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资源错配的视角

基于2001-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及国家"十五"、"十一五"规划文件,本文采用DID方法实证检验重点产业政策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样本期内,重点产业政策显著抑制了重点行业TFP的提升,且这种负向影响在资本和劳动力扭曲严重的情况下尤为明显。进一步的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存在资源错配中介效应,即重点产业政策导致制造业TFP下降的部分影响是由于行业资源错配恶化引起的。对产业政策工具支持强度与企业异质性之间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产业政策工具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所有制和规模偏向,且除税收优惠外,政策资源更多地流向了重点行业内TFP较低、绩效较差的企业,从而导致行业内资源错配的加剧。因此,产业政策设计的着眼点应转移到对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率上,并合理把握产业政策干预市场的边界,进一步深化以国企改革与要素价格改革为核心的市场化改革。     

融资约束与中国企业出口方式选择

与直接出口相比,间接出口降低了企业出口的固定成本,但增加了出口的可变成本.本文首先在Melitz(2003)的理论框架下引入融资约束和多种出口模式,研究发现融资约束大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间接出口模式,以节约出口固定成本和缓解融资约束.基于此,本文利用世界银行2012年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融资约束对我国企业出口模式的影响.本文发现:第一,融资约束的增加不仅增加了企业间接出口的可能性,也增加了间接出口规模;第二,对外部融资依赖较大的企业而言,融资约束的增加对企业间接出口模式和间接出口规模的影响更加明显;第三,生产率对企业出口模式的影响不明显,但企业规模、经营时间、外资和研发投入的增加降低了间接出口的概率和规模.总之,融资约束的增加迫使企业选择间接出口模式,以节约出口的固定成本,而这对外部融资依赖较大的企业更加明显.     

绿色营销、企业异质性与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微观企业的证据

通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基于异质性的视角从微观企业层面全面系统地评估了绿色营销水平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绿色营销与企业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绿色营销对企业生产率存在促进效用;尽管不同所有制类型和污染密集程度企业的生产技术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绿色营销对各类型企业生产率影响并未因为企业类型的不同而造成差异。研究表明了绿色环保和企业生产率提升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协同发展的,并且为今后我国企业对绿色营销的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出口信号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来自民营企业的证据

融资约束是阻碍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从缓解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与市场协同两个角度分析了出口信号对民营企业外源与内源融资约束的影响。本文利用1997-2009年的民营企业数据,使用出口距离作为衡量企业出口的工具变量,发现释放出口信号的企业,外源和内源融资能力相比非出口企业更强,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中均成立。本文认为在当前一带一路倡议的布局下,政府应当全面支持和促进市场化的进程,积极解决国有企业和政府相关机构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利用更全面的信息协助银行等金融部门合理配置投资资金;鼓励有出口能力的企业通过释放良性的出口信号,缓解企业外援融资困难的问题,从而促进企业能够通过内源融资实现持续经营。     

融资约束、生产率与企业出口:基于中国企业不同贸易方式的分析

文章在Melitz(2003)的基础上,将融资约束引入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进而研究不同贸易方式中企业出口比重变化在融资约束和企业生产率上的差异和变化。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出口比重提高有助于降低融资约束。(2)低生产率的企业以加工贸易的形式扩大出口,高生产率的企业会以一般贸易的形式扩大出口。实证研究采用海关数据和制造业企业数据,检验结果支持理论假设。中国出口企业主要通过出口比重的边际调整来最大化融资约束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得失,因此若想通过"出口学习效应"更快成长,政府应该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即松解融资约束和转变出口增长方式。     

出口、出口目的地与工资水平——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层面证据

文章基于企业技能结构视角,依据企业出口行为决策与技能构成理论模型建立计量模型,运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层面出口贸易数据,实证分析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出口目的地与企业工资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出口密集度、向高收入国家出口占比与企业工资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采用工具变量估计方法进行检验,发现向高收入国家出口显著促进了企业工资水平的提高,而出口本身对企业工资水平的提高并没有显著的因果影响。文章进一步验证了质量升级机制和出口目的地特定服务机制在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行为中成立。     

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存在性检验——来自2005～2008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在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提出后,对中国企业生产率的计算认为中国存在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悖论,即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比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要低。但是测算只是运用了求企业生产率的平均值的方法,这不能反映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整体状况。文章使用2005～2008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运用总量法和均值法分行业、分地区计算并比较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从而检验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的存在性。最后实证检验生产率与企业出口规模的相关性,结论显示生产率与企业出口是负相关的,这也是一种检验生产率悖论存在性的方法。     

生产率与中国企业国际化模式:来自微观企业的证据

本文从微观角度研究中国企业生产率及国际化模式选择是否符合新新贸易理论。在匹配《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与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基础上,借助一阶随机占优的Kolmogorov-Smirnov非参数检验,发现对外投资企业、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间的生产率关系并不完全符合新新贸易理论,出口企业存在"生产率悖论"。随后,本文基于多元Logit回归模型分析企业生产率对国际化模式选择的影响,全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企业生产率有效地促进了企业对外投资,但不利于企业出口,并进一步从出口密度视角为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悖论"问题进行解释及验证。     

