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人民币汇率的动态溢出效应

本文研究了人民币汇率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动态溢出关系,检验结果显示,1997年1月至2014年9月,中国、美国、欧元区和日本四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与人民币汇率之间存在溢出效应,且体现为人民币汇率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净溢出;人民币汇率与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之间的溢出效应占人民币汇率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总溢出效应的一半以上;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中,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净溢出国。人民币收益率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动态溢出结果显示,2005年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收益率与经济政策不确定之间的相互溢出效应均较汇率制度改革前有所提高,而在外部经济出现不利因素冲击时,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人民币收益率的溢出效应显著加强。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国际间的动态溢出效应——基于方向性溢出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Baker et al.(2016)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BBD Index)和Diebold and Yilmaz (2012)方向性溢出模型(Directional Spillovers)构造"四国经济系统",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国际间的动态溢出效应进行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静态分析结果显示,各经济体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动中有超过1/5来源于其他经济体的溢出;比较静态分析结果显示,经济系统内总溢出效应逐步增强,前金融危机时期为18. 09%,金融危机时期为29. 81%,经济复苏时期为33. 58%;动态分析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动态溢出的规模可能同国内政治周期和货币政策周期有关,米德冲突可能是主要传导渠道之一,美国、欧洲和日本应当为大部分溢出效应负责,中国是最大受害者之一。上述结论表明,我国应继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浮动汇率制度改革,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     

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溢出效应研究:来自新兴经济体银团贷款的证据

近年来,中国面临外部风险冲击因素明显增多,其中以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溢出效应影响最为突出。为系统评估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微观市场主体融资的影响,利用1989年1月至2019年7月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数据以及38个新兴经济体企业银团贷款数据,实证分析了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新兴经济体企业融资存在溢出效应,即随着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新兴经济体企业银团贷款利率会显著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溢出渠道包括美元贷款和美国银行贷款等,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美元和美国银行贷款路径显著提高新兴经济体企业银团贷款利率,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仅通过美元贷款渠道对新兴经济体企业银团贷款利率产生溢出效应。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跨区域溢出效应研究——以中国内地、香港和澳门为例

文章首次采用有向无环图DAG和时变波动SVAR模型对全球、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之间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跨区域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内地、香港和澳门与全球间的溢出效应具有非对称性,全球对中国三地存在同期单向溢出,从2006年6月开始,全球对中国三地溢出呈上升趋势,且长期溢出水平均高于三地对全球的溢出;中国内地对香港的溢出始终大于香港对内地和内地对澳门的溢出;内地对澳门的溢出具有时滞性,并小于内地对香港的溢出,但接受香港的溢出则小于接受澳门的溢出;短期内香港对澳门的溢出大于澳门对香港的溢出,但是中长期则会出现反转。     

贵州省支柱产业分析及其经济溢出效应研究

近30年来,贵州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提高,这以产业发展作为重要支撑的。但因省情特殊,其发展水平却与全国平均水平间差距在拉大。产业发展推动社会经济进步,而支柱产业因在产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更应受重视。故本文主要探讨两个问题:(1)新形势下贵州省重点支柱产业是什么。(2)这些产业发展对其他产业发展的经济溢出效应如何。在此基础上为政策建议提供参考依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汇率波动

本文使用1990年以来10个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数据,探究了经济状况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汇率波动的影响。结果显示,对于发达经济体,有强烈的证据表明本国和美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都增加了汇率波动;而对于新兴经济体,只有本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才会增加汇率波动。另外,宏观经济状况的不确定性也增加了汇率波动,但其影响程度远小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基于SVAR的京津冀产业内溢出效应及优化分析

本文利用SVAR模型研究京津冀农业、工业、零售消费、对外贸易、旅游业五个产业地区间产业内的溢出效应。分析发现,京津冀地区间并没有形成协同发展的态势,各个省市地区的产业产值对周边省市产生负效应。其次,通过方差分析得到地区间的产业优势所在。最后,依据得出的结果分析产业的迁移与部署。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避税

本文利用2007年-2016年中国上市企业层面的数据研究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避税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避税行为存在抑制作用.此外,本研究通过对作用渠道的检验得出以下结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避税行为的效应受企业自身以及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若企业内部融资约束程度较低或外部市场化程度较高时,则企业...     

