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国农村家庭财富差距

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和推动乡村振兴是二十大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用分位回归方法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农村家庭财富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显著提高农村家庭财富,有助于缩小家庭财富差距。随着家庭财富由低到高,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农村不同财富家庭总资产的正向影响由大到小。由于不同财富家庭的负债结构差异较大,随着财富由低到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净资产的影响则由小到大。夏普里值分解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财富差距的贡献度近三分之一。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低收入家庭和低教育水平家庭财富的正向作用更强,进一步证明了上述结论。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促进农村家庭特别是低财富家庭的创业行为,而创业对于最低财富组家庭资产的正向刺激作用最强;受流动性约束可能性越大的低财富家庭,越能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中获益。因而进一步证实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缩小农村家庭财富差距。本文的研究说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探索农民致富路径和推进乡村振兴有积极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夜间经济与家庭消费

挖掘居民消费潜力、提振消费信心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环节。数字普惠金融推动的移动支付和金融可得性对于消费的影响巨大且深远。本文在从理论层面阐释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消费的机制路径基础上，将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三期微观数据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匹配，实证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家庭消费的经济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升家庭消费总支出，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生活满意度、社会保障满意度、经济预期和经济现状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机制研究表明，夜间经济已成为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家庭消费的新机制，其具备的延时效应、协同效应和集聚效应对消费有着多重影响。为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增强消费信心，不仅要挖掘数字技术在拓展消费场景、驱动供需匹配和支持夜间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的信息红利，还应将有限的金融资源用于薄弱环节、重点领域和民生短板，更好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发挥好金融“活水”在降低风险和不确定性方面的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收入水平与家庭负债

伴随着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经济行为产生了巨大影响.利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匹配数据,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下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负债变化.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家庭负债水平和家庭债务杠杆,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流动性约束、非理性支出和便捷化交易三条机制促进家庭债务规模和债务杠杆上升;数字普惠金融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中对债务杠杆的提升幅度不一样,相比于高收入家庭,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家庭债务杠杆的提升幅度更明显.面对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如何防范金融风险,引导数字普惠金融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

人类正在经历的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对效率和公平的影响巨大且深远。中国尤其得益于互联网革命,使得中国实现了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本文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相结合,评估互联网革命所推动的数字金融的发展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首先,基于分样本实证分析,发现中国的数字金融不但在落后地区的发展速度更快,而且显著提升了家庭收入,尤其是对农村低收入群体而言。可见,数字金融促进了中国的包容性增长。其次,对于数字金融至包容性增长的传导机制,本文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帮助改善了农村居民的创业行为,并带来了创业机会的均等化。最后,通过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特别有助于促进低物质资本或低社会资本家庭的创业行为,从而促进了中国的包容性增长。     

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新动力

数字普惠金融是拓宽新型城镇化建设融资渠道的重要路径。基于此,文章利用中国2011—201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异质性检验来看,结构异质性中使用深度促进效果最为明显,区域异质性中内陆地区和数字普惠金融水平低的地区表现为显著的促进作用。从传导渠道讨论来看,就业效应、收入效应以及创新效应在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影响中均发挥了部分正向中介效应,即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就业效应、收入效应以及创新效应对新型城镇化建设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最后,依据实证结论得出相关政策启示。     

金融素养、金融普惠性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基于2019年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运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以金融普惠性为切入点,检验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提升金融素养水平和金融普惠性可以显著优化家庭低、高风险金融资产配置;金融普惠性在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中起到中介效应作用,其中金融普惠性在金融素养对高风险金融资产占比的影响中具有遮掩效应;此外,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优化效果在城镇和东部地区更加明显。因此,应全面推动金融知识普及,提升国民金融素养水平,同时深化金融普惠性供给侧改革,加大落后地区金融基建力度,发挥金融普惠性的重要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与消费风险平滑：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

本文将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匹配,考察了我国数字金融发展对居民家庭风险平滑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居民家庭,尤其是低收入和农村家庭的风险平滑能力。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既提高了居民家庭利用社会关系网络进行风险分担的能力,也提高了居民家庭的自我保险能力;这两方面机制共同提升了居民家庭的风险平滑能力。然而,传统的银行信贷并未显著改善家庭的风险平滑能力。     

