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文基于2000～2017年我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选取索洛余值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检验财政分权体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从地区技术创新角度识别财政分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财政分权体制的不完善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一定的负向影响。影响机制分析表明,财政分权会制约地区技术创新,进而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一定负向影响。亟需转型的中国经济在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过程中,各地区应合理利用资源配置自主权,加大政府创新偏好力度,以更好地发挥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金融分权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

本文基于金融分权的内涵,分析金融分权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机制,并利用2003—2015年的上市公司数据,估算企业投资效率,实证检验金融分权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分权降低了企业投资效率,并主要体现为投资过度;财政分权加剧了金融分权对企业投资效率的负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金融分权对非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负效应较小。中介效应检验表明,金融分权通过影响企业银行信贷和代理成本来降低企业投资效率。本文的政策含义是：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降低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竞争性需求;完善地方政府官员考核机制,弱化地方政府参与金融竞争的激励;完善金融分权,既要求政府在保证金融市场稳定、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应向市场逐步分权,又要求清晰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自的监管权限,明确双方的救助责任。     

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效应测度及路径分析

推进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提升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已成为推动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利用2003—2020年中国制造业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随机前沿全赋能效应模型,运用反事实分析方法,分析数字经济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赋能效应及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的赋能效应,这种效应主要通过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三条路径实现,其中,通过技术进步赋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为主要作用路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合理化、高级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赋能效应较大,而赋能技术效率的效应相对较小;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着力发挥数字经济对技术进步赋能作用,使得数字经济深度赋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更为明显;数字经济对南方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赋能效应更为显著。为进一步提升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应大力推进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     

中国财政分权制度对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的影响分析

中国式财政分权具有经济权利下放而政治权利高度集中、收入分权度低而支出分权度高的特点,这些特征在负面导致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低下。首先对其影响机理进行理论分析;其次选取2000—2011年中国30个省份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对财政支出分权度、财政收入等因素对于政府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额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度对政府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额有显著的负效应,并且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负效应更为明显,总体上随时间推移政府环境治理积极性持续下降;最后在研究发现的基础上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财政分权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结构突变效应检验

本文利用1979~200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建立面板数据的门限效应模型,检验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的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结构突变效应。财政分权对低经济发展水平的省份起阻碍作用,对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的省份有一定的拉动作用,而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有着较强的拉动作用。因此,应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制定相应的财政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     

财政分权程度的经验规律——基于跨国数据的分析

针对财政分权的跨国数据,本文分析发现：各国分权程度差异较大;支出分权高于收入分权,地方政府承担了比真实收入更多的真实财政支出;不含社保的分权程度要高于含社保的分权程度,意味着社保部分更多归属于中央政府。基于多种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得到中央地方财政分权程度的经验标准。在相对宽松的条件下,一些国家落在了分权标准的基准线外。无论以哪种指标来衡量,中国的分权程度均高于上基准线。下一步改革应坚持中央政府主导地位,同步减小收入和支出的分权程度,将社保责任更多上收至中央政府。     

数字经济与财政分权：内在机制与实证检验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测算的2012—2018年省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采用时间和个体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中国数字经济对财政分权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强化财政分权,即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其机制在于数字经济发展分别通过扩大增值税规模、增加个人所得税规模和提升经济开放水平,从而强化财政分权。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财政分权的强化程度存在区域异质性,即东部地区强化程度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而西部地区不显著。     

最低工资与全要素生产率：机制讨论与经验证据

最低工资标准逐年上调导致企业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其对我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争议。将2012—2019年全国405个地级市最低工资标准数据和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匹配,从要素替代和技术替代效应两个视角探讨其内在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最低工资上调会降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最低工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挤出效应表现为国有企业和融资约束程度越高的企业挤出效应更强,中部地区的挤出效应强于东部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越高,企业越倾向于通过要素替代和技术替代来改变生产效率。研究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我国财政分权与地方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分税制改革后,我国各地方财政分权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本文研究发现,税收分权程度基本呈下降趋势,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分权程度明显高于经济发达地区;支出分权则呈分化趋势,经济发达地区的分权程度逐渐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分权程度却逐渐降低。地区间财政分权的这种差异可能对地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的影响。     

财政分权的地方财政稳固效应

本文利用1998—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过滤周期变动对财政收支的影响测度地方财政的稳固状况,同时根据中国实际分权状况,估计地方政府收支分权水平,并从收支分权与体制设计两个角度分析中国财政分权对地方财政稳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998—2012年,地方政府总体财政稳固性在下降,财政收支分权水平显著下降,且财政转移支付依赖度显著提高。其中,2002年的所得税改革对促进省级财政稳固具有正效应。因此,中国需要进一步完善分税制改革,提高省级政府的自有收入占比,明确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调整支出结构,转移完善转移支付机制并逐步减少中央转移支付,合理深化税制改革,促进地方财政稳固。     

我国财政分权与地方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分税制改革后,我国各地方财政分权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本文研究发现,税收分权程度基本呈下降趋势,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分权程度明显高于经济发达地区;支出分权则呈分化趋势,经济发达地区的分权程度逐渐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分权程度却逐渐降低。地区间财政分权的这种差异可能对地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的影响。     

