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FTA、贸易持续时间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本文对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框架下企业的贸易持续时间与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之间的关系展开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出口企业从事国际贸易的持续时间越长越有可能获得和积累学习效应,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从而提升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使用中国相关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框架下,我国出口企业贸易持续时间的延长显著促进了出口DVAR提升,但因行业、贸易方式、地区和所有制等不同而存在一定的差异。     

CAFTA框架下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演变趋势——基于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微观数据计算中国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具体描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框架下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演变趋势。结果显示:是否参与CAFTA使中国企业出口DVAR的变动趋势整体呈现出显著差别,与东盟存在贸易关系的企业出口DVAR上升趋势比无贸易关系的企业更加明显;从分地区来看,DVAR东高西低,但中西部地区增速相对更快;从分行业来看,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两者密集结合的行业出口DVAR上升较快;一般贸易企业出口DVAR最高,加工贸易企业最低。倍差法实证检验结果显示CAFTA对中国企业出口DVAR存在较显著的影响。中国应当更加积极地推动自由贸易区战略以便更好地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产业协同集聚与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逐渐步入后工业化社会,其中,产业协同集聚的融合发展已经成为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作为依附于制造业并衍生于其内部的生产工序和环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好坏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具有重要影响。利用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系统研究了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产业协同集聚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产业协同集聚对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显著,对高能耗类型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程度高于中能耗和低能耗类型企业,对国有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并不显著,对混合贸易类型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正向作用要远远大于加工贸易企业与一般贸易企业。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产业协同集聚会通过提升成本加成率和促进企业研发创新的方式提高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研究还发现,法制环境和电子商务应用强化了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正向影响。     

外资撤离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基于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的研究

本文基于2000—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研究了外资撤离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外资撤离降低了直接关联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这种负面影响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和市场导向型外资。机制分析表明,外资撤离引起企业成本加成下降,改变企业中间品配置,进而削弱企业获取出口附加值的能力。涟漪效应研究发现,外资撤离产生的行业内关联和后向关联有利于本土企业提升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但前向关联会对下游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产生了不利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外资撤离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外资撤离虽然对直接关联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产生了负面影响,但也为行业内和上游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市场空间。     

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在构建贸易便利化影响企业附加值贸易的理论框架基础上,文章采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无论是采用贸易便利化综合指数,还是贸易便利化分领域指标,推进贸易便利化会显著提高企业出口DVAR。同时,相对于中西部企业、中低技术行业企业和本土企业而言,贸易便利化对东部企业、高技术行业企业和外资企业出口DVAR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贸易便利化的相对价格渠道降低了企业出口DVAR,但通过成本加成渠道提高了企业出口DVAR,贸易便利化总体上对企业出口DVAR的净效应为正。上述结论意味着,推进贸易便利化改革对于提高企业出口DVAR和出口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环境规制是否降低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利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2003年国务院要求重点城市环境限期达标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从微观层面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omestic Value-Added Ratio,DVAR)的影响并分析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DVAR,这一效应对国有企业不显著而对非国有企业显著为正;(2)影响渠道检验发现,企业进口中间品使用比是环境规制影响企业出口DVAR的显著中介变量,而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效应不显著,此外环境规制政策没有影响企业融资约束;(3)扩展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DVAR存在行业和地区层面的差异化效应。本文认为环境规制可以倒逼企业提升出口DVAR,但这一效应具有异质性,可以按照不同企业所有制、贸易方式、行业比较优势以及地区市场化程度制定差异化规制政策,同时促进金融市场发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以"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政府补贴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事实与影响机制

基于2000—2007年中国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测算出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进而深入考察了政府补贴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政府补贴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高,对不同类型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正向影响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进一步基于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政府补贴通过"中间品配置效应"提升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但又通过"成本加成效应"抑制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高。由于"中间品配置效应"要大于"成本加成效应",因而政府补贴会促进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高。     

GVC参与度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研究

基于贸易增加值核算框架,使用2000年~2014年中国18个制造业的样本数据,应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实证检验了GVC参与度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效果。结果显示:参与GVC程度的加深会带动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增长,进口中间品会降低出口国内附加值,但GVC参与度提高所引起的出口国内附加值增长幅度大于进口中间品所引起的下降幅度,出口国内附加值与GVC地位存在U型关系,行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和加入WTO都显著提高了出口国内附加值,改变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测度方法后,上述结果依然稳健。将制造业分为高、中级技术类别,高技术制造业有更强的附加值获取能力,中级技术制造业更多依赖高密集度的劳动投入分享附加值。     