产品质量与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本文基于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实证检验了产品质量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提高企业产品质量对我国出口企业加成率的提升具有重要影响;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的重点在于沿海地区的非国有企业,尤其是非垄断行业内的大量私营企业;在位企业产品质量的提高显著提升企业加成率,而新进企业和高出口倾向企业产品质量的提高则显著降低了企业加成率;产品质量通过产品价格和边际成本影响出口企业加成率。本文的结论对于理解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如何有效提升企业产品质量找到另一条识别路径——通过提高出口企业加成率惠及一个国家。     

中国出口企业凭什么拥有了较高的生产率?——来自江苏省的证据

已有的研究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企业拥有高生产率的原因归结为显著的"出口中学效应".中国出口企业的实际情况则更有可能是在提供了清晰产权激励后,通过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生产而获得较高的生产率.不仅如此,中国出口企业的"出口中学效应"还受其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的影响.基于此,本文首先针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提出了一个简要的理论分析框架,然后利用江苏省的微观企业数据进行验证,结论显示产权制度安排、市场规模、集聚效应和专业化分工对出口企业生产率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出口中学效应"中出口和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异质性生产率、货款回收与中国企业出口

采用2005-2008年东三省持续存在的8 932家企业面板数据,本文检验了生产率和货款回收因素在出口中的作用,发现出口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货款回收率都高于非出口企业,这说明该地区并不存在出口"生产率悖论;"高生产率和规避国内账款回收困难是企业出口的决定因素,通过对应收账款的内生性分析发现这一结果是稳健的;企业所有制性质、企业规模也会促进出口,而利润和企业成立年限对出口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提升企业效率、改善企业运行机制、健全社会信用制度是我国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中国纺织企业出口与生产率关系:基于上市公司 2001～2010年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采用中国纺织类上市公司2001～2010年数据,对新新贸易理论关于企业出口与生产率关系的两个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具有更高生产率,出口高参与度企业比低参与度企业具有更高生产率;(2)样本企业存在自选择,即生产率差异是决定企业是否参与出口的原因,且出口高参与度企业此关系更趋明显;(3)就所有样本企业而言,不存在"出口中学",但出口高参与度企业的单独检验显示存在此效应。本文认为,采用过去10～15年数据对中国企业的检验,除了已关注到的贸易方式、所有制等特殊问题外,企业特定贸易壁垒等因素也有待进一步考察。     

政府补贴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评估了政府补贴对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微观效应,在不同全要素生产率区间中存在着政府补贴的最优实施范围,适度额度的政府补贴显著促进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最优额度之外的补贴却抑制了企业的发展。     

银行业放松管制和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

利用银监会网站所提供的城市层面银行机构数据,探讨了银行业结构性改革中的银行管制放松对制造业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业放松管制会提高企业的出口概率及出口额,且这种作用在金融脆弱度越高的行业越明显;进一步拓展研究表明,银行业放松管制对高生产率企业、小规模企业、东西部地区企业的出口促进作用更强。银行业放松管制提高了银行的金融配置效率,推动了地方金融发展,有助于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企业出口发展。     

服务业自由化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服务是一系列生产活动的必要投入,服务业自由化将对下游制造业有重要影响。基于中国银行业和制造业2003-2009年的数据,本文实证分析服务业自由化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服务业自由化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影响,外资企业进入、服务业私有化和服务业竞争水平的提高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作用,外资企业进入与服务业私有化相比更能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双层股权结构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吗?——基于融资约束调节作用的研究视角

企业高质量发展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微观基础,全要素生产率是评价和计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指标,同时每个企业都会面临程度不一的融资约束,探讨不同融资约束条件下双层股权结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使用2010—2020年在美上市的中概股数据探究双层股权结构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及影响路径。研究发现：相比于单层股权结构企业,采用双层股权结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更高,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意味着企业发展质量高。在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然稳健。在高融资约束条件下,双层股权结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调节作用更强。     

贸易自由化、异质性企业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我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使用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大型面板数据,研究了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文将贸易自由化分为最终品进口关税的减免和中间投入品关税的减免,同时采用半参数估计方法测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以克服联立性和样本选择问题。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是两种效应的综合结果,即最终品进口关税的减免的"正向效应"和中间投入品关税的减免的"负向效应"。在区分企业出口状态、企业所有制类型和企业规模大小之后,研究结果显示,贸易自由化会对不同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不同的影响。在关税减免的情况下,非出口企业从贸易自由化中的受益要大于出口企业,私营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最大,其次是外资企业和港澳台资企业,而国有企业的生产率反而会降低。     

进口与企业技术进步:来自我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本文利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的匹配样本,探讨我国企业进口与技术进步的关系。结果显示:进口对企业技术进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体现在选择效应和学习效应两个方面,即更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企业,更有可能选择进口,剔除加工贸易企业之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通过倾向性匹配和平均效应分析,本文发现选择进口的企业相比没有进口的企业,其全要素生产率显著并持续提高;出口企业,特别是加工贸易企业通过进口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相比一般贸易企业而言要低,但是依然显著为正;本文结果在不同采样和指标度量模型中均显示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