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信贷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及机制

本文研究商业信贷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及机制,从商业信贷角度解释中国企业在银行信贷约束下创造出口增长奇迹的现象。文章首先将商业信贷引入异质企业出口模型,证明在银行信贷约束下,商业信贷直接和间接地促进企业出口,促进机制是直接缓解企业出口可变成本融资约束和促进银行信贷进而间接降低企业出口融资成本。文章接着运用中国制造业大样本企业面板数据,采用Heckman选择模型,从出口概率和出口强度方面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了上述理论分析,发现商业信贷对企业出口概率和出口强度的促进作用在高竞争性行业比低竞争性行业明显,在民营企业比其他企业明显,但是商业信贷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出口影响不显著。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使用2009—2019年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公布的工业机器人数据和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从投资决策和投资强度两个方面考察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整体上促进了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主要促进了中国企业对高收入国家(地区)的投资概率和投资强度；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工业机器人应用能够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和创新激励效应两条渠道促进中国企业投资于高收入国家(地区);异质性分析显示，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中国企业投资于高收入国家(地区)的促进作用主要集中在非国有企业、沿海地区企业、低外部融资依赖度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基于投资动机的研究显示，工业机器人应用能够显著促进中国企业在高收入国家(地区)开展商贸服务型及研究开发型对外直接投资，而对当地生产型对外直接投资未产生显著影响。本文研究肯定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积极作用，对促进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及推动企业更好地“走出去”具有重要启示。     

融资约束如何影响了中国制造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效应和机制

本文估算了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的融资约束及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系统检验了融资约束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显著抑制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融资约束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抑制作用具有异质性,加工贸易企业、民营企业、低生产率企业、东中部地区企业的融资约束对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抑制作用较大;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显示,技术创新和成本加成率是融资约束抑制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两个重要机制。因此,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缓解中国制造业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状况,提升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融资水平,同时提高其技术创新能力和成本加成率,是提高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推动中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重要路径。     

产业政策与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产业政策的扶持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本文使用2006-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从微观层面研究了产业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鼓励性产业政策显著促进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市场竞争环境、外部金融依赖度以及企业生命周期阶段均会影响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鼓励性产业政策主要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增加企业研发投入促进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融资约束的缓解会促进企业选择跨国并购,而研发投入的增加则促进企业选择绿地投资;此外,产业政策对企业投资模式的影响还受到东道国国际投资保护程度的显著影响.     

制造业集聚与企业减污:大气污染和水体污染的差异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深化和创新制造业集聚，促进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本文基于1998—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的合并数据，采用Bartik方法构建城市层面的外部需求作为工具变量，精细甄别了制造业集聚对企业水体污染和大气污染排放的差异化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样本期制造业集聚加剧了企业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抑制了企业二氧化硫排放。机制分析表明，制造业集聚所带来的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大体相仿，结构效应却迥异，即制造业集聚显著降低了煤炭消费占比和能源强度，这是其抑制企业二氧化硫排放的重要原因，不过，制造业集聚降低了企业循环用水率，还提高了新鲜水资源消耗占比，这是其加剧企业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的重要原因。异质性分析表明，制造业集聚对国有企业、非高技术行业和城市集聚水平较高地区企业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的促进作用更大，对非国有企业、高技术行业和高集聚水平地区企业二氧化硫排放的抑制作用更强。本文研究为推进企业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提供了有益启示。     

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的三元边际

本文利用中国海关贸易和工业企业的合并数据,通过构建企业运营资本投资敏感性指标作为企业融资约束的代理变量,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三元边际的影响效应。计量模型的检验结果显示:第一,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的进入边际以及扩展边际呈现显著的制约效应,对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影响不大,企业融资约束与扩展边际存在典型的"U型"关系。金融发展程度的提升能够极大改善企业的融资约束的制约效应;第二,从不同出口方式来看,融资约束对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进入形成一定的抑制效应。在扩展边际方面,融资约束对从事加工贸易和混合贸易企业的高端出口能力产生极大的制约效应,而对一般贸易的出口能力影响不显著。此外,作为"看得见的手"的政府补贴并未对出口决策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也并未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对出口产生的抑制效应。因此,稳步推进中国金融改革进程,提高金融市场化水平,适时调整中国政府对企业的补贴规模与方向,可能会有利于中国本土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制造业行业出口的影响研究

