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PSM-DID检验

随着我国环境规制体系的不断完善,环境规制在促进经济绿色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其中2011年提出的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是这一体系中重要的一种环境规制制度。因此,在利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来测度中国2009—2017年30个省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将2013年在试点省市正式实施的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采用倾向匹配得分的双重差分法(PSM-DID)研究了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实证研究表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受环境规制的影响逐步改善,对MGTFP分解项的影响和对MGTFP的影响相一致。在对MGTFP分解项的影响中,技术进步所受的影响最大,纯技术效率所受的影响最小,综合技术效率所受到的影响要大于规模效率所受到的影响,产业结构、政府干预及城镇化对MGTFP及其分解项的影响存在差异,技术创新对MGTFP及其分解项的影响为正,对外开放对MGTFP分解项的影响为负,这与对MGTFP的影响一致。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兼顾好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的协调统一。环境规制政策作为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亦会影响企业内部的生产决策,进而对经济波动产生一定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综合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与环境绩效,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体现,基于此,本文利用工业污染源重点调查企业数据库,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重点考察环境规制政策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总体而言,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倒U”型影响;第二,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成本效应、创新补偿效应以及能源配置效应等渠道影响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第三,环境规制对不同规模、不同所有权、不同污染水平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本文认为,环境规制作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其在推行过程中要注意“度”的问题,避免过强的规制强度造成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失,进而损害企业生产效率与环境保护的协调。与此同时,政府要避免环境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刀切”问题,根据不同规制对象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     

要素市场扭曲下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及效应研究

基于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构建Malmquist生产率指数,考虑碳排放和农业面源污染等非期望产出,测算中国28个省份1997—2018年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最后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要素市场扭曲下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空间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考虑碳排放和农业面源污染等非期望产出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更符合中国农业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实际水平;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多数源于农业技术进步,较少出现农业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双轮助推的情形;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增长趋势,但增速较缓慢,且不同地域存在显著差异;要素市场扭曲抑制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政策效应分析——以沿线区域全要素生产率为视角

客观评价"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对沿线区域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政策效应,对政策的实施和完善,以及沿线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首先利用"永续盘存法"对样本区域的资本存量进行了评估,其次利用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及RD分解方法,测算了2004-2018年各样本区域的全要生产率(TFP)、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并利用双重差分和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PSM-DID)方法评估了"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对沿线区域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数的政策效应.结果 发现,尽管"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显著正向影响了重点建设区域的TFP及技术进步,但"中蒙俄经济走廊"沿线区域TFP仍然呈现负增长,而且与技术效率相比,技术进步更多的制约了区域TFP.为此,沿线区域在下一阶段发展进程中,要依托资源和区位优势,积极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挖掘技术效率的增长空间,更要激发技术进步的发展潜力,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还是抑制？

在“双碳”背景下通过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以2000—2020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为基础,构建超效率（SBM—GML）模型阐释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内在逻辑,在分别控制时间和地区的双固定效应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PQRM）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1）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是先抑制后促进;（2）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性差异,环境规制对高端分位点省级行政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程度远小于低端分位点省级行政区;（3）技术进步是我国东、中、西和东北等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因素,全域技术效率尤其是规模效率是阻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键因素。因此,地方政府首先要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及自然环境承受能力,完善环境规制政策,缩小区际差异;其次要加强基础性研究,破除技术垄断,优化生产流程,提升规模经济,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要素流动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来自国有部门改革的经验证据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针对两部门的生产函数估计框架得到了我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一致性估计,并从要素流动的视角实证分析了上世纪末以来国有部门改革政策对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本文研究发现,"抓大"政策使国有部门通过企业优化重组和部门内要素流动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最终提升了国有部门和制造业整体的生产率水平,而"放小"政策尽管对国有部门生产率有一定负效应,但通过部门间要素流动促进了制造业整体配置效率的提高,并贡献了1998—2007年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25%。本文的研究结果不仅为理解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环境政策促进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机制、困境与对策——基于创新模式选择视角

本文从环境政策的创新模式选择效应视角剖析了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增速放缓现象的成因及对策。考虑投资型规制、费用型规制、研发补助三类环境政策和外源型、内源型两种创新模式,本文理论阐释并实证检验了“环境政策工具-创新模式选择-GTFP”因果传导关系,发现不同环境政策工具以创新模式选择为中介对GTFP施加动态异质性影响;环境政策工具的内源创新激励效应越强,其对GTFP的短期促进作用越弱、长期促进作用越强。进而考察我国环境政策历史沿革,发现费用型规制强度持续、快速提高所引发的创新模式过度内源化是导致我国GTFP增速放缓的重要原因。上述结果揭示,发展单一的内源型创新模式难以实现GTFP平稳增长,即激进的创新驱动无法满足绿色发展的战略诉求。政策启示是设计环境政策空间布局,引导不同地区落实差异化环境政策方案,从而实现创新驱动与绿色发展的战略统筹,使GTFP回归平稳增长轨道。     

