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经济发展与区域差异——基于中国省域数据的耦合实证分析

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基于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分析,发现2001—2011年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保持着良性互动,两者的关系从磨合阶段逐渐趋向协调适应。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水平的区域差异明显,经济发展水平高的省份,其社会保障水平也相对较高,但西部地区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一定的不匹配性,尽管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社会保障水平较高。从协调等级看,优质、良好协调和严重失调的省份较少,多数省份属于协调发展的中间类型,并且东部地区协调度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     

社会保障、经济发展与区域差异——基于中国省域数据的耦合实证分析简

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基于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分析,发现2001—2011年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保持着良性互动,两者的关系从磨合阶段逐渐趋向协调适应。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水平的区域差异明显,经济发展水平高的省份,其社会保障水平也相对较高,但西部地区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一定的不匹配性,尽管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社会保障水平较高。从协调等级看,优质、良好协调和严重失调的省份较少,多数省份属于协调发展的中间类型,并且东部地区协调度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     

中国城市化与服务业的协调发展研究

城市化与服务业存在密切关系,通过构建两者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1-2009年中国各地区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协调程度进行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地区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水平都在不断提高,但地区差异较大,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扩大;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水平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从协调度来看,各地区耦合协调度不断提高,优质协调的省份和严重失调的省份都较少,轻度失调和基本协调的省份较多;从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来看,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     

我国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

以我国31个省份作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熵权法、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索性和空间回归模型等方法,研究了2005、2010和2015年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时空差异变化。研究表明:(1)我国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综合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并且,东部、东北部、中部和西部四大经济地区也符合此整体趋势;相比之下,在我国一二三产业中,工业的发展水平最高,农业次之,第三产业最低。(2)从整体来看,虽然我国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处于拮抗期且耦合协调度不高,但其大致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处于勉强协调类型的省份数量由原来的北京、天津、上海3个省份增加至9个省份。(3)就空间角度而言,我国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明显的空间非均衡性,呈"东高—西低"格局,即东部沿海省份和东北地区的辽宁省耦合协调度较高,中部省份次之,而西部省份的耦合协调度最低且处于濒临失调状态。(4)从空间关联性来看,我国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具有正相关性,并且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HH型主要集聚在东部环渤海地区和长三角地区。     

中国数字技术创新与数字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研究

伴随中国创新投入的持续提升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数字技术创新与数字经济发展是否协调不但影响创新体系运行，也会影响数字中国建设进程。基于此，在构建数字技术创新与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Moran指数探究2015—2020年中国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及其空间相关性。研究发现：(1)中国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发展呈良好上升态势，但两者综合指数较低，且数字技术创新滞后于数字经济发展；(2)从耦合协调特征看，中国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发展总体耦合协调度呈波动性上升趋势，但仍处于濒临失调阶段，其中东部地区耦合协调水平发展至勉强协调阶段，中部地区为濒临失调，东北和西部地区则表现为轻度失调；(3)中国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空间相关性，且呈现出明显的地理空间非均衡性，东部沿海地区形成高耦合协调度集聚区，东北及西部地区则属于低值集聚区。研究结论可为指导相似地区促进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协调发展以及落实数字中国战略提供决策参考。     

时空演化视角下我国西部地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通过构建西部地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四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09—2019年我国西部地区子系统发展指数及系统耦合协调度,借助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模型与ArcGIS软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探讨协调度情况。研究发现:我国西部地区人口、环境与经济发展指数稳定提升,资源发展指数有较大波动。耦合协调水平不断优化,从2009年部分地区濒临失调衰退,到2019年多数地区达到初级与中级耦合协调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于其他子系统发展是制约其协调度提升的主要因素。全局Moran’s I体现出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度存在正向的空间相关性,具有"俱乐部趋同"特征,高—高集聚主要位于陕西、四川与云南一带,低—低集聚位于甘肃、宁夏、新疆和青海地区。基于上述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系统协调发展分析

通过建立基础设施系统与经济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以及协调度模型,计算并评价了我国各省市经济系统与基础设施系统的协调性.研究显示:宏观格局上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格局与我国经济空间差异格局基本相似,表现出明显的从东部到中西部地区的递减差异,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各省市基础设施综合发展水平与区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等级相关关系;将各省市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协调划分为优质协调、良好协调、基本协调、轻度失调、中度失调及严重失调六种类型.     

我国制造业与物流业系统协调发展水平研究

文章从系统科学的视角构建了我国制造业与物流业协调发展结构,运用变异系数法计算了制造业综合发展水平和物流业综合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测算了我国制造业与物流业系统的协调水平。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与物流业综合发展水平较低且不均衡;制造业与物流业系统处于低水平协调状态,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中部地区最高,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进一步研究表明制造业与物流业系统协调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很强的相关性,这一结论对于提升产业竞争力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演变及其地区差异分析

为定量探索各省区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演变规律,运用面板数据对1996年以来各省区经济--环境协调度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①协调度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线过程,但总体上大幅提高,全国平均水平由0.399上升到0.617,经济-环境协凋发展历程受经济发展影响较大;②协调度在地域格局上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依次递减的趋势,并且三大地区之间的差距在扩大;③经济是促进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其贡献接近于环境对协调发展贡献的2倍,在经济系统内部,经济发展因素的贡献义要大于经济存量因素;④协调发展的所有障碍性因素均来自环境系统,但是制约作用并不明显;⑤经济-环境协调度与塞尔指数的变动呈较为明显的负相关性.即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程度越高,地区差异性越小;⑥经济-环境协调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主要表现在地带间的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度为62.6%,而三大地带内部各省份的建设水平相对均衡.     

