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就业效应——对幸福感、就业和隐性再就业的经验研究

幸福不仅是人们生活的最主要目标,而且也是影响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使用2002年和2007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本文评估了主观幸福感对劳动力就业和隐性再就业概率的影响。工具变量估计发现,幸福感上升不仅显著地提高了劳动力的就业概率,而且也显著地提高了失业劳动力实现隐性再就业的概率。同时,幸福感上升增加了劳动力享有的"关系"等社会资本,以及促进了劳动力的工作搜寻努力,是幸福感影响劳动力就业概率的主要机制。因此,以改善民生和提高居民幸福感为目标的增长方式转型,可能不仅不会加剧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压力,反而可能缓解劳动力市场上"就业难"和"招工难"并存的结构性矛盾。     

企业家精神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C-D生产函数的实证研究

本文试图研究企业家精神对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对企业家精神衡量标准的比较分析表明,企业进入情况较好地反映了中国转轨时期企业家的创新行为。因此,企业进入比率是衡量企业家精神的较好尺度。将企业家精神纳入到C-D函数中,假定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存在线性关系,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企业家精神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从企业进入情况来看,在资本、劳动力以及技术因素不变条件下,企业进入比率增加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提高0.54个百分点。     

外来劳动力挤占了本地居民的就业机会吗??

城市就业包容性的提升是实现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而异质外来移民对原有居民的就业机会将产生不同影响.文章运用动态监测数据,按劳动力的技能水平、所属行业和流入时期分析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包容性,衡量人力资本等因素在异质外来劳动力就业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总体而言,人力资本的差异性取代传统的行业壁垒已成为获取就业机会的主要因素.(2)进一步使用工具变量,对劳动力组群的就业决定模型进行估计发现,外来劳动力占比每上升10％,城市原有劳动力的就业率将下降0．04－1．99个百分点,表现为外来劳动力对城市原有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率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率产生显著冲击,且此现象在部分高进入门槛行业尤为明显.(3)城市劳动力市场对不同时期流入的高技能组劳动力的包容性显著低于低技能组,高技能组劳动力之间存在更高的替代性.(4)与本地劳动力的就业率相比,新进入的外来劳动力对前期进入的外来劳动力的就业率的影响会更大,且这种影响同样会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递增.因此,在完善就业市场的同时,应在就业的前置和后置环节制定更有针对性的人才培养机制和引入措施.     

互联网技能、信息优势与农民工非农就业

本文使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研究信息时代掌握互联网技能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互联网技能的使用显著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其边际效应为11.85％,尤其对非自雇型就业的促进作用明显.在使用倾向得分匹配(PSM)和工具变量法减缓内生性问题后主要结果依然稳健.(2)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的就业效应在不同地区、不同家庭经济水平、不同性别和婚姻状态下均显著,其中,中、东部地区、大学学历以下和家庭经济水平较好的个体使用互联网提升的就业概率更高,(3)中介效应与Sobel-Goodman检驗显示,互联网使用可能通过降低信息费用、提高个体自身人力资本水平、改善个体和市场对劳动参与者的性别偏好三个渠道影响非农就业,这表明具备信息优势、以互联网使用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对农村非农就业决策存在积极影响,为新冠疫情后就业难的农村劳动力摆脱失业困境提供新思路.     

营商环境如何影响居民创业 ——营商硬环境与软环境的异同

本文基于制度理论视角,测算2017年中国省份营商环境指数并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库相匹配,探究营商环境、营商硬环境及营商软环境与居民创业之间的关系.考虑到营商环境指数与居民创业之间的内生性,将各省份的2017年政务大厅平均进驻事项数及月平均办件量作为省份营商环境的工具变量做进一步估计.研究发现优化营商环境、营商硬环境与营商软环境均能显著提高居民创业意向.在影响机制分析方面,研究发现优化营商环境能够通过促进家庭数字化应用程度来提升居民创业概率.基于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表明,优化营商环境仅对中、西部地区居民创业意向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另外,优化营商环境虽然增加了城镇居民的创业概率,但却削弱了农村居民选择创业的意向.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决定的代际差异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6年的成人调查数据,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决定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年限、性别、是否为家庭农业主要负责人等变量对第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的概率有着显著的影响,而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其参与非农就业的概率只与反映人力资本水平的受教育年限变量显著相关.非农就业经验对第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性收入存在负影响,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工资性收入存在性别上的差异.     

创业团队内冲突、企业家精神与公司绩效关系

不但初创小企业采用团队创业的行为比较普遍,而且即使是在大公司中,公司高管层也越来越多地倾向于采用团队决策模式,以应对日趋动态化和复杂化的外部竞争环境。研究结果显示,创业团队内情感冲突与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公司绩效显著负相关;创业团队内认知冲突与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与此同时,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作为中介变量,在冲突与公司绩效间起一定的调节效应。     

实际汇率低估对创业活动水平的影响：内在机制与跨国证据

贸易自由化背景下实现经济追赶的后发国家创业活动水平与其实际汇率有关。采用2001—2019年82个国家的宏观面板数据以及2009—2016年60个国家和地区的646473个微观个体混合截面数据,系统考察了实际汇率低估对创业活动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实际汇率低估会显著地提升一国创业活动水平以及提高该国企业家个体创业概率,且对低制度质量与效率驱动型国家的影响更大,对低技能企业家创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宏观与微观机制分析发现,实际汇率低估通过扩大出口规模与促进劳动力动员来提升总体创业活动水平,通过强化企业家机会感知以及降低风险规避意愿提升个体创业概率。但区分生存型创业与机会型创业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实际汇率低估更多偏向于促进生存型创业,导致机会型创业占比降低。因此,对于经济发展初期国家,需避免实际汇率快速升值对创业活动的冲击;但对于创新驱动型国家而言,需加强制度型激励,培育高技能型企业家,降低对实际汇率低估等价格型激励的依赖程度,防止创业质量下降。     

中国企业家创业环境地区差异的实证研究

利用问卷调查数据,对中国企业家创业环境的地区差异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家创业环境方面,与东部相比,中部和西部都表现出地区间的显著差异;中部与西部之间则表现出明显的相似之处;企业家创业环境因素中,地方政府效率对企业家创业的影响显著;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资金环境已经严重阻碍了企业家的创业活动。这些发现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中西部企业家创业环境改善的途径,从而有助于培育企业家精神。     

不同所有制部门就业中的性别差异——来自中国农村的证据

文章采用中国家庭营养健康调查(CHNS)1993年和2000年的数据,对影响个人进入不同所有制部门(这里指国有部门、集体部门、传统农业以及私人制及其它部门)的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对中国农村劳动力在各个部门间就业可能存在的性别差异进行了研究。由于可以将就业部门划分为四个类别,文章采用了多元Logit模型计量回归。为了减少劳动力就业的"自选择"问题,将调查期间成年劳动力中"尚无工作"的一组作为参照项引入。回归采用了两种方法,一种是单独考虑解释变量对劳动力在不同部门就业概率的影响,另一种是添加了性别和其他解释变量的交叉项来验证性别差异对就业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单独考虑性别因素,不添加交叉项,农村劳动力在不同部门就业的男女差异明显。性别交叉项在决定进入不同所有制部门就业的概率上并没有显著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