本文借鉴Cai和Stoyanov (2016)的方法,把蕴含在劳动力内的能力划分为年龄增值型技能、年龄贬值型技能和体能,并利用2012—2016年"省级—行业"层面的数据研究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制造业行业出口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人口老龄化会显著促进密集使用年龄增值型技能的行业出口;(2)人口老龄化会显著抑制密集使用年龄贬值型技能和密集使用体能的行业出口。进一步的拓展性分析表明:(1)与外资参与度高的行业相比,外资参与度低的行业出口受人口老龄化不利冲击的影响更大;(2)与东部和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制造业行业出口受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更为显著;(3)制造业行业出口主要受乡村户籍人口老龄化的影响;(4)省际人口流动降低了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行业出口的影响。因此,积极发挥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行业出口的正向促进作用,有效化解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行业出口所带来的不利冲击,是促进中国制造业出口转型升级的题中应有之义。     

融资约束与中国企业出口方式选择

与直接出口相比,间接出口降低了企业出口的固定成本,但增加了出口的可变成本.本文首先在Melitz(2003)的理论框架下引入融资约束和多种出口模式,研究发现融资约束大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间接出口模式,以节约出口固定成本和缓解融资约束.基于此,本文利用世界银行2012年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融资约束对我国企业出口模式的影响.本文发现:第一,融资约束的增加不仅增加了企业间接出口的可能性,也增加了间接出口规模;第二,对外部融资依赖较大的企业而言,融资约束的增加对企业间接出口模式和间接出口规模的影响更加明显;第三,生产率对企业出口模式的影响不明显,但企业规模、经营时间、外资和研发投入的增加降低了间接出口的概率和规模.总之,融资约束的增加迫使企业选择间接出口模式,以节约出口的固定成本,而这对外部融资依赖较大的企业更加明显.     

出口参与对制造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异质性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4—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研究出口参与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处于较低水平,整体呈"金字塔"型,且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呈下降趋势;基于全部样本匹配的实证结果表明,出口使得企业层面劳动收入份额提高,并且这种影响具有滞后性;按地理区位分组的结果表明,出口使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制造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相对提高,按企业规模分组的结果显示,出口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具有"逆规模"特征,出口的正向作用主要集中于中小型企业;按行业分组的结果显示,出口对于大部分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贸易便利化能否提升中国企业产能利用率——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证据

贸易便利化环境的改善为企业提升产能利用率带来了新契机。文章通过构建贸易便利化对产能利用率的理论框架,采用中国企业层面数据,检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对产能利用率的微观影响。结果表明：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显著提升了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从贸易便利化类别来看,沿线国家口岸及物流效率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效应最大,其次为规制环境、金融及电子商务、海关及边境管理;从企业所属行业、所在地区与出口决策来看,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对进口中间品高依赖度企业、内陆地区企业及非出口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效应更大;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产生的出口扩张效应、中间品进口替代效应、生产率改进效应是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的重要渠道。     

贸易壁垒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与中国制造业的证据

出口贸易壁垒和进口贸易壁垒的实施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本文在归纳贸易壁垒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基础上,利用2000—2015年中国制造业25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运用多种计量方法对理论分析的结论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出口贸易壁垒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这种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出口边际扩张和对外直接投资增加的传导机制实现的;进口贸易壁垒则阻碍了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这种影响主要源于对研发投入和中间品进口规模的抑制。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贸易壁垒对不同技术特征制造业细分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差异。本文的研究,明确了出口贸易壁垒和进口贸易壁垒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利与弊,对推进中国制造业提质升级或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地理集聚、契约执行与企业的出口决策——基于我国制造业企业的研究

利用2000-2007年我国制造业企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本文采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考察了地理集聚通过专用性投资对我国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结果显示,地理集聚程度的提高会显著促进企业的出口决策和出口规模,而且其对高契约密集型行业内企业影响更大,对出口决策的影响超过出口规模。分样本估计的结果还表明:(1)地理集聚显著改善了内资企业的出口决策,但对外资企业的影响较小;(2)与高契约密集型行业相比,地理集聚对低契约密集型行业内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更大;(3)集聚对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在契约不完全程度越高的地区表现越突出。     

