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高管控股、薪酬差距与代理成本实证研究

家族企业高管人员的控股比例和薪酬差距与代理成本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这表明高管人员之间的薪酬差距越大,越有利于降低家族企业的代理成本;家族化程度对薪酬差距存在反向的调节作用,这显示当高管人员是职业经理人时,对高管进行薪酬差距的激励措施来降低代理成本的作用优于高管人是家族经理人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公司治理与费用粘性

代理问题是我国国有企业费用普遍存在"粘性"的主要成因,而高管薪酬激励被认为是缓解代理问题的重要机制。鉴于此,笔者实证检验了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对费用粘性的影响。结果发现:国有企业存在费用粘性,并且该现象主要源自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高管薪酬激励有助于缓和代理问题引起的费用粘性,同时良好的公司治理环境能够增强高管薪酬激励在降低费用粘性时的效果。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作用的发挥因国有企业控制层级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试论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

随着我国公司年报的日益透明和逐渐的公开,越来越多的人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进行关注.当今时代,企业之间的竞争是人才之间的较量,公司高管在企业的经营决策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于人力资本的特殊性,如何在复杂的企业竞争中,既能保护公司所有者的合法权益,又能有效的提高公司经营者的积极性,至关重要.     

公平与效率视角下的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制度研究

自从国有企业董事长薪酬排行榜被公开后,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和评论,但普遍达成的共识是国有企业高管薪酬过高,这使得国家不得不对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制度进行改革。截至目前为止,这项改革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初见成效,但其中也暴露出很多问题,文章将结合国内外不同状况对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制度的历史演进、现状问题以及我国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思路提出建议。     

商业银行高管薪酬的风险承担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商业银行行业特征和内部治理机制的视角,运用最优契约理论和管理者权力理论分析了商业银行高管薪酬的风险承担效应.得出结论:商业银行的行业特征具有诱发高管在薪酬激励下采取高风险承担决策的倾向;商业银行高管薪酬激励的风险承担效应取决于政府监管和商业银行内部治理机制双方的博弈.     

家族企业高管薪酬机制对代理成本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338家上市家族企业2006年的数据,研究高管人员薪酬机制对上市家族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1)高管人员薪酬机制对降低上市家族企业代理成本有显著作用;(2)高管人员家族化背景对薪酬机制效果有负向调节效应,职业经理人薪酬机制的效果比家族管理者更明显;(3)家族自利倾向对薪酬机制效果也有负向调节效应,家族自利倾向越明显,薪酬机制的效果越差。     

决定国企高管薪酬水平的制度分析

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收入的高低不仅直接关系到出资人(股东)的权益,而且与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有关。经验表明,这是一个带有国际性的难题。经济学家的忠告是,在公司高管薪酬的确定上,重要的不是高管们得到薪酬的绝对量,问题的关键是支付给高管的薪酬能否最大化股东的权益。这一市场经济公认的原则在我国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实践中是否适用?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决定中国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的机制是什么?该文在引进了“国企高管政府化”概念的基础上,考察了改革以来决定我国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薪酬的制度基础,分析了这一制度的缺陷,并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互联网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高管团队特征的调节作用

薪酬差距导致的社会比较效应会影响到个体的决策行为。文章以2015—2021年沪深A股互联网企业为研究对象,考察高管团队薪酬差距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并探讨不同高管团队特征在这一影响效应中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1）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投资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2）高管团队平均年龄负向调节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高管团队平均年龄越小,其与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协同作用越强;（3）高管团队性别分布、平均受教育程度和平均社会经验在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这些高管特征能够强化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投资效率的促进效应,进一步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其中,该强化效果在高管团队性别分布方面更为突出。研究结论为互联网企业有效提升投资效率提供了一定的科学考察。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制度研究

目前,有关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制度的讨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针对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制度的问题,从薪酬水平、薪酬构成、外部监督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关的解决方案,旨在完善我国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制度,最大限度地实现企业价值与管理层利益的一致。     

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差异分析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和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也不断提高,成为舆论与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通过研究中国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高管薪酬数据,笔者发现,行业、地区、企业规模、企业效益、股权集中度差异下高管薪酬存在差异,但并不规则,由此引申出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制度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     

探寻国企经营者的有效激励模式

一、对企业经营者进行激励的必要性企业经营者是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本,是稀缺资源。企业经营者的激励问题源于现代公司的两权分离,即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由于现代企业规模日益扩张,同时伴随着技术和管理过程的复杂化,企业的管理者必须是具有特殊才能的专职管理人员,由此导致了现代企业资本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发生分离。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就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由于两者参与企业经营的程度不同,享有的信息不对称,这使经营者有可能为最大限度增进自身效用而不惜牺牲股东利益,做出不符合企业价值取向甚至相反的决…     