数字经济、要素市场扭曲缓解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针对要素市场扭曲背景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动能的不足,构建省级层面的数字经济指标体系,利用2011～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经济的资源配置效应在缓解要素市场扭曲并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方面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结果证实：要素市场扭曲背景下,数字经济的资源配置效应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提升作用;数字经济主要通过缓解金融、人才、技术三类要素市场扭曲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大企业样本中,数字经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据此,应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关注要素市场发展,促进各类要素充分流动、重组和重构;根据企业高质量发展需求,柔性化创建组织情景体系。     

财政分权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有调节的中介和门槛效应检验

运用2004～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财政分权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有助于促进新型城镇化,且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调节效应检验发现,财政分权对新型城镇化促进效应受财政压力的制约,财政压力越小,财政分权对新型城镇化促进作用表现越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发现：“财政分权-民生支出-新型城镇化”路径有效,且财政压力在此路径中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门槛检验发现：以财政分权为门槛变量,财政分权达到一定程度后才能更好地发挥分权对新型城镇化的促进效应。据此,应进一步完善财政分权的具体实现方式,合理控制地方财政压力,完善财政等制度顶层设计。     

中国内资与外资的效率差异及收敛性分析

通过使用各省、自治区及直辖市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借助数据包络分析(DEA),本文测定了各个省份内外资的全要素生产率,结果显示各省份内资和外资的全要素生产率在1999～2007年间均呈现增长趋势,外资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高于内资工业;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差别不大,而西部地区与东、中部地区呈现较大的差距;外资通过由高至低的技术扩散和竞争效应对内资产生溢出效应,前者是外资溢出效应的主要渠道,而后一种渠道则在总体上显示了负面影响.     

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我国物流业与制造业联动研究

运用2004-2011年的面板数据,结合数据包络分析和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我国八大经济区物流业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及两者的关联度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除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经济区外,其他地区物流业全要素生产率明显低于制造业;技术进步是影响物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东部、南部和北部沿海经济区物流业与制造业联动水平较高,西南、长江中游和黄河中下游经济区次之,东北和大西北两业联动水平最差。     

服务贸易进口是否带来国外R&D溢出效应

本文运用90个国家1998~2007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不同要素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口的国外R&D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只有高强度的国内R&D投入才能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提升以及技术进步,不断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有助于强化这种作用;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口无助于进口国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不断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也难以改变这种状况;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口通过国外R&D溢出效应显著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提升以及技术进步。     

财政分权对三次产业影响的区域差异实证分析

由于"用脚投票"机制的存在,才促使地方政府注重设计自己辖区的税收和公共服务的组合,同时居民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自由的选择不同的地方政府,可以充分的在不同辖区间自由的流动,无论是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化还是人力、资本和技术等要素的流动都对地区的三次产业有着重要影响。本文通过设置财政分权、开放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三个计量指标,采用1997-2009年的省(直辖市,自治区)级面板数据,进行了财政分权、开放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对三次产业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财政分权、开放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对三次产业有着显著的影响且存在着区域差异,通过比较分析,提出了几点促进区域间产业合理化的建议。     

空间溢出效应与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基于轻工业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分析

为揭示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以轻工业为研究对象,利用中国轻工业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基于ＤＥＡ 的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数方法计算出省际轻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再运用空间回归模型偏微分方法衡量了各影响因素对轻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总空间溢出效应、区域间溢出效应和区域内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中国轻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和空间联动性。在影响因素中,信息化、外商直接投资和基础设施对轻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金融扶持、城镇化、对外需求和对内需求对轻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地方政府科技支出和教育支出如何影响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构建研发增长模型分析政府科技支出和教育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从理论上证明二者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之后利用中国284个城市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1)地方政府科技支出和教育支出能够促进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在支出后的第3期才会有所表现。(2)地方政府科技支出主要通过增加科技知识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且作用渠道为促进技术进步,而教育支出主要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且作用渠道为提高技术效率。(3)地方政府科技支出和教育支出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存在双门槛效应,当全要素生产率介于0.916 2和1.083 4之间时,地方政府科技支出能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但效果并不明显,而全要素生产率上升至1.083 4时,提升作用将发生跳跃式上升;教育支出具有相似的门槛效应特征,相应的门槛值分别为0.931 7和1.232 0。(4)地方政府科技支出发挥作用需要一定的教育支出规模作为基础,当教育支出规模高于178 599.295 0万元时,科技支出才会表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中国式金融分权何以加剧经济“脱实向虚”?——基于实体企业金融化的视角

经济权力结构变革对微观企业行为具有不容忽视的引导效应。基于中国金融发展和管理逐步由中央集权向地方分权化的典型事实,根据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年度数据,实证检验中国式金融分权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式金融分权显著促进实体企业金融化。机制和异质性检验表明,金融分权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增加企业代理成本加剧实体企业金融化;金融分权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促进作用在高管持股比例和地区法制水平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激励对金融分权加剧企业金融化起到了促进作用。鉴于此,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偏向,未来需进一步规范金融分权,优化地方政府激励机制,以确保金融分权的科学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