互联网化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提升的影响

本文大量研究讨论了企业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因素。我们基于Melitz(2003)模型,对企业互联网化进行了扩展,认为随着企业互联网化程度的提高,企业会更多地使用国内中间投入。基于中国海关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及新浪微博的数据匹配,研究表明:(1)从贸易方式来看,企业互联网化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提升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2)区分企业所有制、所在省域和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发现企业增强互联网化程度对提升国内中间投入使用的促进作用会因企业所有制、所在省域和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稳定性的不同而异,互联网化对非国有企业、东部省份企业和持续出口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3)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企业互联网化主要通过提高国内中间投入的使用这一渠道提升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据此,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通过加强自身业务同互联网的融合,提高了国内中间投入的使用,有助于提升本国企业出口竞争力。     

论我国出口产品附加值偏低的原因及对策

目前,我国出口产品附加值普遍偏低已经成为制约外贸出口良性增长的主要原因,如何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已成为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从制度因素和企业因素等多方面分析了导致出口产品附加值低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改善的建议。     

中国对外贸易的“优进优出”战略:基于产品质量与增加值率视角的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的匹配数据库,基于Tobit、IVTobit等多种计量方案实证研究了进口产品质量提升对出口产品质量和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总体来看,一般贸易进口产品质量显著提升了对应产品的出口质量,且在高、低研发强度企业及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均得到一致结果;高研发强度企业加工贸易进口产品质量有利于提升其出口产品质量,低研发强度企业则呈现负向影响。(2)无论是基于OECD成员国、"一带一路"倡议抑或反倾销调查分组还是针对高收入国家,一般贸易下进口产品质量均显著提升了同类产品的出口质量,但低收入国家则不显著。对加工贸易而言,来自非OECD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产品质量会降低出口产品质量。(3)从影响机制看,不管是一般贸易还是加工贸易,进口产品质量梯度均对进口产品质量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形成正向调节效应;一般贸易下进口产品质量通过创新中介效应显著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但加工贸易下该效应则不确定。(4)进一步拓展研究发现,一般贸易下进口产品质量显著提高了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但加工贸易却降低了国内出口增加值率。     

外资进入与企业出口贸易增加值——基于中国微观企业异质性视角

本文利用2001-2007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在对企业出口贸易增加值测算的基础上,从动态角度分析了外资进入对我国企业出口贸易增加值率产生的作用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外资存在显著促进了我国企业出口贸易增加值率的提升,而外资进入速度和规律性则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发达国家外资是提升我国企业出口贸易增加值率的主要推动力,港澳台地区外资的作用并不显著;行业技术水平显著调节外资存在对企业出口贸易增加值率的促进作用,但调节作用因外资来源不同而存在差异。我国应继续发挥外资进入的溢出效应,实施有选择的引资政策,创造公平市场环境,提高企业生产率、人力资本水平及研发投入,这是提升企业出口贸易增加值、推进我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必要途径。     

CAFTA背景下的中国农业出口研究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有利于促进中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及产业链优化,对促进双边经贸发展意义重大。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农业发展具有相似性及互补性的特点,CAFFA的建立有利于中国畜产品、果蔬、园艺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但同时对具有比较劣势的农产品出口造成一定;中击。中国应积极培育农产品品牌,发展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充分发挥各种农业自治组织和行业协会的作用,以促进中国农产品出口。     

异质性企业、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出口国内附加值

本文利用中国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通过构建一个同时包含企业异质性、进口中间投入和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理论模型,分析中间投入品贸易自由化影响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作用机理,通过测度企业层面的中间品投入关税和DVAR考察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中国企业DVAR的影响。在考虑了相关的内生性问题后,实证结果表明中间投入品的贸易自由化有利于中国企业DVAR的提高,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DVAR的影响并不一样。本文结论为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角度重新认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我国能源消费对工业增加值的影响分析

采用我国1998年～2010年工业能源消费的面板数据,并运用面板数据的单位根与协整检验对能源消费与工业增加值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影响程度也不尽相同,进而提出了低碳经济背景下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和能源协调发展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