公、私制企业效率工资的比较研究

造成国有、私营企业绩效差异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二者生产效率的巨大差异。造成国有、私营企业生产效率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国有企业不能解雇工人的劳动用工制度。国有企业的目标多元化要求其必须对稳定社会就业承担责任,即不能解雇工人,但这给国有企业对工人的管理激励带来很大困难,造成生产效率低下的严重后果。     

防范国企经营者合谋：不对称信息的“囚徒困境”博弈

如何防范国企经营者和主管部门官员之间合谋侵占国有企业的生产剩余,一直是政府部门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根据Laffont和Martimort等在委托-代理框架下提出的分权制思想,构建了防范国企经营者合谋的"囚徒困境"博弈模型。但由于基于"囚徒困境"博弈所构建的双重审核机制可能产生过高的审查成本,且其实施受到主管官员有限责任的限制,因此通过引入不对称信息进一步改进了"囚徒困境"博弈,使不合谋的均衡结果能在更宽松的条件下实现。     

我国部分省市国企经营者年薪制的实践与探索

随着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步伐的加快,经营者报酬制度的改革和建设也取得了较大成效。本文选择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试点方案进行了比较,分析和评价,对各自的特点作了概括;同时,对我国股权激励的特征及遇到的障碍作了简要分析。     

委托人公平偏好下国企高管的最优激励组合

文章基于国企委托人公平偏好的性质,将公平偏好模型拓展至隐性激励和显性激励并行的环境,研究了国企高管的最优激励组合。结果表明,为了降低高管收入分配不公平给政府带来的效用损失,同时避免因显性薪酬减少引起的效率损失,政府主管部门倾向于用隐性激励来替代显性激励,且用于替代的隐性合约随着这种公平偏好强度的增加而大幅增加。这表明使用隐性合约有利于在兼顾激励效率的基础上缓解政府的社会公平约束。但隐性合约的作用受限于政府主管部门对高管贡献的主观评估能力,评估能力越低,政府薪酬规制政策的效果越差。     

国有企业高管的晋升激励和薪酬激励——基于高管双重身份的视角

基于国企高管的"政商"双重身份的视角,研究其在晋升和薪酬激励下的行为差异,指出晋升和薪酬的激励目标是不同的。研究发现:国企高管的晋升与业绩不相关,而与非经济指标相关;不同的晋升途径导致高管的行为不同,政治晋升与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和非效率投资正相关,非政治晋升与关联方占用正相关;在高管晋升前的任职期间即晋升激励较强时,薪酬与业绩正相关,而与非经济指标不相关;晋升激励非经济目标,而薪酬只激励业绩。     

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效率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1年山东省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工业企业数据资料,对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的效率变化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的结论是,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后的效率都有较为明显的提高,但不同经济类型公司的效率差异很大;在影响国企改制效率的因素中,企业经济类型的改变作用最大;决定公司经济类型的两个因素———资本构成和投资主体的差异都会显著影响改制效率。本文对分析结果进行了简要的讨论,认为提高国企改制效率的关键在于把国有企业改造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根本途径在于降低国家资本的比重。     

Performance Standards and Incentive Pay in Agency Contracts

When the presence of limited liability restricts a principal from imposing monetary fines on an agent in case of poor performance, the principal might use other kinds of punishment threats to deter the agent from shirking. We show that under the optimal contract in this case, the principal sets a performance standard and punishes the agent if the standard is not met, but rewards the agent on a profit-sharing basis if the standard is significantly exceeded. The optimal choice of performance standards for such contracts is discussed. It is shown that punishment threats, although inefficient, often help the principal to discipline the agent.
JEL classification : D 82     

产权、代理成本和代理效率

本文选择政府管制较少、竞争较为充分的电子电器行业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产权制度与代理成本和代理效率的关系,得到以下结论:(1)在代理成本上,国有产权企业普遍高于混和产权企业,混和产权企业高于个人产权企业;在代理成本差异上,混和产权企业与个人产权企业的差异小于与国有产权企业的差异。(2)长期投资率和职工人数与代理成本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长期投资率、财务杠杆比率、职工人数等与代理效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3)企业规模越大,不同产权的代理成本差异越小;反之代理成本差异越大。(4)随着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各类产权企业的代理成本都呈现下降趋势,其代理效率呈现提高趋势。我们研究的启示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口应考虑如何降低其代理成本,解决的措施之一是产权改革,尤其是产权多元化的改革,其次是完善对投资和负债及冗员的监督和控制机制,以促进代理成本的降低和代理效率的提高。     

国企高管政治晋升、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

近年来,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激励效果逐渐受到学者们关注。为此,基于2009-2014年国有上市公司752个样本值,从研发投资视角考察高管政治晋升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说明与政治晋升机会较小的国企高管相比,政治晋升机会较大的国企高管更注重企业绩效;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研发投资显著负相关,在晋升当年,高管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会减少研发投资;研发投资对企业绩效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并对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企业绩效关系起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