农村产业扶持政策协同致富的效应和机制——基于电商与旅游的实证分析

仓廪实则天下安,生活富裕的实现需要多方政策协同发力。本文基于2005—2019年1562个县域样本,设计三种情景来评估农村电商和乡村旅游两类产业扶持政策能否对农户生活富裕产生协同作用。结果表明：这两类政策各自均能促进农民生活富裕,而且两者共同实施能够产生更大的效应,利用PSM-DID作为稳健性检验也同样证实存在政策协同效应。更进一步,在进行异质性分析和机理检验后,发现西部地区的政策协同致富效应更为明显,且与单一政策相比,农村电商和乡村旅游间的政策协同可以通过促进乡村创业、非农就业来发挥更大作用。本文从协同视角考量农村电商、乡村旅游的政策效应,为多部门政策决策提供借鉴意义,以期形成合力助推于农民生活富裕和乡村振兴。     

基于AHM-可拓评价模型的老旧小区绿色改造综合效益评价研究

老旧小区绿色改造是推进城市更新、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的重大民生工程和发展工程,是实现存量建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而其综合效益评价也逐渐成为改造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文章从成本、经济效益、技术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5个维度出发,建立并完善老旧小区绿色改造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运用AHM(属性层次模型)确定指标权重,构建老旧小区绿色改造综合效益的可拓评价模型,并以某市老旧小区绿色改造为例进行实证分析。评价结果显示,老旧小区绿色改造相对于传统的改造综合效益更优。     

The Export Promoting Effect of Emigration: Evidence from Denmark

Ethnic networks exhibit the potential to lower barriers to trade. The paper identifies the export‐promoting effect of emigration on the firm‐level using Danish data for the year 2001. Accounting for taste similarity, self‐selection and unobserved heterogeneity, three main findings are established. First, the elasticity of manufacturing exports to emigration is robust and of similar size as the effect of immigration. Secondly, only immigration encourages market entry but not emigration, suggesting that variable cost reductions and demand for home‐country products are the driving force of emigrant network effects. Thirdly, benefits from emigration accrue exclusively to low‐productivity firms.     

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金融支持——基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角度检验了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支持效应.对于不同地区,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支持效果存在明显差异,金融支持对政府干预、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具有不同的敏感性.对于东中西部的新型城镇化,金融支持规模、金融支持结构和金融支持效率的侧重点需要区别对待.从宏观而言,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支持需要挖掘政府和市场的各自优势,统筹兼顾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优化政府干预以及市场配置的组合;从微观来看,需要加大对人口迁徙和转换、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城市和城市群的金融支持力度.     

对外开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渠道研究——基于珠江三角洲的实证分析

利用Malmquist指数方法,先测算出1978~2007年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技术进步、技术效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然后,利用脉冲反应函数和Granger因果检验动态模拟对外开放对技术进步、技术效率两种渠道的影响程度,以及对外开放和两者的因果关系。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大量引进外资和开展进出口贸易,虽然极大地提高了该地区技术效率,但却没有促进该地区技术进步的提高,反而对该地区技术进步产生了"挤出效应"。     

可置信政策、汇率制度与货币危机:国际经验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启示

本文从外汇市场微观结构理论角度,阐释了一国政府对外宣布的汇率制度,以及该国汇率政策的可置信性对货币危机发生的影响,并基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1970—2010年的经验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一国政府对外宣布的汇率制度弹性越大、容忍本国汇率波幅变动越大,其发生货币危机的几率反而更大;此外,若一国政府的汇率政策的可置信较低,将更容易引发国际投机资本对本国汇率进行投机冲击,增加发生货币危机几率。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不应放纵汇率完全自由过度波动,尤其在应对国际投机冲击时,试图通过扩大汇率弹性消除投机冲击的政策,反而可能将增加货币危机发生几率;加强正确的预期引导与审慎监管、引入"逆周期因子"机制防止非理性情绪放大单边市场预期与自我强化、提高政府维护汇率稳定政策的可置信性,将有助于消除市场恐慌,减少投机冲击,防范货币危机发生。     

我国价格支持政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2004年和2006年稻谷主产地区样本数据,运用倍差分析方法,着重考察了价格支持政策对稻谷生产的影响,研究发现,没有证据表明价格支持政策对稻谷面积扩大带来明显的激励作用,而且还存在较低的成本有效性（有着较大的成本节约的空间）;现存耕地面积、有效灌溉比重和农业劳动力数量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稻谷生产。为此,本文提出,要坚定不移地保持耕地面积不减少,加强以农田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长足发展。     

劳动力市场中的财政政策效应——基于中国经验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就业在受到重创之后快速回弹,这与政府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否相关？为此,本文通过扩展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解释财政政策就业效应的微观作用机制,并应用因子分析法实证检验中国财政政策对劳动力市场动态均衡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发现:财政政策对稳定劳动力市场均衡具有积极作用,而且税收政策的效应强于财政支出的效应;1990-2012年以来,伴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财政政策对劳动力市场动态均衡的影响经历了弱显性期、显性期、效用增强期三个阶段.     

The Effect of Education on Old Age Cognitive Abilities: Evidence from a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In this paper we exploit the 1947 change to the minimum school-leaving age in England from 14 to 15, to evaluate the causal effect of a year of education on cognitive abilities at older ages. We use a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analysis and find a large and significant effect of the reform on males' memory and executive functioning at older ages, using simple cognitive tests from the English Longitudinal Survey on Ageing (ELSA) as our outcome measures. This result is particularly remarkable since the reform had a powerful and immediate effect on about half the population of 14-year-olds. We investigate and discuss the potential channels by which this reform may have had its effects, as well as carrying out a full set of sensitivity analyses and robustness chec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