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公司异常扭亏、商誉减值与审计风险 ——基于盈余管理视角

本文以沪深两市2009-2018年间连续两年ST企业的第三年财务数据为研究对象,首先以理论分析的方式对盈余管理视角下ST公司异常扭亏、商誉减值与审计风险关系进行假设,然后利用实证分析的方式对假设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商誉减值会加剧审计风险,出于盈余管理动机的商誉减值对审计风险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ST公司异常扭亏会加剧审计风险,出于盈余管理动机的ST公司异常扭亏对审计风险的加剧作用更为显著;ST公司异常扭亏正向调节商誉减值与审计风险间的相关性,出于盈余管理动机下ST公司异常扭亏对商誉减值与审计风险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更为显著.     

并购商誉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分析

根据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0～2020年的披露数据，用OLS方法检验并购商誉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并购商誉越高的企业融资约束越大，其主要作用渠道是高并购商誉增加了企业完成业绩承诺的难度，加大了债务违约风险，导致企业获得的投资减少；高并购商誉存在虚假信息，增加了信息不对称程度，企业股权融资成本增大。在更换不同的融资约束测量指标、进行PSM匹配和加入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有效。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企业、外部治理水平低和高管高度自信的企业融资能力更弱。本研究深化了高并购商誉给企业带来风险的分析，为并购及投资风险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     

超额商誉、薪酬激励与企业风险承担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并购活动日益频繁,随之而来的商誉资产急剧增长并不断累积,商誉泡沫逐渐成为资本市场研究中广泛讨论的话题。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超额商誉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超额商誉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对二者之间的负向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且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中。文章不仅丰富了超额商誉与企业风险承担领域的相关研究,同时研究结论也为上市公司并购决策和投资者等资本市场参与者更好地理解商誉泡沫带来的经济后果以及高管薪酬激励体制改革提供一定的参考。     

债务违约风险、关键审计事项与审计收费

以2016—2019年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债务违约风险影响审计收费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债务违约风险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均与审计收费显著相关;债务违约风险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数量显著相关;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在债务违约风险与审计收费之间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分类研究表明:(1)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中介效应仅存在于被出具标准审计意见和非“四大”审计的企业;(2)随时间推移,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在提高审计报告沟通价值上呈现逐渐增强趋势。     

并购商誉、投资者情绪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

并购重组在盘活资本市场存量资源,助力企业外延式发展的同时也形成了大规模商誉溢价.近年来,上市公司因并购商誉引发股价"暴涨暴跌"之现象愈演愈烈,引起了市场各参与者的高度重视.文章结合股价崩盘风险与行为金融理论,分析了并购商誉、投资者情绪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间的影响,以及投资者情绪对并购商誉股价崩盘效应的影响.基于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存在并购商誉且并购商誉净额规模越大的上市公司,其股价未来崩盘的概率越高;投资者情绪不仅会使企业股价崩盘风险上升,还使得并购商誉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加剧作用增强;投资者情绪的一系列股价崩盘风险影响力仅由情绪高涨状态所驱动,投资者情绪低落时并不存在.     

论高额商誉风险的后果与启示--以海航科技为例

以海航科技为例,对其形成的商誉及商誉减值问题进行深入的剖析,发现高额商誉的形成将有可能透支公司资产价值,加大财务风险,且商誉减值将会引发严重的利润亏损。为了更好地防范商誉泡沫和商誉减值风险。合理准确评估企业价值,或是改变商誉的计量方式,规定商誉的摊销方式,是关键所在。对商誉会计确认及初始计量工作进行一定的表述,对合理准确评估被购买方企业,并对未来如何合理计量企业价值进行相应的探讨,并对减少商誉堆积、防范风险进行总结。     