数字普惠金融、创业活跃度与包容性增长

文章使用双向固定效应、系统GMM、中介效应和门槛模型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地促进了包容性增长及其子维度的提升,创业活跃度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机制,缓解信息不对称有助于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边际贡献。进一步研究表明,在传统金融服务密度高和电子商务发展水平高的区域,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信息不对称的有益影响更加凸显。文章对深入理解数字普惠金融的运行机理以及提升其促进包容性增长的边际贡献提供了有益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对信贷分配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2011—2018年我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样本数据,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信贷资源分配的影响。结果表明:整体上,数字普惠金融对信贷分配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一定程度上的地方政府干预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会对信贷分配产生正向和负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信贷分配的影响存在着区域异质性,其中区域异质性受地方政府干预、金融发展水平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因素的影响,应采取措施促进信贷资源有效分配和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受教育水平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

基于2014年、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对此,文章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积极效应,主要包括覆盖广度和发展(使用)深度,且进一步考察户主受教育水平可能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促进家庭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其中一级维度指标发展深度对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更加显著、稳定;但户主受教育水平的调节作用与预期并不完全一致,其仅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深度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中起着显著调节作用。相关结论有助于厘清数字普惠金融作用于家庭金融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与实施路径。     

普惠金融、家庭异质性与消费结构升级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2017年的微观数据,构建家庭层面普惠金融指数,研究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发现普惠金融可显著促进家庭总体消费水平提升,降低生存型消费占比,提升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占比,推动消费结构升级;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促进效应在低收入和农村家庭更显著;普惠金融可通过提升家庭收入水平从而促进消费潜力释放,同时金融素养会调节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效果。因此,应大力支持普惠金融发展,针对家庭异质性特征精准制定普惠金融政策,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促进家庭消费结构升级,使普惠金融成为提振消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数字普惠金融、居民生活压力与幸福感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居民幸福感,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指数、使用深度指数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均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了较为显著正向影响.与高收入(中东部地区、城镇地区、男性、高教育水平)群体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低收入(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女性、低教育水平)群体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相对更大.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生活压力(体现在经济压力和制度排斥压力方面)的路径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居民幸福感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数字金融普惠体系.     

数字普惠金融、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已成为社会各界重点关注的议题。本文将数字普惠金融、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知识产权保护均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融资约束与财务风险来促进企业创新;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激励作用有利于提高企业的产品与资本市场表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异质性检验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创新的调节作用具有“规模效应”“融资依赖效应”和“阶段效应”。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企业创新的相关文献,还为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优化知识产权环境提供了有益启示。     

数字金融、居民劳动参与及家庭财务脆弱性

国内居民劳动参与不足、家庭财务风险隐现,发展数字金融能否破局？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本文从微观视角探究数字金融对居民劳动参与及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与数字金融使用程度的加深,有助于促进居民劳动参与,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通过增加居民创业、吸引劳动力流动促进居民进行劳动参与,居民劳动参与的增加有助于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另外,数字金融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的效应还可通过提升家庭金融素养、提高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来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不同特征的个体、家庭与地区,数字金融促进居民劳动参与、降低家庭脆弱性的边际效应既存在“数字红利”,也存在多维“数字鸿沟”。本文的结论为优化数字金融发展,利用数字金融来破解居民劳动参与率不足和家庭财务风险激增两大难题提供了政策参考。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空间不平衡性与成因探究

本文基于国家重大战略区域视角,采用Theil指数测度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不平衡性,并利用QAP方法探究其成因。研究结论显示,我国国家重大战略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不平衡性呈下降趋势,且区域间差异是其空间不平衡性的主要来源;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传统金融基础和数字技术水平地区差距是影响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空间不平衡的重要因素;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差距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它是长江经济带、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空间不平衡的决定因素,而城镇化则构成了黄河流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空间不平衡的决定因素。为促进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协调发展,应客观对待国家重大战略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空间不平衡性,并因地制宜、精准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