中国碳减排整体成熟度及区域差异比较研究北大核心

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和距离协调度模型,选取产值碳排放强度、能耗碳排放强度和产值能耗强度指标作为碳排放成熟度的基础测算指标,构建了碳减排发展度、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指数。基于中国30个省份2000—2019年的数据,从分省份和整体两方面对中国碳减排成熟度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表明:各省份碳减排三个相对指数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区域整体水平普遍高于东北部、中部和西部区域,西部区域碳减排相对指数平均水平较低,各省份相对发展度指数普遍高于相对协调度指数。中国碳减排整体发展度指数水平高于协调度水平和协调发展度水平,协调度指数对协调发展度指数具有较大影响力,整体协调发展度水平提升主要受制于产值能耗强度和能耗碳排放强度协调水平。针对研究结果,应优化区域经济结构,缩小区域经济差异;依靠技术创新驱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推进低碳能源高效替代。     

省级社会保障公共支出分类比较研究

中国省级社会保障公共支出存在着类型化的可能。通过选取"社会保障公共支出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力量"三个变量作为分类框架和指标,利用2005—2008年度截面数据测算,可以将各省份区分为东中西三大类型区域。统计分析发现,这三类区域不仅在省级社会保障公共支出相对比重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而且各区域也形成了不同的社会保障发展机制。     

我国省域科技活动效率的实证分析——基于引入理想点的DEA模型

提出运用理想点法评价DEA有效的决策单元的方法,对2007—2008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科技活动效率进行了分析并排序。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省份的规模效率排名比较靠前,而中、西部地区省份的纯技术效率排名比较靠前;中、西部地区省份科技活动的人力投入更多,当地有限的经济水平使得地区提供给高技术产业的财力和物力支持相对较少;东部地区省份的经济水平较高,对科技活动的经费和资源支持力度更大;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开展科技活动的路径依赖不同,中、西部地区比较偏重基础性的研发工作,而东部地区则更重视专利和技术成果转让。     

我国区域科普非均衡发展的实证分析及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的是非均衡经济发展战略,从而导致东部科学技术普及与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通过分析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之间以及各省（区、市）之间科普的非均衡发展现状,指出区域科普发展水平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同时,探讨了科学技术普及与经济发展的互动机制,最后提出了促进我国区域科学技术普及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我国省域低碳生态城市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基于因子分析

从低碳、生态的视角出发,构建了包括经济社会生态、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生态、人文宜居生态四维目标的低碳生态城市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因子分析法,测算并比较了2009年、2010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低碳生态城市发展水平。结果表明:2009—2010年期间,各省市的总排名及各主因子得分排名的变动原因不同;总体来看,东部地区省份的低碳生态城市发展水平较高,其中北京、上海的排名始终在前2位;中、西部地区省区的发展水平偏低。     

区域科技投入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

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方法评价了2001年～2009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西藏除外)科技投入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水平,并通过面板数据就科技投入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科技投入水平上,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差距呈现扩大趋势;在人均经济社会总量和环境水平上,科技投入对西部地区影响最大;在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水平上,科技投入对东部地区影响最大。     

新时代科技创新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基于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构建指标体系并实证分析2008—2017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及空间相关性,选取3种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各创新指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值为0.322,中西部地区明显偏低,经济创新发展和经济开放发展指数不高是其主要原因。中国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正相关性显著;②全国两阶段创新势力均明显偏低,东部地区省份两阶段创新指数、创新势力和创新效率值均处于全国较优水平,而中西部省份至少在某一阶段绩效损失显著;③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与科技研发阶段创新指数呈U型曲线关系,成果转化阶段创新势力有利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政府支持在成果转化阶段创新指数促进高质量发展中的正向调节效应显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分析

在阐述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涵义的基础上，引用了协调度概念，建立了工业化综合水平指数与城市化综合水平指数之间协调度模型，并对1978年以来的中国区域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布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①从时间上看，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基本经历了两个明显的阶段，即1978-1991年是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不协调发展时期，而1992-2001年是基本协调发展时期；②从空间上看，我国区域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明显存在着地带性差异：东部地区的大部分省区协调发展程度较高，中西部除了少数省区协调发展程度较高外，其它大部分省区的协调发展都较低；③我国省区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地区分布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空间对应关系，即经济发展水平高的省区的协调发展程度相对较高，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省区协调发展相对较低。     

我国区域包容性绿色增长测度与差异研究

包容性绿色增长是一种追求经济增长、社会公平、民生福利、成果共享、节能环保,以及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方式。基于2001-2014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从经济增长、社会公平、民生福利、绿色生产消费和生态环境保护维度构建了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标体系,并运用熵权法测算了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明显领先,地区间呈现东部>东北部>西部>中部的阶梯型分布;发达省域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总体领先,传统经济弱省总体落后,青海和内蒙古等少数西部欠发达省域崛起,河南、河北等少数经济强省排名垫底,省域间非均衡发展问题突出;绝大多数中西部省域包容性绿色增长呈现改善趋势,山西、河北等部分省域裹足不前,北京、天津和上海出现倒退迹象。     

基于两阶段混合网络结构SBM模型的中国省域绿色发展效率研究

一个省域的绿色发展即要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将社会因素考虑在内,文章将省域绿色发展效率评价系统分成两阶段、三系统的复杂网络结构,又将追求效益阶段分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并行子系统,并与环境污染治理阶段串行,构建两阶段混合网络结构SBM模型,评价了中国29个省域2007—2016年的绿色发展效率。研究得出:多数省域的绿色发展效率偏低,但近年来呈现波动式上升趋势;东部地区的平均绿色发展效率高于中部、西部以及全国平均水平;上海、山东、广东、天津等为绿色发展效率较高地区,而西部地区的绿色发展效率急需提高;通过松弛变量确定投入产出冗余度和不足度,找到与理想状态下的差距。最后,为了省域更好地实现绿色发展转型提出相关建议。