客户-审计师不匹配关系与企业商誉

以2007—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客户-审计师不匹配关系对企业商誉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客户-审计师向上不匹配关系对并购商誉泡沫具有抑制效应，客户-审计师向下不匹配关系则加剧了企业商誉泡沫。随着内外部治理环境的改善，客户-审计师不匹配关系对企业并购商誉的影响有所削弱。上述结论在使用替代指标、剔除干扰样本、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此外，进一步研究发现,客户-审计师向上不匹配关系能显著降低企业商誉减值；但客户-审计师向下不匹配关系对商誉减值影响不显著。     

超额商誉是否影响审计意见？

近年来,商誉对经营业绩与企业价值的负面影响引起广泛关注,但审计视角下的研究相对较少。以2010—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超额商誉对审计意见的影响,研究发现：（1）超额商誉会显著提高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2）中介效应检验显示,经营风险与审计投入是作用路径;（3）异质性检验表明,在民营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低、制度环境好、分析师关注度高等样本中,超额商誉对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     

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抑制商誉泡沫吗?

并购盛行使商誉估值泡沫愈发严重。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能有效抑制商誉泡沫行为;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越佳,商誉资产越低,超额商誉越少,这一抑制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中介效应研究揭示了两者之间影响机制：社会责任履行主要通过声誉激励机制和提高信息透明抑制商誉泡沫;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自愿披露更能有效发挥抑制效应,内部控制质量高的企业,抑制效应更明显。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及信息披露作为一种有效的治理机制,发挥了信号传递和声誉约束功能,提高了商誉估值公允性,能够抑制商誉泡沫,有利于降低风险,维护市场稳定。     

企业合并中“商誉泡沫”难题的破解——基于盾安民爆借壳江南化工的案例研究

资本市场上的并购行为犹如"显像剂",能够使被并购企业内部的商誉显现,但有时这-"显像剂"又会伴随产生放大的效果,导致"商誉泡沫"(即由商誉高估所产生的巨额商誉问题)的出现。国内外对于"商誉泡沫"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生原因、如何避免其产生以及对企业的影响这三个方面,而对产生后如何进行处理的研究则较少。本文通过对我国民爆行业反向收购第一股——盾安集团借壳江南化工案例的深入分析,来探究企业合并中巨额商誉的处理方法,以期为其他企业在解决此类问题上提供借鉴。     

共享审计能抑制并购商誉饱沫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7—2017年我国上市公司并购事件为样本,考察共享审计对并购商誉泡沫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并购双方共享审计显著降低了新增并购商誉金额,且在并购完成后,显著降低了并购商誉发生减值的概率以及商誉减值的计提比例。进一步探究作用机理发现,共享审计能够显著抑制并购方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同时,分组检验结果显示,共享审计对并购商誉泡沫的抑制作用主要在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的情境下成立,表明上述作用是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得以实现的。     

并购商誉、外部监督与审计师定价策略

并购商誉因专业判断空间大成为风险的"蓄水池",审计师能否及时对这一风险做出反应引起理论界的关注.文章以2008—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取多元回归的方法分析并购商誉对审计师定价策略的影响,以及外部监督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并购商誉会对审计定价产生正向影响;同时,考虑外部监督的治理作用后,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媒体监督能够抑制并购商誉对审计定价的正向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独立机构投资者和非独立机构投资者对两者关系的抑制作用存在差异,前者的抑制作用更强.该研究结论拓展了并购商誉经济后果方面的文献,建议审计师给予商誉资产足够的重视,提高审计质量,以期为利益相关者提供更可靠的决策依据.     

债券市场能识别并购后商誉减值的风险吗——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的分析

以2010—2019年间发行公司债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债券市场对企业商誉减值信息的传递效率。研究发现:企业商誉减值与债券信用利差显著正相关,并购后计提商誉减值的企业债券信用利差更高。与未处于业绩承诺补偿期的企业相比,处于业绩承诺补偿期的企业商誉减值后,债券信用利差会更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债券市场对并购溢价高的企业的商誉减值信息反应更敏感,而对于使用现金支付进行并购后的企业商誉减值信息则较不敏感。此外,支持企业进行并购的宏观政策效应强化了债券市场对企业商誉减值信息的反应,商誉减值会通过降低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来增加债券信用利差。结果表明,我国债券市场能识别并传递商誉减值信息所带来的风险,为企业进行理性并购提供借鉴,也对进一步优化完善并购重组制度和防范化解商誉减值风险具有一定的启示。     