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的溢出效应与传导机制研究

文章基于高频识别和反事实分析方法研究后发现,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及其传导途径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具有显著的不一致性。在金融危机前,美国的货币政策冲击主要通过汇率渠道对我国通货膨胀与产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在金融危机后,美国的货币政策冲击主要通过基础货币渠道对我国的宏观产出与物价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这种不一致性是由央行逆周期调节在金融危机前后的差异所导致的:金融危机前,央行为抑制人民币汇率过快升值,被动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我国通货膨胀走高;而金融危机后,央行追随美国紧缩性货币政策,逆向调节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加剧了我国宏观产出的负向波动。     

政策不确定性的非线性宏观经济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

政策不确定性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必然结果,会对政策实施效果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门槛VAR模型和反事实分析实证考察中国政策不确定性的非线性宏观经济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经济低迷时期,政策不确定性对产出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冲击效应;而在经济繁荣时期,政策不确定性对产出增长存在显著的负向冲击效应.反事实分析结果进一步表明,在经济低迷时期,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提振消费者信心和刺激企业投资需求对产出增长产生正面影响;而在经济繁荣时期,消费者信心和银行信贷渠道对政策不确定性的产出增长效应几乎无影响.该结论解释了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为何具有更为优异的经济增长表现,由此得到的政策启示是:政府在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时需明确考虑政策工具选择和政策实施过程对政策不确定性性质的影响,并依据经济所处状态适时转换公众预期管理思路和银行信贷规模控制策略.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阻梗效应研究

本文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传导渠道,结果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削弱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从而阻梗这一渠道的传导;这种阻梗效应在经济上行期比经济下行期更强,在货币政策扩张期比货币政策紧缩期更强;通过"渠道识别"得到"纯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纯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阻梗效应依然存在.研究结果说明,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有助于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国际关联及其解释

基于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借鉴Diebold和Yilmaz提出的关联测量框架,本文从总关联、总定向关联和两两定向关联三个方面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国际关联及其时变特征,并探索了国际关联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论:(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国际总关联度为37. 4%,且在样本期内呈现三个明显的急剧上升期,分别对应以下事件:2001年9月9. 11恐怖袭击事件、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2016年6-11月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大选;(2)美国、韩国、德国、法国、加拿大受其他国家不确定事件影响较大,且该五国的不确定事件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也较大。特别地,美国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最大发送者,而日本和墨西哥为最大接受者;(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两两定向关联存在国别差异。美国和韩国间具有强关联性,且处于同一区域的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间和德国、英国、法国三国间的关联性也较强;(4)地理位置相邻、同属于富人俱乐部和发送国影响力是产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国际关联的主要因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计稳健性与债务融资

以2007—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会计稳健性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债务融资显著负相关,会计稳健性有助于缓解二者的负相关关系,且民营企业的缓解效应高于国有企业。结论表明,经济政策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会显著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规模,而会计稳健性能够有效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给企业债务融资带来的不利影响。从外部视角研究宏观环境不确定性对债务融资的影响,并进一步明确不确定性的特定来源,丰富了债务融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同时对于企业缓解债务融资约束、优化债务契约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贸易的制度溢出效应与机制研究

文章在Antras、Levchenko和Acemoglu有关贸易比较优势的制度来源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制度比较优势的贸易来源,研究发现国际贸易对制度质量的影响存在"力争上游"、"甘居下游"和"左右逢源"三种效应:若贸易双方在依赖制度质量的商品技术差异极小,贸易会促使双方均改善其制度质量而"力争上游"(动态比较优势);若有一方有足够强的技术优势(斯密优势),其对方的国内制度质量很难改善甚至会恶化而"甘居下游"(比较优势陷阱);若一方没有足够强的技术优势(李嘉图优势),其对方的国内制度质量无需改善而"左右逢源"。     

贸易信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破产风险

文章主要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大的背景下,贸易信用在企业破产风险传播和防范中的作用。研究发现,贸易信用在资产端具有显著的风险引致效应,在负债端具有显著的风险化解效应,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企业通过主动调整贸易信用融出和贸易信用净额冲抵了部分不利影响。分类研究表明,贸易信用融出显著提高了外部融资依赖低企业的破产风险,贸易信用融入显著降低了外部融资依赖高企业的破产风险,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这些作用。贸易信用融出和贸易信用净额均显著提高了ST类企业的破产风险,同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强化了这一作用,这显著区别于非ST类企业。内生性检验及多种稳健性检验均显示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动的影响

本文基于33个新兴经济体1997-2013年的季度数据,分析了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动的影响.结果发现,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动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当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时,经济增长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成为资本流动的主导因素;而当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利差成为主要的影响因素.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危机后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资本流动的影响相对危机前有所减弱,而且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影响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对直接投资影响较小.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各国政府应当维护宏观经济稳定性,增加政策透明度和可预见性,避免资本流动的大进大出给经济带来的不利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