金融发展、外部融资约束与出口平稳发展——基于贸易联系持续期视角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1997-2011年HS-6位数产品出口数据,利用生存分析方法研究外部融资约束对我国出口贸易联系持续期的影响及其行业差异。统计分析显示,我国出口贸易联系持续期的中值仅为2年。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外部融资约束降低对我国出口平稳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将28个样本行业分为高、低外部融资依赖两组,分析显示融资条件改善对于低外部融资依赖行业出口的平稳发展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这一结果是我国金融体系中存在制度性偏向的直接反映。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改善外部融资条件、促进我国出口贸易平稳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外资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

本文以放松外资管制为准自然实验,考察了外资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研究发现,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该作用对国有企业、非加工贸易企业、低出口比较优势企业以及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更为显著.将外资自由化影响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机制归纳为统一的溢出效应,发现相比水平溢出,外资自由化更倾向于通过前后向关联效应促进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提升,且前向关联效应发挥作用更大.此外,制度环境能够强化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提升作用,且产权制度的作用强于契约制度.本文不仅肯定了外资自由化的出口绩效,而且为中国更深层次地对外开放提供了理论依据.     

金融服务部门开放对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金融服务部门开放提供了更多的优质金融服务,便利了企业融资,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支持。为系统研究金融服务部门开放与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世界银行微观企业调研数据库和服务贸易限制数据库,实证分析了金融服务部门开放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服务部门开放促进了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进一步引入行业特征的分析表明,高外部融资依赖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受金融服务部门开放的影响更大,金融服务部门的开放将更有效地促进这类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蓬勃发展。本文研究证实融资纾解效应是金融服务部门开放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主要渠道。     

地理集聚是否影响了地区出口比较优势——基于商业信用的视角

本文从商业信用视角,基于中国分省分行业数据,考察了地理集聚对地区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地理集聚程度高的地区,商业信用依赖度高的行业有更大的出口比较优势,这一结论不受内生性、不同度量指标及其它地区因素作用的影响。进一步分析地理集聚在出口比较优势作用上的地区差异性,发现与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的高地理集聚程度显著促进了商业信用依赖度高的行业出口,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异较小。     

环境管制如何影响了中国企业的出口行为——基于企业融资异质性视角

以地方环境立法政策的实施进行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和事件分析法系统全面评估环境管制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管制不仅显著地促进了企业出口规模的扩大,而且还明显提升了企业出口概率,并且这一促进作用随立法时间推移而逐步增强;进一步引入企业融资约束的异质性进行分析发现,环境管制对高融资约束企业出口没有明显的影响,但显著促进了低融资约束企业的出口,并且该效应随着企业融资约束程度降低而不断增强;对影响机制检验发现,环境管制激励了企业(尤其是低融资约束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和技术改进活动,促进企业研发创新和生产率的提升,从而对企业出口产生积极的影响;研究环境管制与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质量的影响发现,环境管制在总体上促进了企业出口质量升级,并且这一作用随着企业融资约束的降低而增强。     

生产率对民营企业出口的影响:基于制度环境与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

以制度环境与融资约束二元概念为切入点构建"区域制度环境差异与融资约束假说",选择2011-2012年中国制造业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制度环境、融资约束、生产率及出口倾向间关系。结果表明:中国民营企业出口确实存在"生产率悖论",但加工贸易企业的存在并非是导致"生产率悖论"的主要原因;将生产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后,发现"悖论"主要体现为"规模效率悖论";区域制度环境的改善强化生产率对于出口倾向影响;融资约束弱化了生产率对出口的促进作用,强融资约束是造成中国民营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根本原因。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是否有助于促进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机理分析与效应检验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分析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对技术密集型行业提升效果最大。机制检验表明新型基础设施对国内中间品投入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替代效应”,对出口企业成本的降低具有显著的“成本效应”,并且随着这两种效应的推进,其对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作用增强。异质性检验表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发达地区、加工贸易以及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促进效果更好,其中就贸易发展方式而言,有助于推动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向高附加值的一般贸易转变。本文基于微观企业视角,考察了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与制造业企业对接发展的作用结果,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发展及推动中国制造业实现出口升级的路径探索提供理论和经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