CEO金融背景与企业商誉减值风险研究

文章基于我国金融风险防范背景,以我国2009—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CEO金融背景对企业商誉减值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CEO金融背景有助于缓解企业商誉减值风险,聘请具有金融背景的CEO的企业所面临的商誉减值风险较低.进一步研究发现,产权性质、市场化水平和市场类型会对CEO金融背景与企业商誉减值风险之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在非国有企业、市场化水平较低、创业板企业样本中,CEO金融背景对商誉减值风险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     

商誉减值对企业审计意见的影响研究

本文选取2012—2019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分析了商誉减值对企业审计意见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盈余管理强度的中介效应和企业净资产纯收益率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商誉减值规模越大,企业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越高;盈余管理是商誉减值与审计意见正相关的中介变量,企业商誉减值伴随着盈余管理,盈余管理导致企业更有可能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扣除商誉减值的企业营业绩效存在负向的调节作用,营业绩效越好,相同商誉减值计提规模下的企业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概率更低.     

审计师会收取并购商誉风险溢价吗？——基于代理成本和经营风险视角

并购是企业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但近期并购商誉中对未来预期的风险暴露引起资本市场震动。以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并购商誉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并购商誉与审计费用正相关,即审计师能够成功识别商誉风险并在审计费用上加以反应,体现出审计制度的有效性。通过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代理成本和经营风险在并购商誉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考虑外部监督的调节效应,发现机构投资者能调节代理成本和经营风险的中介效应。     

商誉减值、未来经营风险与审计师决策

本文以2008—2018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从审计意见和审计收费两个层面对审计师决策解释,探究未来经营风险和商誉减值下审计师决策受到的作用与影响,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未来经营风险越高的企业越容易被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同时承担较高的审计收费;商誉减值比率越高的企业越容易被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收费较高;商誉减值显著增强未来经营风险与审计师决策之间的相关性.     

代理冲突、内外薪酬差距与并购商誉

以2012—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商誉的准则规定为基础,从管理层代理冲突与内外薪酬差距角度研究商誉的形成机制、影响因素及经济后果。实证结果表明,管理层代理冲突越严重,企业通过并购形成的商誉规模越大。提高内部薪酬差距可以弱化代理冲突与并购商誉规模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发挥治理作用;而对于外部薪酬差距,正向差距不会产生明显影响,负向差距越大越会加剧代理冲突与商誉规模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代理冲突越严重的公司,其商誉越有可能在后续出现大额减值现象,并对公司绩效产生负面影响。研究结论有助于进一步从代理冲突及管理层薪酬结构的视角客观认识商誉在形成过程中受到的影响,帮助企业从优化内外薪酬差距的角度来约束商誉中非合理部分的形成,降低企业风险。     

企业并购中财务风险的类型及其规避

企业并购是市场上的永恒主题,当今世界,并购事件频频发生,企业在并购中会涉及许多财务风险,在众多并购案例中出现风险最多的是支付风险、债务风险、商誉减值风险和运营风险。规避措施包括维持必要的现金流,建立债务风险预警系统,对商誉初始价值进行合理估值,通过财务内控机制的健全防范运营风险。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商誉减值的影响

商誉减值风险是影响资本市场秩序的重要风险之一。本文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为切入点,选取2009～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外部宏观环境要素对企业商誉减值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显著增加了企业商誉减值,而盈余管理会削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商誉减值间的关系。进一步地,从企业经营、公司治理和产权性质角度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商誉减值影响的异质性,发现经营风险高、自由现金流不确定性高、代理冲突严重和产权性质为非国有的企业,商誉减值规模更大。上述研究结果为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背景下商誉减值计提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提示有关部门关注当前经济政策不确定下的商誉减值风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