,规制算法歧视对公权力的异化;延循权力补强、约束的路径,平衡三治理念,濡化数据权力,推动公权力有限、有效治理。     

金融科技数据垄断：源流、风险与治理

得益于生态系统竞争优势与第三方支付平台数据集聚功能,大型互联网科技平台频繁涉足金融科技市场引致金融科技数据垄断新型命题。金融科技市场经营模式的多样性与差异化造成数据垄断竞争效应评估趋于复杂,新型要素的立体嵌入与相互作用则促使系统性金融风险实现多维嬗变。数据规范供给不足叠加权力协作机制失衡显著梗阻金融科技数据垄断治理实效,而金融监管与反垄断规制的“先天”冲突更为金融市场创新风险之应对蒙上阴影。防范金融科技领域资本无序扩张应当在共治、预防、技术理念统摄下统筹治理资源配置,系统性建构以金融数据治理作为主干,金融监管与反垄断规制形塑两翼的金融科技数据垄断治理机制。     

我国独立审计市场结构与审计合谋规制探折

审计合谋对行业的健康发展危害极大,而我国现行审计市场结构失衡与审计合谋的产生具有很大的相关性。该文首先分析了我国独立审计市场结构现状,指出现行审计市场结构失衡对审计合谋的若干影响,并对审计合谋的形成机理进行剖析,最后针对现行市场结构审计合谋的规制提出对策。     

数字经济时代反垄断规制的主要挑战与国际经验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全球范围的反垄断部门都将面临来自数字平台的挑战。过去静态、单向的反垄断分析框架及判断标准很难适用于数字经济时代动态、跨界的平台经济,界定相关市场难度加大,市场支配地位认定困难。面对以掠夺性定价、"二选一"、跨界垄断、平台间并购、算法共谋或歧视等为代表的平台垄断行为,不仅准确判断更加复杂,争议也会更多。在反垄断执法过程中,范围和时机难以抉择、取证难,法律救济不及时,执法队伍建设滞后等挑战也不容忽视。这一系列挑战引发了国际上主要反垄断辖区的高度关注。尽管各国因产业发展及制度差异在规制理念和执法方式上有所差别,但都强调拓展监管思路、创新分析工具和灵活执法,并注重考虑国家利益。现行反垄断法的基本制度仍然适用,但需要及时根据新问题做出适当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